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已出土资料、馆藏资料结合文献资料,以战国时期楚系铜镜为研究对象,运用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法,将战国楚系铜镜分为素镜、纯地纹镜、主题纹饰镜、特殊工艺镜四大类,其中素镜包括纯素镜、弦纹素镜两种型式;纯地纹镜包括羽状地纹镜和云雷地纹镜两种型式:主题纹饰镜包拓山字纹镜、花叶纹镜、菱纹镜、禽兽纹镜、蟠螭纹镜、连弧紋镜等六种型式。特殊工艺镜包括透雕镜、彩绘镜、彩绘透雕镜三种型式。
在此基础上,以战国时期楚国墓葬和典型出土器物为标准,将战国楚系铜镜分为三期: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战国中期、战国晚期到秦汉初期。按照铜镜本身的形状变化可知,贯穿三期的有素镜类、山字纹镜类、花叶纹类、彩绘镜;从第二期以后开始产生和发展的有羽状地纹镜类、云雷纹镜类、菱纹镜类、禽兽镜类、透雕镜等;第三期开始发展的有蟠螭纹镜类和连弧纹镜类。通过研究战国时期楚国疆域的变化,以及楚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将战国楚系铜镜按类别分别划出其流行分布区域,从中可以看出素镜在楚国全境内都有发現:纯地紋镜类在湖南、湖北、安徽地区有出土;主题纹饰镜类如山字纹镜类蟠螭纹镜类镜多以湖南、湖北、安徽地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在河南南部、江苏、浙江、四川、广东、广西等地区。
在铜镜使用者身份的分析研究中,从四大类铜镜的出土墓葬的葬制中分析随葬铜镜的主人身份,并提出铜镜的纹饰复杂程度是否与墓主人身份相关这一问题,在各种样本的实证下,能够得知如山字纹镜类在早期是士阶级使用,到了中期逐渐平民化这一特点。进而得出铜镜纹饰的复杂程度根据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铜镜的使用逐渐普遍化、平民化这一结论。
最后说明铜镜的制作工艺中主要是制范与铸纹这两种工艺,接着结合中外学者对铜镜的构成成分分析说明铜镜冶炼成分的大致比例为7:2:1,用来证明《考工记》对铜镜成分“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的认知错误。
笔者以期通过以上研究,将战国楚系铜镜中未系统研究的部分完整化,从铜镜本身出发到时间再到空间,多角度、立体化地呈现出战国时期楚系铜镜的发展盛况。
关健词:楚系,铜镜形制,文化关系,制作二艺,冶炼成分
绪 论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对象
一般认为楚文化是指楚地、楚人(楚民族)所创造的、具有独特风格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但具体来说,所有受到楚文化影响,具有楚文化中某些基本特征的文化都应划入楚文化的范围。战国楚系镜不同于楚式镜。楚式镜包括春秋战国时代流行于楚国的铜镜,同时也包括楚国之外以及楚灭国之后仍在流行的、具有楚国风格的铜镜。首先,本文将楚系镜做一个时间界定,同时将战国时期的楚式镜也纳入到研究中去。但归根结底,战国楚系铜镜研究的范围要比楚国铜镜的研究范围广,也就是那些在文化、地域上曾经不属于楚国,但其国临近楚文化地区或者因战争附属于楚国,在这范围之内所出土的铜镜都应纳入到战国楚系铜镜研究之列。过去国内外许多学者就中国古代铜镜做了许多研究,建国以后到现在，随着楚镜的大量出上:国内外学者渐将楚镜作为一个系统的铜镜体系,加以编排整理。
二、研究现状
(一)铜镜的著录研究
我国早在北宋时期就有关于铜镜的研究著录。在《宣和博古图》中就收录数面战国铜镜。清代《西清古鉴》、梁廷枏的《滕花庭镜谱》以及罗振玉的《古镜图录》还有福开森《历代著录吉金目》也收录了不少铜镜,这些书中虽然都收录了战国镜,可是作者并没有将战国镜作为一个体系整理出来
民国初,大量战国镜流入国外,国外者研究并赋予战国镜各种各样的名称。如“淮式镜”、“楚式镜”等等。日本学者梅原末治在《汉以前古镜的研书中,著录“所谓秦式镜”一百四十余面。作者用“所谓”二字,表明对这个名称持保留意见。高去寻在《评汉以前的古镜之研究并论“淮式”之时代问题》。一文中简述了这些名称的来历和经过,并基本认同梅原末治的断代,但对我国铜镜的源流问题还是持保留意见。富冈谦藏的《古镜的研究》“开始了秦以前铜镜的研究,并认为蟠螭纹镜源于先秦。梁上椿《岩窟藏镜》“将“先汉式镜”进行了分类,因为大多都是收藏品并没有共出物作为参考,未免有些遗憾,但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材料。
1926年,加尔贝克将在安徽地区收集的大量楚汉铜镜作为研究对象,发表《中国古铜镜杂记》一文,文中把淮河流域出土的铜镜称为楚国镜。
