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仪是现存记载中最早的一位专业琴人。在《左传•成公九年》中记载了有关他的一个故事:在公元前582年,晋侯到军府中视察,发现了一个戴着南方楚式小帽的囚徒,就问左右:"这是什么人?"人们回答说:"这个人正是两年前郑国献来的楚囚钟仪。"晋侯命人释放了他,问他:"是干什么的?"回答说:"是泠(伶)人。"又问:"能搞音乐吗?"钟仪说:"我家世代干这一行,怎末能不会!"晋侯于是给他一张琴,听他演奏。他弹奏的琴曲都是南方音调。晋侯认为钟仪没有背弃本职,不忘记故土。为促进两国的和好,就把他礼送回楚国。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钟仪弹奏的乐曲,已有鲜明的地方风格。这种地方风格,一定是与当地民歌以及地方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
当时的乐师地位很低下,他们常常象礼品一样被送来进去。公元前531年,郑国送了一批乐师、女乐和乐器给晋国,晋侯又将其中的一半转送给他的属下魏绛(《左传•囊公十一年》。可见这些乐师的地位和一般奴隶是相差不多的,遇到了残暴的主子,他们的命运就更加悲惨。师曹在教授弹琴的时候,得罪了卫侯的宠姬,竟然遭到了三百鞭的毒打(《左传•襄公十四年》,就是这类例子之一。
这个毒打师曹的卫献公,因为暴虐无道不得人心,终于被国人赶跑了。晋侯(晋悼公)听到这个消息,很不以为然,认为未免太过分了。师旷却反驳说:"好的君主,人民自然会拥戴他。如果他使百姓们绝望,那又为什么不能把他赶走呢?"(《左传•囊公十四年》。看来,师旷的政治见解要比晋侯高明,不过具体到音乐方面,他又表现得相当保守。晋平公(公元前557一前532)是一个喜欢"新声"的人,对此,师旷就加以反对,认为是:"公室其将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国语•晋语十四》)。又如,卫侯曾命师涓为晋平公演奏新曲,师旷当场攻击说是
"靡靡之乐",
"亡国之声"(《韩非子•十过》)。师旷敢于如此发表自己的意见,其地位显然不同于一般的乐工,而是一个颇受重用的乐官。师旷的音乐才能是比较全面而且杰出的,他不仅会弹琴,而且会弹瑟(《周书》),在音乐听觉上特别敏锐。晋平公新铸造了一套编钟,人们都同声赞美,只有师旷发现它的音律不准,主张另行铸造。卫国的师涓来听,也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吕氏春秋•仲冬纪•长见》)。由于师旷有杰出的音乐修养,因而在古代享有很高的声誉。有许多关于他的神话,说他用琴弹奏起"清徵",使得玄鹤起舞;弹奏起"清角"又能飞沙走石,使得大旱三年等等。这些传闻当然不可信,但反映出师旷的琴艺在人们心目中造成的印象。
师旷之后又过了一百多年,这时已经进人春秋战国之交,封建制度兴起,奴隶制衰亡。这种政治经济领域的大变革也反映到了音乐领域。"礼崩乐坏",许多宫廷乐师的地位有了很大的变化,保持周代礼乐最坚决的鲁国的乐师们纷纷改行投奔他方。包括曾经教授孔丘弹琴的师襄,也跑到海边另谋生路去了(《论语•微子》)。统治阶级中的魏文侯就公开宣称不喜欢听古乐,听到师经弹奏新声琴曲,他竟不由自主地手舞足蹈起来(《史记》)。墨翟在他的《非乐》中反对的"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为王公大人所"独听之"的局面,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宫廷之外也出现了以琴见长的名手。邹忌就是"以琴见齐威王",受到了齐威王的重用的,他"三月受相印,一年封于下邳"(《史记》)。庄周在寓言故事中说:两个朋友为悼念子桑户之死,"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也是这种新情况的反映。当时,齐国的首都临淄甚至出现了"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战国策•齐策》),这样繁荣昌盛的景象。在音乐文化发展的基础上,于是有了伯牙、雍门周,这样一些杰出的民间琴家。
