唐宋时期铜镜之变化

◇瑞兽葡萄镜

唐代经济繁荣，手工业发达，这一时期的铜镜质量上乘，纹饰丰富，铜镜艺术发展到达了新的阶段。到了宋代，铜镜装饰发生了重要变化，胎质粗糙，镜体轻薄，题材集中且变化不大，还有相当多的素面铜镜。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唐代是铜镜发展的高峰时期，宋代则是铜镜的衰落时期。

这种看似的衰落是社会变化的反映，与唐宋都城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变化一样，由过去的等级社会逐渐走向世俗化、平民化的市民社会。人们生产和使用铜镜的观念也在发生重大的转变，逐步商品化、世俗化。

唐代重视铜镜装饰和美化

唐代铜镜纹饰精美，题材多样，色泽亮丽，有极强的装饰和美化效果。尤其是盛唐时期，更为富丽堂皇，美轮美奂，到了中晚唐，受社会动荡的影响，装饰效果逐渐减弱。

唐代的铜镜大体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不同时期铜镜的装饰纹样各有千秋，但都以半浮雕的方式表现图案，纹饰布满镜背，丰腴饱满，配上优良的铜质所表现的银白色泽，显得雍容华贵，异常精美。初唐时期，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葡萄镜、瑞兽镜。铜镜布局延续了汉代及魏晋时期的风格，分区配置，布局严谨，吸收了同时期石窟、丝织品、绘画、金银器等装饰纹样的风格，开创了唐代铜镜的新内涵。随着国力的鼎盛，东西贸易和文化交流不断加深，铜镜艺术在本土思想观念和审美观点基础上亦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因素，呈现浓郁的“盛唐气象”。除瑞兽葡萄镜最流行外，鸾鸟瑞兽镜、雀绕花枝镜、双鸾镜、盘龙镜、飞仙镜、弦纹镜等镜类相继出现，金银器上的特殊工艺也运用在铜镜装饰上，出现银壳金花镜、金壳镜，使异彩纷呈的铜镜更加富丽堂皇。中唐时期社会矛盾激化，安史之乱又给了大唐以沉重的打击。一方面盛唐时期铜镜的奢华风尚继续流行，金银平脱镜、螺钿镜等特殊工艺铜镜在社会上层继续发展；另一方面，战火的离乱使黎民苍生祈求平安，渴望安定，花草等植物纹饰变得简单朴素，高士镜、月宫人物镜成为这一动乱时期人们的新宠。到了晚唐，政治黑暗，佛道流行，道教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也影响着普通民众的生活，万字镜、八卦镜、道符镜等反映意识形态内容的铜镜逐渐流行。镜体也变得较为轻薄，形制以圆形为主，装饰艺术日趋衰弱。

◇双鸾镜

◇盘龙镜

◇银壳金花镜

唐末五代，战乱纷争，大唐盛世一去不复返，人们使用和生产铜镜的观念随着社会的变革发生转变，铜镜的装饰效果弱化，使用功能逐渐成为关注重点。

◇螺钿镜

宋代铜镜商业化、世俗化发展

到了宋代，铜镜装饰内容大变，呈现与唐代迥异的风格。唐代大量代表身份和地位的金背银背镜、螺钿镜等特殊工艺铜镜完全消失不见，铜镜的豪华与否不再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铜镜的制作工艺、装饰题材、表现手法也不再是人们的关注重点。铜镜的使用功能成为首要需求，艺术功能下降，成为一种世俗化、平民化实用器物。

与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相适应，铜镜铸造和流通商品化、市场化，行业竞争激烈，多个铸镜中心出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经济和文化，以及大众的生产活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

1.装饰内容世俗化

◇万字镜

素面铜镜大量出现，纹饰铜镜种类不多，铜镜质量由厚重精美到轻薄粗糙。一些素面镜在镜背铸出吉祥用语或诗词，更多的铜镜在镜背上铸出铜镜生产商家的地址、姓名，甚至是铜镜的价格，并用双线或单线方框框起，这是宋代铜镜最突出的特色之一，尤其以“湖州石家”铭铜镜为最。纹饰铜镜除了延续唐末五代的八卦镜，还有缠枝花草镜、花鸟镜、人物故事镜、船舶镜等。缠枝花草镜在北宋晚期、南宋初年比较流行，没有了唐代铜镜的丰满艳丽，变得纤细清新。花鸟镜更多的是以减地浅浮雕的形式表现相对飞舞的双凤或双鸾，形成类似剪纸的风格。随着对外贸易的加强，海上贸易繁荣发展，铸有“煌丕昌天”铭文的船舶镜出现并流行，宣扬国运昌盛、天下安定。经济发展之下，人们祈求富裕、向往金钱的思想影响了铜镜的装饰艺术，连绵不断的钱纹成为镜背装饰纹样之一。市井故事、传奇小说、志怪故事也在铜镜上有较多反映，出现了较多人物故事铜镜。

