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解、选择、逃避、脆弱、自卑、自负、忏悔、孤独……我们和大师一样，拥有相同的生命时刻和问题，只是，他们会如何选择？又留下什么？
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因为才华，也因为人生。我们在老的故事里重新挖掘，在那些感同身受的关键词里体会自己。
今天，我们说说大卫的故事，也谈谈“自卑”。
马拉之死，1973年
The Death of Marat
他为死者画像，将死者画得像圣人。
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道的拿破仑，1802年
Napoleon at the Saint-Bernard Pass
他为生者画像，也将生者画得光辉。画中的技法是多么无懈可击，当时很多人就是被他的画所折服。然而却对他的为人，嗤之以鼻。
以至于他1825年底死于比利时布鲁塞尔时， 家人想要将他的遗体带回故乡法国安葬， 却被法国政府拒绝了，最后只有心脏被运回了巴黎。雅克·路易·大卫，他被称为“人肉政治阴谋工具”。
自画像，1791年
Self Portrait
而这一张，将死者画到极致的《马拉之死》， 就是深渊的开始。
马拉之死细节
在这幅画中，人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圣人的逝去：马拉的皮肤呈现出如大理石般的古典美。
马拉之死细节
脸上没有任何死前的狰狞， 只有宁静安详的表情，手上还握着笔， 仿佛他只是在繁忙的工作中打了一个小盹， 可是，死亡的黑色在马拉的身后弥漫，笼罩。浴盆前的木箱上压着一张纸，上面写着：
请将这份钱转交给一位有5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已为革命牺牲了。
大卫在骄傲地告诉看画的人：
看着他，你会看到高尚的人格闪闪发光。
马拉之死
但这都是假的。马拉其实患有严重的皮肤病，表面早已肮脏结痂。那张纸和纸上的文字，是假的。那死去的宁静的姿势，是假的。
而最让后人感到不适甚至反胃的， 是那圣人的形象。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这些立志要推翻贵族统治的第三阶级，受到了革命氛围的鼓舞。他们把革命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
他们抑制个人意志，为了共同的幸福而牺牲个人的利益， 而当权利当真落在他们手中时，巴黎却又陷入了另一种恐怖。
马拉是其中一个狂热激进的革命领导者 。“砍掉五六百颗人头将能够确保你们的安静，自由和幸福。” 他创办的报纸，叫“人民之友”，想必他也是如此认同自己的价值。” 而在这位“人民之友”眼中，反对革命的人都该被抓起来砍头。就算是革命胜利之后，马拉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开始清洗那些流露出一点点怀疑的人。马拉的名单上，长长的一列，都将被送上断头台。直到马拉被忍无可忍的平民刺杀。
但是大卫无视了这一切。他画的，是他崇拜的马拉 ——俨然是个品格高尚，无私奉献的实干家。或者说，是他想成为的那个自己。
自画像，1794年
Self Portrait
大卫的自画像中， 他的左侧脸颊总是处于阴影之中， 那是他在掩饰。
弗朗索瓦‧吕德,路易·大卫像，1831年
Francois Rude，Francois Rude
他的左侧脸颊有一个肿瘤，是他和人决斗时被划伤嘴角后留下的。这个肿瘤让大卫无法正常说话，只能含糊地咕哝；毁容不说，没什么人能听懂大卫在说什么，他只能越来越沉默。
大卫曾因为连续三次未能在学校比赛中拔得头筹而几乎要去自杀；他仍旧与人决斗，即使他儿时目睹了父亲在与他人的决斗中丧生， 他好胜但又脆弱， 而现在这个缺陷，让他感到深深的自卑。
马拉是他的救星。这个慷慨激昂的野心家，被人们形容为“身材矮小，人体变形，而且面目狰狞”。他也有自身的缺陷——他严重的皮肤病让他只能在浴缸中度日。但马拉，是革命的领袖。那么多人尊敬他，追随他，选择无视他的缺陷和暴力。
大卫想，我也要这样。于是，为了革命，他把曾经的恩人送上了断头台。
拉瓦锡先生和他太太的肖像，1788年
Portrait of Monsieur Lavoisier and His Wife
他们曾经资助过他，却惨遭迫害。大卫的艺术在这场革命危机中变成了权力斗争的武器。马拉所在的雅各宾派借着马拉的死编织了一场阴谋 成千上万的雅各宾派的敌人被送上了断头台 在这场清洗中，大卫成了领头者。
权利是一种癌，艺术也无法幸免。而大卫的自卑仿佛只有依附权利方能超越， “艺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为了帮助某一个政治概念的胜利而存在”。
让整个国家陷入恐怖的雅各宾派终究还是被推翻了，大卫身背多条罪状，锒铛入狱 当拿破仑掌权，重新启用大卫作为他的首席宫廷画师，大卫几乎是立刻答应了。
这个出身低微、身材矮小， 却站在了国家制高点的男人， 就像是另一个马拉。
而当拿破仑失势，波旁王朝复辟， 大卫自我流放到布鲁塞尔投靠他的学生， 他再也没有画出如过去史诗般的作品，只剩下平庸他的艺术生命就此枯萎。
自卑像长在暗处的藤蔓，缠住每一个无法战胜它的人。
私欲、权利是它的土壤，开出嫉妒、狠毒的花朵， 最终它会耗光你的养分，就像大卫的艺术才华一般 枯萎。
后来，人们常说， 要把艺术家的品德和才华分开来。人们常常，惋惜地那么说道。