关于伯牙的传说,初见于荀况的《劝学》篇,其中写道:"昔者瓠巴鼓瑟,而沈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用夸张的笔法,极言其音乐演奏的生动美妙,甚至鱼儿都从水中钻了出来谛听,马儿都忘记了吃食,仰起头来欣赏。另外,在《吕氏春秋》和《列子》中,有一则故事说:伯牙在弹琴的时候,无论是表现"巍巍乎志在高山",还是表现"洋洋乎志在流水",钟子期都能够心领神会。子期死后,伯牙痛失知音,从此再也不鼓琴了。这个故事一直为后世所传诵,把伯牙和子期的友谊作为典范,于是"知音"就成了"知己"的同义语了。
雍门周也是战国时代的一位民间琴家。他居住在齐国首都的西门,当时称为"雍门",于是人们都称他为"雍门周"。有一次他带着琴去见孟尝君,孟尝君想故意为难他,说:"先生弹琴也能使我悲哀吗?"雍门周直率地回答说:"听曲的人必须自己有过不幸的经历,才可能对悲曲引起共鸣,象你这样养尊处优,是不容易领会悲哀的含义的。"孟尝君承认说:"的确是这个道理。"雍门周接着又指出了孟尝君当时的处境,说他曾经得罪过秦、楚两个强大的国家,随时有被秦、楚灭亡的危险。同时,还为他描绘出国破家亡之后,他的坟墓荒凉的景象。然后,雍门周才慢慢地弹起琴来。弹完之后,孟尝君伤心地说:"听了你弹的琴曲,使我立即象是一个亡国之人了"(《桓谭新论•琴道篇》。这个故事和伯牙学琴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处,它指出:即使是音乐欣赏者,也需要有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基础,否则对音乐作品是不容易深入理解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讲,这个故事体现了音乐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这一唯物主义的音乐观。
二、文人琴人
孔子是春秋时著名的教育家、音乐家。孔子和他所开创的儒家学派,非常重视音乐的社会作用和教化作用。孔子自己喜欢弹琴,曾学琴于师襄,他的认真和努力,使师襄大为感动。孔子作有琴曲《陬操》,以伤悼被赵简子杀害的两位贤大夫,现存琴曲《龟山操》、《获麟操》、《猗兰操》相传也是孔子的作品。按照周代的礼制,"士无故不撤琴瑟"(《礼记•曲礼下》)。《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儒家师徒喜爱琴瑟"弦歌不辍"的榜样,身为后世的文人士大夫所倾慕,使得琴乐的古老传统代代传习,不断发扬光大。
两汉时期的琴人
一、专业琴人
师中、赵定、龙德,他们是西汉中叶宫廷中的鼓琴待诏。当时的统治者在征集民歌的同时,也从各地选拔一些民间的优秀艺人,这些人来自民间,和人民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们的演奏在群众中有深远的影响。师中是汉武帝时期,东海下邳(今江苏宿迁)地方的名琴手。在他的影响下,当地有不少人喜好弹琴,过了一百多年以后,刘向还在他的《别录》中写道:"至今邳俗犹多好琴"。赵定是渤海人,龙德是梁国人。汉宣帝年间,皇帝"欲兴协律之事",由丞相把他们从民间选拔出来,待诏于宫廷。据记载:赵定这人不大爱讲话,是个很安静的人,可是奏起琴来,却能使听众
"多为之涕泣"(《后汉书•刘昆传注》。听琴而被感动得"涕泣",可见演奏者水平之高。同时,也说明听者是有相应的鉴赏能力的。师中、赵定和龙德都有著述、作品,以龙德的最多。《汉书•艺文志》中写道:"师氏七篇、赵氏十篇、龙氏九十九篇。"没有记载篇名,但由于刘向说过:"雅琴之事皆出龙德《诸琴杂事》中。"才知道龙氏著作中有《诸琴杂事》这样一个名称。这个《诸琴杂事》很可能是集大成的巨著,可惜原书早已不存,连转述的片断也难以见到了。
二、文人琴人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一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以辞赋见称。他是为汉武帝的乐府作歌的著名作者。早年他
"家徒四壁",