◇缠枝花草镜

◇船舶镜

铜镜的形式变得多种多样。亚字形、长方形、鸡心形、盾形、钟形、鼎形、瓶形等形制多样，还有的铜镜带有支架和活动的支脚，使用时，铜镜能够斜立桌面，解放双手，便于梳妆。但纹饰内容显得单调无味。唐宋之前，中国境内流行的是圆板具钮铜镜，基本不见有柄铜镜，到了南宋中晚期涌现了大量的有柄铜镜。这类铜镜镜面直径不大，铸造时带有较长的镜柄，镜面有圆形、八出葵花形、八出菱花形、十二出葵花形等，镜柄有长条形、花瓶状等。使用时手持镜柄，对镜梳妆，使用完毕还有专门的镜盒盛放铜镜，以防止铜镜氧化，与圆形铜镜相比并没有使用身份的差别，日常使用更加方便。

可见，宋代铜镜的装饰内容和形制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更为贴近，主体内容反映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装饰内容趋向世俗化。

2.铸造和经营商业化

◇钱纹镜

◇长的镜柄

两宋时期，经济飞速发展，然而繁荣发展的商品经济却面临着“钱荒”的现实问题，政府不断采取禁铜的措施，加强钱币及铸造原料的管理，铜禁的诏令屡次下达，并对隐匿、私铸铜器者施以严厉的惩罚。湖州铸鉴局、湖州照子局、婺州官铸造监此类官营作坊相继成立，控制铜镜的生产与流通，“湖州铸鉴局乾道四年（1168年）炼铜照子官（押）”“湖州照子局官□□”“婺州官铸造监”等铭文的铜镜正是这一现象的写照。铜禁诏令对铜镜铸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在政策许可的范围之内，铜镜的铸造和生产流通是被许可的。从发现的镜铭“湖州铸鉴局乾道八年铸炼铜监伟，石家”“湖州铸鉴局乾道七年铸铜监（押）铸造工匠石八乙”来看，湖州铸鉴局的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严格的官营铜镜变为较为松散的官民协作，即官府提供原料，支付工钱，石家铸造铜镜，按时交货，湖州铸鉴局与石家合作铸镜。

铜镜铸造和经营在商业化的大环境下，私人铸镜发达，竞争异常激烈，仅湖州一地已知的就有石家、薛家、陆家、方家、李家、徐家等铸镜商号，为了宣传自己的产品，与别家产品相区别，铜镜商家纷纷在自家生产的铜镜上铸下自己的名号商标，出现“湖州石家炼铜照子”“湖州薛晋侯造”“湖州薛晋侯自造”“湖州薛敬泉”“湖州陆家炼”“湖州李家真炼铜照子记”“湖州徐家”“婺州承父李□二郎炼铜照子”等铭文铜镜。特别是湖州石家，已经形成了一个铸镜世家，技术传承有序，规模化经营。有“湖州祖业真石家炼铜镜”“湖州石十五郎男四十郎炼铜照子”“湖州石念二叔男十八郎照子”“湖州承父石家十二郎照子”，还有石家“六叔”“念二叔”“三十郎”“念四郎”“念五郎”“念十五郎”等经营者。湖州石家铜镜的产业链也延伸到了外地，不仅在湖州当地盛销，还远销到了其他地区。九江市博物馆藏有一面“建康府石家念二叔”铭葵花形镜，诸暨县文管会藏有“杭州真石大叔青铜照子”铭铜镜，说明石家不仅在湖州有商号，在建康、杭州也有商铺。即使在湖州石家这个铜镜世家，商业宣传也十分明显，经营者分别标出自己铜镜的生产者姓名，“湖州真正石家无比炼铜照子”“湖州真石家念二叔店照子”“湖州石念二郎真青铜照子”“湖州石四郎造铜镜”“湖州石十五郎真炼铜照子”“湖州石十郎家无比炼铜照子”，以宣扬名号，扩大影响。为了便于买家购买，还有些铜镜明确标明自己商铺所在地，例如“杭州钟家清铜照子今在越州清道桥下岸向西开张”“湖州仪凤桥南石三郎青铜镜，门前银牌为号”“湖州仪凤桥相对阻石家”等，并且明码标价，“湖州真正石家铜镜子；炼铜照子每两六十文”“湖州石家无比炼铜每两一百纹”“湖州真石三十郎家照子；无比炼铜每两一百文”，方便购买者货比三家，购买质优价廉的铜镜。同时，为了标榜自己的冶炼技术强，铜镜质量好，吸引更多的主顾，铜镜上还出现“真炼白铜照子”“无比炼铜”“真炼铜”的宣传字样。

