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奥村正信的插图《年度盛事》（Illustration of the Events of One Year）来作为此文的开篇之图吧。此位浮世绘画家，发明了以红、绿为主调的红刷绘（简易套色版画技术）。
邻人慧黠——漫说日本民族的创造力
文|凡子
《Scope艺术客》11月特约专稿
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人的性情辽阔而开朗，是一个愿意对世界示好的民族。对于他国的文明，无论是欧洲还是美洲，只要没有被意识形态所强加，或被政治所裹挟，我们拥有的主观意愿和情感，多是向往的、崇敬的，充满着对外部世界的美好想象。
但情感要绕回来，绕回东亚，回到我们的邻国日本民族身上，这份正面的情感就要受到阻碍，遭受排斥。大半个世纪以来，一个创痛的心结死死地系着我们的记忆，一时半刻都不曾放下。的确，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民族让我们这么纠结，这么耿耿于怀，这么难以善罢干休。虽然曾经的硝烟弥漫早已消散，太阳早已重新升起，月亮已经圆了又缺、缺了又圆，可我们的遗恨，成为一个永远的问题，堆积在那里。
不知要怎样的一个智慧，可以消解这个记忆；不知要做怎样的一个手术，才能把这笔心债一笔勾销。
因为内心蛰伏着痛苦，但凡遇事或未遇大事，我们的热血总是瞬间上涌，情绪总是一点就着。模糊的视野，令我们看不清楚世界。
但史观不是情绪，历史也不由情绪书写。夜深人静腾空记忆，我们或许也知，仅仅惦记这份仇恨，并不是处世之道或强大之法。客观自己的认识，分析问题所在，重新看待世界，修习人家的好处，心结或能随着认识的大步提高而有所松动与解禁：历史毕竟已经不能改写了。
我们曾说与日本邻国一衣带水，也许我们未曾意识到“一衣带水”不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它带有主动态的、善意的感情色彩。立足于这一个小小的点，我们大概可以正观一下我们的邻国，他是如何地拥有既开放又保守的国之气质，他基于这种气质之上的艺术与美如何的发达。这发达的美与艺术之上的人民，其性情是如何的自律与谦卑。而这谦卑的人民，又是如何在一种高度自觉的精神上，把他们的国建立成一个小小的又是大大的强国。
在国土面积上，日本是太小的国家，人种也单一，地理位置较之于世界多数国家更为危险。弹丸的岛国，海水增高一米，国家就可以消亡。这自然比不得我们领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奇异地多元，一个地区发生不可抗力的灾难，还有其它地方可作安置与逃逸。但大小的概念，绝然又不只是从面积与地域上去讲，得由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文化信仰以及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来决定。因之，在世界的认识里，二次工业革命和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渐渐不被看成小国。在我的认识里，日本亦绝非小国。
我的少年时代，在读过紫式部的《源氏物语》、看过一次日本的居家设计展、赏过矶田湖龙斋的浮世绘后，即对我们的邻国产生持久而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尽管带着罪感——我们不应该欣赏我们的敌人——但在贫瘠而粗糙的环境里，忽然领略到邻国的艺术生活之美、文学修辞之美及绘画线条之美，想抑制一颗喜爱的心就成了一件难事。
美是人对于爱的最深的条件。这颗爱的心，既针对那被创造出来的物，也针对那创造物的人。那么，传说中的魔鬼可以创造出这样非凡的美来贡献给世界么？如果是，魔鬼岂非可敬可爱？如果不是，其中的道理又如何讲得通？
后来读到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先生写的《日本论》，解了我许多的疑惑，增了我许多的知识。原来亦正亦邪的人性，在遭遇国与国的纷争之时，从来都是以恶相对。日本人的恶，是他们用武力践踏了我们的领土。虽然我们最终是战胜国，但我们吃的大亏，言之难尽。作为一种补偿性的清算心理，视他为野蛮之国，或当这个国家不存在，就再正常不过。
然而戴季陶在书中提醒我们说：“日本人研究中国精细深刻，不遗余力……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无论是怎样反对他攻击他，总而言之，非晓得他不可。”这些至诚的话，大概少有人听见——究竟，国民党也是我们恨的。所以至今，我们不一定完全晓得我们一直反对的“他”。而如果一直不晓得，未来世界文明的进程谁可作永远和平的猜想？假如硝烟又起，我们将如何屹立，与可能的敌人一决雌雄？
对我个人而言，要说世界上有哪个民族让我且敬且畏，大概就是日本民族了。