比较贫困。有一次,他在富豪卓王孙家作客,即席弹奏琴曲,引起卓王孙的女儿文君的爱慕。卓文君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和司马相如私奔(《史记•司马相如传》)。琴界根据这段故事,创作了《文君曲》、《凤求凰》等作品,来赞扬他们的爱倩。传说司马相如富贵之后,又打算"聘茂陵女为妾"。卓文君非常气愤,演唱了琴曲《白头吟》来表示决绝和抗议,从而制止了司马相如娶妾的企图(《西京杂记》)。这些爱情歌曲和传说,多出现在封建社会初期。随着地主阶级地位的转化和儒家思想控制的加强,这类题材在琴曲中就较少见到了。
司马相如因为弹琴,博得卓文君的爱情,说明他的琴声是很有魅力的。在他的《美人赋》中,就提到《幽兰》、《白雪》这些琴曲。在《长门赋》中,更进一步描绘了古琴演奏时的具体情况:"授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案流徵以却转兮,声幼妙而复扬。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卯。"运用左手的"案"(按)指和右手"却转"的指法,奏出乐音"流徵",音乐由弱变强,从"奏愁思"到"意慷慨",情绪逐步发展变化。陈皇后被汉武帝冷落之后,独处在长门宫内,求司马相如作《长门赋》来感动汉武帝,这就是《长门斌》的来历。后人运用这一题材创作了琴曲《长门怨》。司马相如是汉代最早对琴界产生影响的文人之一,他所用的一张琴名叫"绿绮",
也因此而出名。
刘向(公元前79一前8)字子政,他在元帝、成帝时代,多次上书弹劾宦官、外戚,被两度下到狱中。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学者。从汉武帝发动民间献书,到了成帝时"百年之间,书集如山。"刘向负责校书二十多年,他对琴也颇多论述。明代《琴书大全》中载有他的《琴说》,原文是:"凡鼓琴,有七例:一曰明道德,二曰感鬼神,三曰美风俗,四曰妙心察,五曰制声调,六曰流文雅,七曰善传授。"据理解,前三条讲琴的作用:第一是思想内容,第二是艺术感染力,第三是移风易俗的社会效果。后四条讲创作过程:首先以"妙心"体察客观情状,其次创造声调加以反映,接着对它加工润色,最后通过完善的演奏表达出来。这七例扼要地概括出琴曲的演奏目的和创作方法。由于没有释文,对上述原文,在理解上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总之,对于产生于两千年前的琴论,我们是应该重视的。
桓谭(约公元前23年一公元后50年)的父亲是成帝时的太乐令。他从小就受到音乐教育,他自己也做过掌乐大夫,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曾说:"我志乐听音终日而心不足。"一天到晚听音乐还嫌不足,可见其对音乐之酷爱。他对音乐是内行,因而对于那些徒具形式的"雅乐"很不满意,主张在音乐中有新的创造。他公开承认:"余颇离雅操而更为新弄"(《新论》)。这在当时的保守势力看来,显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特别是他的演奏竟然取得了光武帝的欣赏,这就更加激起了他们的不满和攻击。大司空宋弘凭着他的权势,把桓谭叫到自己的官邸,也不请他坐下,就板起面孔严加训斥:"让你做官是'辅国家以道德',而你却'数进郑声以乱雅颂',这还了得!你是否想要受惩办?"受到了这样的高压和威胁,桓谭的处境非常困难。光武帝再一次请他弹琴时,他显得很不自然,连光武帝也感到他颇失常态。于是朱弘乘机大讲了一通雅颂之道,并取消了桓谭在宫中"给事中"的官职(《艺文类聚》引《东观汉记》)。桓谭在哲学思想上能坚持唯物主义,敢于反对皇帝所热衷的谶纬神学,因而被加上"非圣无法"的罪名,贬官流放,死于途中。
桓谭著有《新论》一书,针对儒家的天命观进行了批驳。其中有《琴道篇》,是专门写琴的。原书已不存,从后人辑录的不完全材料看来,《琴道篇》包括有琴论、琴史和琴曲介绍几个方面。据《后汉书》说:桓谭的《琴道篇》没有写完,是后来肃宗命斑固续成的。从现存的材料来看,很多地方反映了儒家的音乐思想,和历史记载中桓谭的观点颇有抵触。特别是在琴论方面,基本上是复述《乐记》中的有关言论,如说:琴可以通万物,可以禁止邪心,因而它是"八音"之首等等。文中"大声不振华而流漫,细声不湮灭而不闻"两句的意思是说琴声强弱都不要过分,由于颇有道理,因而常为人所引用。琴史方面介绍了师旷和雍门周等琴人的传说、事迹。在探讨琴的首创者时,认为:是神农还是伏羲
