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钩——何帆
北大汇丰经济学教授
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
《猜测和偏见——何帆阅读笔记》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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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和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Ariel Durant)花了50年时间,写了1 500万字,完成了一部气势恢宏的《世界文明史》。研究了这么多年的历史,参透了沧桑巨变的背后规律,他们应该会超然物外、俯瞰众生,对一切了然于胸吧。
1968年,杜兰特夫妇出了一本小书,叫《历史的教训》。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对历史学的评价并不高。杜兰特夫妇写道:“绝大部分历史是猜测,其余的部分则是偏见。”
想要归纳历史的规律,想要探究历史哲学,都是水中捞月、雾里看花。“历史嘲笑一切试图将其纳入理论范式和逻辑规范的做法。历史是对我们概括化的大反动,它打破了全部的规则: 历史是个怪胎。”
他们这种坦诚的态度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一个学者的视野越是开阔,他的观点就越会谦卑。当一对伟大的历史学家把自己的研究称作“猜测”的时候,我们这些普通读者又能从书中读出自己的哪些偏见呢?
我最崇拜的女性经济学家是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罗宾逊夫人说:“学习经济学不是为了获得关于经济问题的一套现成的答案。学习经济学是为了避免受到经济学家的欺骗。”经济学如此,其他学科亦然。我们读书的过程,往往始于猜测,终于偏见。要想避免这种窘境,我们就要学会质疑。应该是伏尔泰说的吧,质疑固然令人不快,但信誓旦旦才更有问题。
每个人读书的目的都不一样。对我来说,读书的唯一目的是理解我们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在十年前,谁要是思考这样的问题,会显得非常愚蠢。我们当年经历的是经济全球化的黄金时代,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我们当然会越来越进步,成为命运的主宰。然而,十年之后再回首,我们才发现,自己当年太简单太天真了。要想理解这个时代,既要学会大胆猜测,也要学会纠正偏见。在纠正偏见之后再次猜测,同时记住,在大胆地猜测之后,我们很可能会陷入新的偏见。时时警惕、时时反省,才能跟真相走得更近一些。
为了理解这个时代,我们必须回顾历史。
人类自称是地球的主宰,历史似乎只是对人类活动的记录,但如果你从太空远眺地球,人类就渺小得根本无法看得见。距离地球再近一些,比如当你坐在飞机上俯瞰大地的时候,就会发现人类仅仅聚居在地球上很小的一块块土地上: 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像大地长出来的癣疥。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狂妄地认为人类可以摆脱自然的束缚,但至今为止,地理仍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人类的行为。总有些地方人类无法居住,总有些地方部队无法交战,总有些地方难以形成城市,总有些地方易于遭受灾害。
人类在自然的约束条件下会努力地追求生存。资源的分配也是极其不均的,这种极其偶然的初始资源禀赋无形中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从这一角度来看,人类的历史和整个生物界的进化有异曲同工之妙。生物因资源的稀缺而竞争,人类亦然。正如杜兰特夫妇所言,“自然”未曾认真拜读过《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我们生来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同时追求自由和平等,是一种虚妄: 若有无节制的自由,必有不断扩大的不平等;若要人人平等,必然会限制某些人的自由。借着杜兰特夫妇的思路再往前推进一步,不妨认为,制度的演进和基因的变异有着同样的机制。大部分的变异都是盲目的、失败的,正如大部分的变革都是草率的、粗暴的一样,幸存下来的变异只是碰巧得到了自然的青睐。历史中胜利者战胜失败者,也大多充满了偶然性的因素。
为了理解这个时代,我们还要潜入深处,去认识政治和经济。
什么才是最好的政治体制?其实我们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人类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最认可的是君主制。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谴责雅典的民主制,因为民主已经使文化颓废、道德堕落。节制被认为是怯懦,傲慢被视为有教养,混乱成了自由,浪费变成慷慨。老师害怕学生,学生轻视老师。民主藐视权威,只要稍加约束就变得大发雷霆。真正的民主制度要想确立起来是非常难的。之所以难,不在于确立一种体制,而在于改造一国国民。斯多葛学派的哲人说:“你切莫只因为无知的数量巨大而崇拜它。”但是,我们怎能不崇拜它呢?对大众的无知,必须保持足够的敬畏。