1984年,孔祥星、刘一曼先生在《中国古代铜镜》一书中,将战国镜分为13类。将各个时期战国铜镜的特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合性研究,该著作直到现在也是我们研究铜镜的重要参考资料。1992年,二位先生又撰写《中国铜镜图典》,补充各个时期铜镜的类型,增加铜镜影像的资料,同时也收录了许多新出版的资料,简明扼要地向读者介绍了不同时期铜镜的种类和特点。王纲怀《三槐堂藏镜》ˉ将自己所藏铜镜进行研究得出结论,但书中关于战国铜镜的研究过少,而H收藏品的分期断代也不明确,是为此书的一个弊端
此外,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6卷·铜镜录29面战国时期铜镜,其中楚镜的比例占多数
除以上关于铜镜的综合性著录外,各地区博物馆,文物局等也做了许多关于铜镜的著录研究。陈佩芬先生编者的《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一书中,收录了21面战国铜镜。认为:同其他地区比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战国中期的铜镜,已有大量发现,并且战国晚期的铜镜的发现也相当普遍了,表明楚国的铜镜在当时是一种流行风尚。战国时期,安徽省六安市全境均为楚国管辖,在安徽省文物考古所、六安市文物局编的《六安出土铜镜》中共收录战国时期楚国铜镜40余面;由周世荣先生编写的《铜镜图案:湖南出土历代铜镜》收录了21面战国铜镜,但除此之外不乏有与战国镜相近的秦汉之际的铜镜;湖南省博物馆編的《湖南出土铜镜图录》中,将楚镜分为了十一种类型;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在《广西出土铜镜》中收录了本区采集的3面战国铜镜;洛阳博物馆在《洛阳出土铜镜》中收录了本区采集的3面战国铜镜;郭玉海的《故宫窥镜》也收录了23面战国镜,其中半数以上是楚镜:在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共同编著的《四川出土铜镜》中记录了四川省博物馆馆藏的4面战国铜镜:程露在《安徽博物院藏战国铜镜》一文中介绍了数面战国中晚期楚镜;沈齐梅《高安博物馆藏历代铜镜赏析》收录一面战国连弧纹铜镜;《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中也著录一件战国时期的蟠螭纹镜;《陕西出土铜镜》也收录了几面自汉墓出土的楚系铜镜;《浙江出土铜镜选集》中也有几面出自汉墓的楚系蟠螭纹镜。
(二)战国镜的研究论文
除开前面的著录式研究,有些学者按铜镜的类型从形制、分期、分区等方面进行对铜镜较为系统的研究
1963年,王仲殊在《论战国及其前后的素镜》一文中,对这一时期的素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将素镜分为四式。
1982年,雷从云在《楚式镜的类型与分期》一文中将楚镜按照地纹分类再按主纹分式。进而从共出陶礼器以及铜镜形制变化,将楚镜分为三期。1984年,杜迺松在《战国铜镜初探》一文中从铜镜的渊源、形式划分、分期、分区等方面,进行初步研究。
1991年,高至喜在【论楚镜》中将楚镜分为素镜、铸纹镜、彩绘镜三种并分为6型22式。从铜镜的出土地、年代、铸造和使用收藏等对楚镜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并就羽状纹、蟠螭纹以及秦镜与楚镜三方面问题做进一步探讨。1996年,邓秋玲在《论楚国菱形纹铜镜》一文中,将菱纹镜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虽然其中有些观点还需要推敲,但在单一类型铜镜研究中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标榜作用。2003年,她在《论山字纹铜镜的年代与分期》一文中,就山字纹镜的类型比对出土墓葬,进而探讨其年代与分期。此外,在2010年她在《长沙出土战国连弧纹铜镜研究》一文中,对纹饰的把握也很值得参考
1998年,熊建华在《楚镜三论》一文中,提出有些素镜是彩绘镜这一设想,发人深思。还有提出铜镜上的“组带纹”这一较为新颖的观点。
（三）近年来各地区战国楚系铜镜的出土情况
楚系铜镜在春秋晚期开始发展,自战国起南方楚系铜镜的出土量远超北方,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同时也改变了铜镜的分布格局。