中国文化是极其早慧的。从唐朝的鉴真和尚始，日本民族就全面受惠于我们高度发达的大唐文明。在今天的日本人民的身上，我们还能依稀看到自身文明的影子：语言文字是我们的，佛学律宗是我们的，建筑是我们的，书法与壁画是我们的，医学是我们的，茶道是我们的，诸多工艺与制造业亦是我们的……
对不善于学习的民族，再好的东西都可以视若无睹，或见之不识。而对善于学习的人，别人的好很快就能变成他自己的好。我们的好最终变成了他们的。这种应用的能力，我把它视为日本民族的第一大能力：善于学习。
把一样东西学到极致，化成他自己的东西，总在融会贯通之后。这需要人有开悟与实践的能力。我们可说日本人是有开悟能力的。不过这个开悟，于当时更多只是象征打开了一种见识，并不等于现世的幸福立等可取。日本民族也是在经历了若干的磨砺与修炼，才将习得的文明慢慢成型为他们的文化与传统。而明治维新之后，他们才终于厚积薄发，小跑追赶上来，与世界文明保持了齐步并行的步调，并自此再未掉队。
与早慧的华夏文明相比，日本无疑是大器晚成的国家。
两种文化的融合往往以丧失弱势文化的特点为代价，但为什么日本民族没有被中国文化所吞噬，而变形出自己的模样？反而是授与他们以文明的我们，渐渐乏力了自己的传统，以至沉沦不起。
同为东亚民族，我们的智商原是不相上下的，情商也不相伯仲。对美与艺术的感悟，我们更为悠久、更有心得。可是为什么到了今天，我们会在文化与经济上拉开这么大的距离？是因为我们满则溢、盈则亏而导致文化走向式微，还是因为我们的国门几度关闭，错失了成长与发展的良机？或仅仅是，在长期的思想禁锢之后，我们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学习能力？
所以近现代日本民族的几样特质，堪可拿出来以作分析与示范。他们今天能获得世界的赞美，得到世界的尊重，大多与他们的极致性格密不可分。善于学习，无非只是这几种特质中的一种。
所谓极致性格，我把它理解为，就是把每一件无论多么大或多么小的事，穷其思考做到最好，或是做到超越的好。虽然过于极致也有可能带来另一种束缚，不过那是事物臻达完美之后才会面对的问题，不是我们此刻讨论的话题。
在我看来，至刚与至柔，大约该算是日本人性格中的基本骨骼，或称首要特质。这看似是两极的矛盾体，实质上却相互映照，相互依存。
日本民族一直崇尚武士道精神，而武士道精神涵盖的忠、义、勇、仁等，与中国儒家思想中的正面价值几乎重叠⑴。不同的是，武士心中还藏着一把寒气逼人的利刃，到最关键的时刻与不可缓和的绝境才会亮出来，或为置对方于死地，或不予对方以机会羞辱自己。那是他们傲然人格的“我执”，是英雄主义式的必死信念。因为视死如归，他们在面对任何对手时都可以做到百分百的硬碰硬，不随便被人轻待，也不甘落后于人。
要说日本人因地理位置困于一隅，无处可去，那或许是他们负面的不利因素。但正因无处可退，整个民族便陡然有了凝聚力，众志成城以作自救。再难的事情，他们都敢于面对，天大的困难，他们也是能克服的。对一个民族而言，这不懈的自强精神若一代一代操练下去，还有什么民族能强过他们的进取精神与自救意识？
但这拥有至刚性格的民族，同时竟然也具备至柔的性情。对世界，他们是极度尊重的姿态；对传统，他们有无限的恭敬与保护心。他们的身姿与语调也是至柔、至善的，谦卑之极。而谦卑是对同类的相让，是对世间最大度的体谅。须知一个民族强大之时，最易生狂妄心与征服心，他关注的将是如何俯视世界，而不是去拥有真正的平等意识，谦卑是更难有了。可见如果刚与柔真的有此即有彼的话，那谦卑也是最为强大的一种力量。
至今，世界上还有没有另一个民族像日本民族这样，把刚柔相济表现得如此发自内心，没有一丝做作。
至美与至情，是日本民族的另一重要品格，犹如他们硬朗骨骼上依附的丰满血肉。
日本人的好美与好洁，该算是举世无双了。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他们都要求着空气要洁，寺庙要静；环境要有生气，自然要有禅意；居家要悦人，民宅要有样子。
男人要有威严，女子要有仪态。人与人的关系，最好长幼有序、亲疏有间。
在这些令人愉悦的生活的背后，显现着这整个的民族的一种珍贵品质，即在易于忽略的小处，未以美小而勿为。他们把美提到了一个绝对的高度，把它当成信仰去对待。有了这美的信仰，生活趋于了更高层次的艺术化。而一个好美的民族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创造力，也将是最有远见卓识的。
的确，一个民族的好美情结，究竟能解决人性的什么根本问题？对我们而言，唐朝的美早已远逝了，一个曾经那么庄重、有气度的朝代创造的大美，它或许在之后的宋元明清时代、甚至在民国时期都竭力保持过，但在此之后，它确实被荡涤至尽、践踏至尽了。丧失了美、低估了美的生活，其满眼所见之贫瘠、荒芜，我们的感受是何其深刻。
至美方出至情。当生活拥有着充分的美感，人对自我才会心生信念，对自然才会心生敬意，对世间万物才会起呵护之心。当呵护之心生发之时，自然、环境、它物，都将受惠于这样的爱意了。而人的至情的产生，当无不出自于爱意。
至情之民族，他还有一个优势，即即使获得极大荣誉，未必会沉浸于其中，因为至情不允许他志得意满。停留于某个巅峰时刻，那将是对自我的否认。再次出发去探索未知，才是生命的正道。在这里，我们也许能看到日本民族心存的高远志向，自强不息的心性，究竟从哪里来。