什么才是最好的经济体制?其实我们也没有明确的答案。我们曾经以为自己经历过的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浩荡洪流,但退一步来看,经济全球化的黄金时代不过只有20多年,也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20年不过弹指一瞬间。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在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期,曾经出现过第一次经济全球化。那一次经济全球化,在很多方面并不逊色于20世纪末期的这一次经济全球化。那时候的人们曾经像我们一样乐观,他们认为社会将不断进步,和平将永远降临。谁又能想到,历史的列车从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车站出发,最后却开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
在政治和经济的背后,潜伏的都是人性。人是一种群居动物,而群居动物易于对内团结、对外仇视。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们会压抑自己的排外天性,而到了经济衰退时期,人们就会变得更加极端、暴躁和嫉恨。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无时不有。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预言,如果收入不平等程度继续扩大,21世纪将会重蹈19世纪的覆辙,而19世纪是一个社会动荡、不断革命的年代。
为了理解这个时代,我们最好再保留一点点对道德和信仰的温情。
由于人必须生活在人群之中,这就有了社会,也就有了规范社会的宗教和道德。不同时代的道德会有极大的差异,但不管是什么样的道德,都必须有道德: 贞操可以是一种道德,性开放也可以是一种道德;杀人可以是一种道德,护生也可以是一种道德。道德是一种规范社会行为的工具,是一个社会里人人必须穿上的内裤。
宗教是另一种对社会行为的规范。拿破仑曾经说,宗教的作用就是使穷人不会再去谋害富人。出于感激,统治者会和祭司分享税收,会给寺庙赏赐土地。虽然,即使在宗教盛行的时候,也没有阻挡社会中的腐败和堕落,而且宗教本身也经常会趋向腐败和堕落,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下一次瘟疫、下一场战争、下一回灾难过后,宗教又会浴火重生。
我们唯一能够预知的,就是未来是不可预知的。我们唯一能够做好准备的,就是在台风中找到自己的台风眼。就像美国歌手布兰迪·卡莉(Brandi Carlile)在她的一首歌《眼》里唱的:“你可以在飓风中起舞,只要站在风眼里。”人总是在寻求合作,在合作中,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的庇护所。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是被连根拔起,然后又随风飘撒,撒到哪里算哪里的。或许,正是在这种不确定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传统、家庭和友情才更加渴望。
最后,再和各位读者交流一下我的读书心得。我读书的速度算比较快的,一年大概读三四百本书,读书的范围也很杂,我自称是个职业读书选手。
有的朋友问我,你怎么读得这么快呢?这个问题问错了。读书快慢并不重要,因为每个人的读书风格不一样,习惯不一样,读的书难易程度不一样,所以速度自然有快有慢。盲目追求读书的速度,往往欲速则不达。著名电影导演伍迪·艾伦曾经讲过一个笑话:他去上了个速读班,学会了十分钟内读完《安娜·卡列尼娜》,别人问他,都有什么收获啊?他说,我知道这是一本关于俄国人的书。
唐朝诗人裴迪写过一首诗:“归山深浅去,须尽丘壑美。”我们可能读书快,也可能读书慢,可能读得多,也可能读得少,可能读得广,也可能读得精,都是可以的,但你一定要有所感动,有所触动,才不枉此行。
读书的秘诀在于,要学会“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什么是“我注六经”? 你读书就是为了了解别人的思想,你读完了一本书也只是给别人的思想做了注释。什么叫“六经注我”?就是在读书的时候要把别人的思想变成我的思想,万物齐备于我,陶冶出来自己的眼光,修炼出来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想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必须放弃“拜书教”。大多数读者没有自己写过书,因此本能地会对写书的人心存敬畏。我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诉你,写书其实就是个体力活,而且是个遗憾的艺术,没有一本书是完美的、毫无错误的。你一定要把自己放在和作者平起平坐的地位。一本书的意义,是由读者和作者共同完成的,读书不是听讲,而是对话。
职业读书选手和业余读书选手的区别在哪里?在于能否忍受枯燥。读书似乎是一件很优雅的事情:你在午后暖暖的阳光里信手翻开一本新书,旁边还有一杯香茶。职业读书选手不是这样读书的。职业读书选手就像是矿工在地下挖煤,挖不出煤,就不能出矿井。你要逼着自己去思考,去和作者争论,做笔记,写书评。不动笔墨不读书,空闲时间必读书,这才是职业读书选手。
读书这件事,其实也就是那么一回事。读书有点像跑步。乍看跑步没有什么诀窍,无非就是撒丫子跑呗。但热爱跑步的朋友会告诉你,跑步也没有那么简单,如果姿势不对,训练的方式不对,很可能反受其害,把自己跑伤。在很多人看起来,跑步是最枯燥的运动,但是热爱跑步的朋友还会告诉你,跑步是会上瘾的。读书也是一样的,看起来简单,却有诀窍,看起来枯燥,却容易上瘾。
收在这本文集里的,是我在过去几年写的一些书评,还有几篇其他的游戏文字。这是我在中信出版社出的第三本随笔集了。这本书的主题看似分散,其实殊途同归。我们读书,不过是在更有意识地寻根,更主动、积极地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只要我们找到自己的“部落”,部落成员之间能够互相信任,外边的世界再乱,你的内心都会更加平静。我希望我和我的读者一起,能够坚守一个小小的有价值观的“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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