"诸家所说,莫能详定。"在介绍"文王、武王各加一弦,以为少官、少商"的说法时,指出:"说有不同"。对于上述问题的论述和介绍,采取了客观的态度。
到了东汉末年,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更趋尖锐。著名的文人琴家蔡邕,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
蔡邕(公元132一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年轻时就以善弹琴而知名。朝中权贵向桓帝推荐他出来做官,并通过陈留太守把他调赴京都洛阳。但蔡邕不满宦官专权,从家乡出发,走到半路就称病返回故乡。回来时,写了一首《述行赋》,通过沿途所见,讽刺当局的荒淫奢侈。通过对于"人徒冻俄,不得其命者甚众"的凄凉景象的描写,表达他"心愤此事"的感情。以后,他虽做了郎中、议郎一类官,也因为弹劾宦官权贵,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归来时,又对当地宦官势力五原太守很不客气,因而再度受到迫害。从此他"亡命江海,远迹昊会",流亡避祸达十二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创作了著名琴曲《蔡氏五弄》。
《蔡氏五弄》包括五首作品,即:《游春》、《渌水》、《幽居》、《坐愁》、《秋思》。据说这五首琴曲是他去山中访问鬼谷先生后,用了三年时间写成的。这五首作品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重视,历经各代,一直到唐代都享有盛名。嵇康在《琴赋》中,把它列为当时流行的"谣俗"作品一类。隋代的《琴历》,唐代的文字谱《幽兰》卷子中,都列有这五首曲目。诗人李白、李贺、王维等都曾借这些题目作诗。宋人朱长文说:"伯喈所以寓其哀思者,盖在此五曲,特假物以名之耳。"认为是借写景来寄托他的哀思,这是很有道理的。现存明代琴谱中的《蔡氏五弄》,并非当时的原作,其歌词都是出自《乐府诗集》,曲调也平庸,是后人的拟作,没有什么研究价值。
蔡邕在琴界的影响是很大的,汉魏之际,在他的故乡陈留,就先后出现了阮瑀、阮籍、阮咸等以琴见称的名士。做过吴国丞相的顾雍,也是蔡邕旅居吴地时的得意门生。蔡邕的女儿蔡琰,深受其父的教诲,以诗词、音律驰名琴坛。民间流传有不少关于蔡邕的故事。《蔡邕别传》中说:吴人烧饭时,木材爆裂的声音被蔡邕听到后,立即辨认出是做琴的良材。用它来造成琴以后,果然音响极好。由于尾部已被炊火烧焦,于是有"焦尾"琴之称。至今琴的尾部仍称作"焦尾",就是根据这个故事来的。又如:蔡邕弹琴,偶而断了一根弦,他的女儿根据声音,指出是断了第几根弦,父亲又故意试断其它弦,她也能辨别出来,等等。这些故事,不仅说明了蔡邕父女具有锐敏的听音能力,更主要的是表达了对他们高超的音乐修养的敬佩。
有一部重要的琴学文献,名为《琴操》据传也是蔡邕所撰。它是现存介绍早期琴曲作品最为丰富而详尽的专著。原书已佚,经后人辑录成书。包括有:诗歌五首、九引、十二操和河间杂歌二十多首。书中对每首作品的有关故事内容都作了介绍,这些故事带有浓厚的民间传奇的色彩,往往和史书有很大的出入,所以《乐府解题》说:"《琴操》纪事好与本传相违。"其实,不拘泥于史实,根据人们的愿望加工创造,正是民间创作的特点之一。看来,本书是汇集了民间传说而成。全书汇集的五十多首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先秦的题材,只有两、三首是西汉题材,因而成书的时间应不迟于汉代。同时,书中作品大多附有歌辞,或释之为"歌",这也是早期作品的特点。关于这本书的作者是谁,是有分歧意见的。主要是因为《汉志》中未曾将《琴操》列入,而隋、唐的《艺文志》中记载是晋代孔衍所撰。史书记载,并不是绝对可信而没有谬误之处。六朝人刘昆注《后汉书》,唐人李善注《文选》时,都曾明确肯定《琴操》为蔡邕所撰。清代人马瑞辰认为它是蔡邕的《叙乐》中的一部分,而孔衍只不过是传述者。从该书主要采用大量汉代以前的题材看来,说是和当时琴界具有广泛联系的蔡邕所撰,比较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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