极致的性格，出极致的国家。
这至刚至柔、至美至情的民族，我们可不可以说他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特质，才具有了真正的创造力？
至刚是理性、内敛和冷静的，头脑依了这些特质会专注于分析研究、逻辑与思想，这样他们在科技领域便掌握着最为领先的技术，制造业也最为精致发达。
但单单依靠理性与冷静，又难免缺少生命奔涌的热力，所以至柔与至情参与了进来，给锐意精进的生活以感性、活力与笑声。
性情有了刚且柔的立体模样，即会致力于自我的教养。这个教养的过程，是向内的省悟观望，亦是向外的吸纳借鉴。在此，优良的学习能力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国家因理性而成为先进强国，因丰富的感性而有艺术之貌；当安居的国土一片锦绣，人人享有平等教育、收入公平分配、个人生活实现自爱与尊严时，人的面貌，自然会有那静美的仪态，内在的安详。
很难想象，一个不善于学习，不涵养自我，不醇化品性，不克己复礼的国家，人民怎么可能从善向上，脚下怎么可能有一片良土？
就人文与艺术领域而言，这个民族培育出的一些极致人物，不仅可更改人的生命底色，更可令人拥有觉悟的人生，他们是至为难忘的：禅宗的铃木大拙，思想的冈仓天心，哲学的井上哲次郎，文学的村上春树，工艺的柳宗悦，建筑的安腾忠雄，戏剧的铃木忠志，设计的原研哉，艺术的草间弥生，电影的黑泽明，服装的三宅一生……群星如此耀眼，影响如此深远。他们既是自己之国的杰出人物，亦是世界杰出人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体的思想与高度上，他们既自成体系，与西方抗衡，也与西方文明构成平等的共存关系。
我对我的邻国，确实且敬且畏。
敬非谀，畏非怕。
近现代日本，与西方是一体化的。世界发展的脚步，绝没有停下来等待哪个掉队的国家之说。而日本民族凭了他们不懈的自信力与上进心，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这全可证明他们的非凡之处。亚洲之国，只怕再没有另一个国家如他们那样出类拔萃了。他们对世界作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产生的影响是良性的、积极的和正面的。如果我们仍然紧闭双眼，当他并不存在，或希望他越来越坏，这只证明我们的价值观十分的不良，有违堂堂中华的国之风范。
日本文明从借鉴我们的大唐文明起步，曾深深地受益于我们。之后的若干朝代，其实我们也曾受益于他们。在我们的清末民初，我们曾与日本保持过极为良好又很紧密的往来，革命新派人物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流亡过日本，并接受过他们的帮助与进步思想的影响。我们熟悉的几位民国美术家，李叔同、陈抱一、关紫兰和关良、陈之佛、汪亚尘等，同样受过他们文化艺术的影响与熏陶，并将他们的艺术带回来与我们共享。可惜国之历史，必由战争来解决一些最为棘手的难题，无论是战胜国或战败国，最终的结局一定是两败俱伤。我们遭受了大难，但侵略者同样经历过他们的孤立无援，承受过他们给自己造成的种种伤痛。
今天的日本民族从善向上的精神面貌，我们是不可否认的。如果我们能平心静气，分析他们的长处，谦卑地学习，我们也可以在未来成为一个“仓廪实而知礼节”、在文化与经济上富于远见的民族。尤其是，我们可经由对待这个民族的态度，看见自己脱稚的过程、成熟的过程和真正强大的过程。
战争是没有办法的事，国与国的较量要么是征服，要么是被征服。未来历史难作预想与猜测，但万一有一天，我们还要与这个民族面对面，我们将拿出什么样的实力去与他较量？是当场彻底清算，还是再留下又一个百年挥之不去的耿耿于怀？
注⑴：原文为“与中国的儒家思想几乎重叠”。更正为文中句子更妥当。
记得日本江户时代最为伟大的画家之一的葛饰北斋吗？他的《神奈川巨浪里》，与他的春宫画一样让人惊心动魄。
另一位浮世绘巨匠歌川广重的风景画《湖岸月光》（Lake-Shore in the Moonlight），颇有中国画的气息呢。
日本著名画家、散文家东山魁素，影响了中国许多画画与写文的爱好者。
日本近代唯心主义哲学的先驱者、日本学院哲学的奠基人井上哲次郎先生。
我十分喜爱的紫式部的小说《源氏物语》中的一幅插图“幼芽”（Spring Shoots）。
矶田湖龙斋的浮世绘作品。左图为《雪中美人》（Beautiful Woman in the Snow）。
杰出的日本艺术家、少女时代的草间弥生。
日本禅师铃木大拙，其学说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是他年轻的时候。
日本民艺运动的创始人柳宗悦（左一），正与同道中人探讨陶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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