湖南地区。该地区铜镜种类最全的就是《长沙楚墓》一书中所记录的485件铜镜,共出自481座墓,现存268件,其数量、研究数据之多,为许多学者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材料。在《益阳楚墓》中记录镜十五件分九式,其中多数为羽状地纹镜,表现出了当时益阳地区的铸镜风格。在《长沙市茅亭子楚慕的发掘》中记录该墓出土一件方形素镜(残)。《湖南常德县黄土山楚慕发据报告》中记录该墓出土云锦纹地八叶四山纹镜一作。马代忠在《湖南长沙三公里楚墓发掘简报》中记录该墓出土一件透雕蟠螭纹镜。《湖南韶山灌区湘乡东周墓清理简报》中记录该墓出土四山镜、羽状地纹镜、蟠螭纹镜各一面。
湖北地区。湖北地区早期墓葬的出土铜镜都为素镜。比如王明钦、张万高等人《湖北荆州八岭山冯家冢楚墓2011-2012年发掘简报》中记录该墓出土一件素镜;《荆州蹊峨山楚墓2010年发掘简报》中记录该墓出土一件方镜(桥形钮),素面;田勇、赵晓斌在《湖北荆州院墙湾一号楚墓》中记录该墓出土一面素镜。王仁湘、程欣人、郭德维等人在《湖北宜城楚皇城战国秦汉墓》一文中记录该墓出土一件方形素镜(小细长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江陵望山沙冢楚墓中记录该墓共出土四件铜镜。王传富、汤学锋在《刹门郭店一号楚墓》中记录该墓出土一件透雕四凤纹镜，崔仁义在《湖北省荆门四冢一号楚墓》中记录该墓出土一件凸线纹素镜与江陵雨台山520形制相似,荆门市博物馆的参与发掘人员在《北荆门黄付庙楚墓发据报告》中记录该墓出土3件战国中期偏早至战国中期后段的素镜。在湖北省博物馆的《襄阳蔡坡战国墓发据报告》中记录该墓出土一件花叶纹铜镜(残)。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荆州天星观一号楚墓》中记录该墓出土一件素镜,特种工艺镜也有出现。湖北省鄂城县博物馆编《鄂城楚墓》中记录该墓出土的五件铜镜,墓葬年代定为是秦汉之际或西汉初,但从铜镜的形制上来看以其中一件方钮座山字镜为例,确是战国楚系铜镜无疑的。由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编撰的《江陵雨台山楚墓》一书中记录该墓出土九件素镜,分三式。《湖北老河口安岗二号楚墓》中记录该墓出土一件彩绘镜
河南地区。该地区的铜镜主要出土自河南南部地区。曹桂岑、张玉石在《河南淮阳平粮台十六号楚墓发掘简报》中记录该墓出土羽状地纹四山纹镜一件。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合作编写的《河南淅川仓房新四队战国秦墓发掘简报》M24出土一件弦纹素镜。
安徽地区。褚金华《安徽省六安县城北楚墓》出土一面蟠缡纹镜。刘春《镜里乾坤—六安出土战国六山纹铜镜》在六安白鹜洲墓地一战国墓葬发现一面六山镜。
川渝及越文化地区。《重庆巫山土城坡墓地2004年发掘简报》中记录该墓出土的一件素镜。表明在战国早期,楚系铜镜开始发展,铜镜以素镜和羽状地纹镜的形式出现,但数量不多。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涪陵县文化馆在《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中记录该墓出土一件镂空(透雕式)双龙纹镜,同在《湖南出土镜图录》中记录的湖南长沙枫树山十一号墓出土的战国方形透雕蟠螭纹镜形制相似,但高至喜在《论楚镜》中则认为此镜为战国晚期秦镜。田正标、刘建安撰写的《浙江安吉五福楚墓》出土的一件云雷纹地蟠螭纹菱纹镜形制同与1952年长沙扫把塘728号墓出土的三龙菱形铜镜基本相同。
关于铜镜的成分研究,何堂坤在《中国古代铜镜的技术研究》一书中补充说明了他在《几面表层漆黑的古铜镜之分析研究》一文中的观点,并把增加了铜镜研究的数据,使得铜镜的合金比例方面更具有说服力。此外,范崇正等人和日本的专家学者在《绿漆古铜镜的结构成分分析》一文中,将他们对各式有“绿漆古”的铜镜进行研究处理的数据记录其中,也得出了铜镜易碎的缘由。
三、选题意义及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法,立足于战国楚系铜镜的分类,并以战国时期楚国墓葬和典型器物为标准,展开分期和分区研究。同时,举典型铜镜出土墓葬分析随葬铜镜的墓主人身份,并从中获取铜镜在当时所体现的社会阶级地位
关于铜镜的工艺、成分等技术性问题,由于能力所限,本文只做统计处理,不到之处还望海涵。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资料收集范围是考古发据出土的并有明确出土地点的附有图片和较详细文字描述的战国楚系铜镜为主要基础,各大省市博物馆的馆藏楚镜为辅助资料,专著书籍中的楚镜为参考资料,将战国楚系铜镜做个分析研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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