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沈钧儒先生是我国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民主战士，他的人生横跨清末、北洋政府、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四个不同的时期，他为国家的独立、自由、和平和民主奋斗了整整一生，这也注定了他的一生充满艰辛和惊险。为追求救国的道路和真理，他几遭杀身之祸，直面生死攸关时刻，然而，即使如此，他爱国救国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滞，对祖国、对人民那份坚定的信念伴随他走向了最后的胜利和人生的辉煌，成为值得后人永远铭记和追忆的一代伟人。
遭军阀孙传芳通缉追杀
沈钧儒普陀避难
北伐战争前夕，中国国内长期处于军阀混战、割据的局面，把持江浙一带的是军阀孙传芳，他拥兵20万，盘踞江、浙、皖、闽、赣东南五省，号称“五省联军司令”。期间，孙传芳独断专制，搞军阀自治，乱捕爱国学生，镇压爱国运动。为反对孙传芳的军阀统治，沈钧儒与蔡元培、褚辅成等人共同发起江浙沪联省自治运动，也得到了当时浙江共产党领导人宣中华等的支持，在宣中华的指导和推动下，1926年11月4日，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沈钧儒、褚辅成等50余人出席，大会通过了由沈钧儒起草，经各方修改的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章程和通电，与此同时，沈钧儒还积极参与了上海自治运动，无论是三省自治运动和上海自治运动，目标都是反对孙传芳军阀统治，倡导争取人民基本权利，这当然为孙传芳所不容。
12月26日，孙传芳在上刊载启事，攻击和恫吓自治运动的发起者，谁知沈钧儒等根本不惧所吓，不但如此，针对孙传芳的启事，沈钧儒与蔡元培、褚辅成等33人也联名发表了一则由沈钧儒起草的启事，据事反驳，提出自治运动乃“民意所在，绝不宽贷”，由此一来，孙传芳恼羞成怒，顿起杀心，他密令淞沪戒严司令李宝章、警察厅长严春阳取缔自治团体，缉拿自治领袖，声言“军法所在，决不宽贷。”“格杀不论”，在孙传芳下令缉杀的名单中，沈钧儒、褚辅成毫无疑问已然在列。在此情况下，三省自治运动被迫中止，沈钧儒等人也不得不暂时走避。随后，沈钧儒和褚辅成等参加国民党浙江临时政府，因孙传芳的通缉追杀，临时政府成立大会由杭州改至宁波召开，然而，宁波的会议尚未结束，即闻孙传芳部队正向宁波推进，而且据可靠消息，孙传芳派出暗杀沈钧儒和褚辅成的杀手也已跟踪到了宁波，很显然，沈、褚两人已处于一种极其危险的境地。从安全考虑，不得已，沈钧儒和褚辅成只好再次选择避难。危险随时随地，为防不测，沈钧儒作多封家书至长兄保儒、侄子沈诰以及好友张耀曾、阮性存等，托付家中诸事。
1927年1月，沈钧儒和褚辅成先到定海，因消息走漏，两人不日又避至沈家门、普陀等地，“连日迁移，日宿一地”，甚至一度进入山中寺庙避难，后又经海门、黄岩、大荆入温州雁荡山，再次寄宿寺庙。2月1日，除夕之夜，本该万家团圆的日子，沈钧儒和褚辅成却依然在躲避追捕四处奔波的路上。离开雁荡山到温州市区，为尽可能做到隐秘，沈钧儒住宿化名黄宪廷，后闻知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司令部设在金华，2月3日，沈、褚二人改道经丽水缙云、永康，5日抵达金华，至此，沈、褚二人终于摆脱孙传芳的追杀，获得暂时的安全，当晚二人便住司令部，这一晚也是沈、褚两人遭追杀以来睡得最为踏实、安稳的一晚。从上年12月底孙传芳发追杀通令，一个多月时间里，二人作为孙传芳必杀目标，杀手穷追不舍，沈钧儒和褚辅成一路险象环生，好在总有人明里暗里为他俩通风报信，从而每次都能在危急关头及时逃脱，并最终得以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汇合。（未完待续）
作者：陈伟平，民盟嘉兴市委会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南湖纪念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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