作为法国著名画家，新古典主义画派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画风严谨，技法精工。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雅各宾专政时期，曾任公共教育委员会和美术委员会的委员。
1794年热月政变后，作为雅各宾派的负责人之一而被捕。年底获释获释后，他主要从事教学和肖像画的创作，教出了安格尔、杰利柯、格罗等许多欧洲后来著名的画家，以致法国取代意大利成为欧洲美术运动的中心。
1794年雅各宾政权被颠覆，经过五年的混乱，拿破仑掌握政权后，大卫做了宫廷画家。这时期创作了歌颂拿破仑的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拿破仑在办公室中的画像等作品。
他是布歇的远亲，布歇在 1765 年将他推荐给维恩，并于1774 年获罗马奖，翌年与维恩共赴罗马，一直待到 1781 年。
他为拥护新古典主义，率然放弃了布歇的洛可可画风，同时采用卡拉瓦乔式的强烈明暗对照法。
大卫的艺术，融合了各种不同的风格，从年轻时严肃的新古典主义，至拿破仑时代转而所采用的威尼斯派的色彩及光线。
然而，在当时及稍后古典主题的作品中表现出来那种对素描及刻板的古物研究之重视，与威尼斯派的风格又截然不同。
他的肖像画构图极佳，而且非常写实。后来，在他的古典主题中，却流露出日趋甜润的画风，这也许由于他的自我放逐，使得他不曾接触到因浪漫主义之兴起所产生的理念冲突。
苏格拉底之死
描绘了哲学家苏格拉底死时的情景。被囚于狱中的苏格拉底，被判刑后饮鸩自杀，在这惊心动魄的瞬间，苏格拉底镇静自若，左手高举，表明信仰不变!周围哀恸的人们增添了画面的悲剧性。新古典主义的手法，使画面获得了凝重、刚毅、冷峻的艺术效果。
大卫并不是天才，他个性沉默寡言，喜欢思考，不太合群，缺少典雅，使人感到少年老成，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勤奋刻苦精神，认真地学习过普桑、布歇、格勒兹和卡拉瓦乔。
荷拉斯兄弟的宣誓
作于1784年，正值法国大革命的前夕。画面表现三个兄弟在出发前向宝剑宣誓“不胜利归来，就战死疆场”的场面，老荷拉斯位于画面的正中，他手上的刀剑是这场宣誓激情的焦点。由于作者以朴实无华的写实风格、精确严谨的构图和英雄式雄浑的笔调进行了描绘，画家运用了多侧面揭示主题的手法，使悲壮的戏剧性场面，具有无比的丰富性。所以这幅画后来成为绘画艺术的典范。
皮埃尔夫人和她的儿子 大卫
这是画家妻子的妹妹艾米丽即皮埃尔·摄里奇亚夫人和她两岁的儿子埃米尔。画中少妇和孩子神态自然，显然是一幅写生肖像画。色彩用得不多，白色为主间以绿色，显得很明快，色调淡雅中有变化，帽子上的绿色饰带与腰带相呼应，衣裙的垂挂褶纹富有疏密节奏感，单纯的背景衬托出前景人物，画境纯洁美好。
古典主义法则中是只重类型排斥个性，重理性排斥情感的，而在这幅肖像画中，达维德表现出更多注重个性和情感的描绘，使画中人物神情自然而真实。
萨宾妇女
这幅巨作不但结构宏伟、色彩的层次和引起的激情效果令人惊嘆不已，其绘画之美和信件之严肃意义更超越了精雕细琢的技巧。1799 年，大卫把这幅画在美术馆陈列了出来，是第一次在法国展出风俗画，他不仅想用这次展出来同官方的沙龙进行辩论，而且要经由这次展出来确定自己在现代派画家中的地位。
他认为：“……感动人们的心灵是艺术的一种神祕力量，是一种能够给人在群和社会国家之间推动某种气质的巨大而无形的神祕力量。”
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
是画家对拿破仑一世及皇后加冕礼仪式的忠实记录。充分发挥了画家的素描造型与色彩写生才能，不仅人物、服饰、环境的质感逼真，富丽堂皇，而且整体构思统一完整，在严谨性上达到了新古典主义绘画的最高境界。
帕里斯和海伦之爱
这是根据希腊神话进行创作的，传说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拐了宙斯之女海伦，于是引发了特洛伊和希腊之间长达十年的战争。画面的人物不管是从比例还是结构等，画家都刻画的十分准确，尤其是海伦和帕里斯的面部表情表现的及其微妙，传神的效果十分突出。
们从大卫的经历和艺术生涯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艺术家只有投身于时代的变革，才能创造出震撼人心的优秀作品，一旦脱离时代和人民大众，艺术生命也就枯萎了。
大卫给后辈的艺术家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大卫曾说过一些激励人心的话，至今对我们艺术创造仍有教育意义，他说：“绘画不是技巧，技巧不能构成画家。”他还说：“拿调色板的不一定是画家，拿调色板的手必须服从头脑”。这些都成为画家的箴言。
当拿破仑夺取政权建立帝制以后，大卫又为拿破仑服务，成为帝国的首席画家，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很多反映拿破仑的英雄业绩和形象的作品。1816年拿破仑被推翻，波旁王朝复辟，将曾对处死路易十六投赞成票的大卫驱逐，他被迫迁居比利时布鲁塞尔，此后大卫再也没能回到法国，1825年，大卫死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大卫以及精细的古典元素来表现革命激情，人物站立姿势逼肖古希腊雕像，姿态庄严而崇高，一洗巴洛克的奢华夸张，使画面单纯而有力，构图严谨，正是启蒙运动对理性要求的新美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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