3.行业竞争激烈，假冒伪劣铜镜大量出现

◇杭州钟家清铜照子

铜矿原料的不足，迫使宋代的铜镜不再像唐代那样厚重精美，行业间的竞争又加剧了铜镜价格的竞争，在确保使用质量的情况下，竞相压低成本，扩大竞争。官方与私营手工业者之间的竞争、私营手工业者之间的竞争、铜镜家族内部的竞争，导致了宋代铜镜的轻薄粗糙，就连镜钮也变得低矮小巧。南宋嘉泰《吴新志》载：“官禁铜，镜渐难得，工价廉，器亦不迨昔。”现代科技手段对铜镜合金成分分析发现，汉唐时期铜镜成分主要为铜、锡、铅合金，宋代以后铜镜少数承袭汉唐旧制，大多数含锡量降低，含铅、锌、铜量明显升高，也证实了这一现象。石家生产的铜镜质量上乘，又有官方背景，因而拥有大量的消费者，其他铸镜者仿制石家铜镜，以次充好，借助石家的名声，以期牟利。为了杜绝这种现象，帮助消费者识别真假，湖州石家铸造的铜镜上出现了大量的“真”“真正”铭文，以标榜正宗。假冒伪劣铜镜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明代，甚至出现了“仿制李家镜，不如猪狗”“假充李镜，真乃猪狗”之类的诅咒语言。

4.铸镜重心南移及多个铸镜中心的出现

◇“湖州石三十郎真炼铜照子”

两宋时期手工业和商业蓬勃发展，工商业在城市中的职能上升，北宋的都城汴京、南宋的都城临安以及扬州、成都、镇江、建康等众多城市因商品经济发达而成为著名的商业城市，繁华无比。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新的铸镜中心。从出土铜镜铭文来看，浙江省有湖州镜、婺州镜、明州镜、秀州镜、杭州镜，江苏省有真州镜、建康镜、苏州镜、常州镜、江宁府镜，江西省有吉州镜、袁州镜、抚州镜、饶州镜，四川省有成都镜，陕西省有长安镜，湖南省有潭州镜，山西省有河中府镜。“湖州石家”“湖州薛家”“湖州陆家”“湖州方家”“苏州缪家”“饶州叶家”“建康府茆家”“成都龚家”“杭州石家”“杭州钟家”“越州徐家”“越州戴家”“婺州李家”“临安王家”“常州杨家”等镜铭说明当时上述地区的铜镜铸造业相当发达，各个地区都有著名的铜镜生产世家。其中湖州镜是持续时间最长、流行范围最广的镜种。湖州铜镜北宋中期就开始铸造，北宋晚期以后更为流行。从考古发现看，浙江、四川、江苏、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以及北方的陕西、内蒙古、北京都有发现。湖州铜镜还远销到日本，日本平安到镰仓时代的经冢、高山祭祀遗址共发现85面湖州铜镜，其中83面是石家铭文铜镜，可见湖州镜销售范围之广，外销数量之多。

铜镜的生产需要铜矿资源的支撑，南方地区优质的铜矿资源为铜镜的生产提供了保障，市场的需求又加大了对铜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铸镜重心南移、多个铸镜中心的出现，后者又促进了前者的繁荣和发展，铜镜市场变化正是这种社会变化的反映和体现。

结语

唐宋时期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唐宋城市经济发展与城市空间布局的变革。正像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那样，各行各业的商铺临街而立，购买者各取所需，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开放格局的影响之下不断发展变化，世俗化、商品化的观念增强，影响着大众的日常生活。作为日常生活最常见的铜镜，在城市经济大发展中，其消费受世俗化的观念影响，它的生产铸造、装饰风格以及销售使用也完成了世俗化的过程。这并不是铜镜技术的衰落，而是铜镜普及化中，官府控制逐渐减弱。铜镜作为普遍的日常用品，宋人对铜镜的追求更在乎照容的效果，力求简单实用，不把铜镜看作社会等级与地位的象征。

宋代铜镜并不能看作是铜镜发展史上的衰落期，只是装饰纹样更多地与世俗的社会生活相呼应，表面的衰落是大家竞相竞争，压低成本的结果，而其实用功能更受追捧，变得更加平民化、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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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寻根》 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