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的文艺奖项要被削减,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最近,中国文化部部长雒树刚在长沙举行的2015年全国艺术创作工作会议上透露,文化部正全面清理整顿文艺评奖,取消一批、精简压缩一批,总体减少60%以上。
很长时间以来,文艺作品的大军浩浩荡荡兵分两路,一路奔向评奖,一路奔向市场。如今,正迎头走在评奖路上的人们,砰的一声,撞了墙。
“躺枪”的鲁迅文学奖
文化部部长雒树刚是在4月26日讲的话。几天后,鲁迅文学艺术奖的主办者们,已经开始发了愁。
5月5日,佛山市政协副主席廖东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令人惊讶的是,这位落马官员曾是第九届鲁迅文学艺术奖得主,连为其作序的莫言,也“荣幸”地跟着上了头条。
不过,这可不是那个“不蒸馒头争口气”的鲁迅文学奖,这个比之多了“艺术”两字的奖项,是上世纪80年代广东省自己设立,借了个“鲁迅”的名头,但获奖作品却跟鲁迅八竿子也打不到一起。于是还没从鲁迅文学奖跑奖疑云中复原的鲁迅,又重重地挨了一枪。
文艺评奖再次引发“滥发”的争议。山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孙立生觉得,文化部将要进行的“删减60%文艺评奖”显得尤为重要。一大半的文艺评奖将要取消,那么问题来了,哪些奖项会首当其冲被淘汰呢?
著名作家、对文艺评奖颇有研究的艾君认为删减并没有那么简单,“文化部全面清理整顿文艺评奖,主要还是指政府奖项花样繁多、品质降低、重复累赘、铺张浪费的问题。”对政府奖项下刀,估计文化部也想说一句:其实砍你不容易。
艾君说,一些有影响力的文化奖项,并非文化部主办,不能完全归为政府奖项,牵扯到职能限制,仅是文化部自己很难对这些奖项下手。所以艾君推测,一些人民群众团体、媒体主办的文艺奖项暂时不会受到清理整顿的影响。
“例如,大家最关心的茅盾、冰心、老舍、鲁迅文学奖等,其实它们属于中国作协主办的奖项,中国作协不属于文化部,属于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团体。”
中国电影华表奖、大众电影百花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一起并称为中国电影的三大奖,而原文化部所属的电影“华表奖”现在已经划归为新闻广电总局,“百花奖”和“金鸡奖”是中国影协的奖项,也不归文化部管,而且这三个奖项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三项常设全国性文艺大奖。而走出了“春哥”“曾爷”的选秀节目只是属于地方台举办。
艾君看来,删减文艺评奖的第一步,恐怕文化部要把大刀向自己头上砍去。
减少文艺评奖的消息公布后,一位国家级媒体的领导老顾也是愁容满面。2000年,他所在媒体主办了一场书画大赛活动,经过文化部审批之后,为了以壮声势,经过协调,在主办单位里加上了“文化部”的名头,可现在,就因为这个名头,自己的奖项或许将很快面临清理,估计与它一起被删减的,也不在少数。
艾君说,文化部系统各司局、院所、中心、剧团或者主办社团,以文化部名义举办的一些文化活动奖项,以及一些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质疑或出现一系列问题的文艺奖项,一些社会文化娱乐活动、节庆活动所附设的文艺奖项,将首先会被取缔。
艾君说,下一步,文化部可能会与文联、中宣部等部门联合,共同清理泛滥的文艺评奖,那些名不副实的奖项,将会一个个被拔出来。
评完奖,作品就成了摆设
如果不评奖,对于老顾,以及与他经常合作的某文艺协会主席老李来说,那意味着少了一个赚钱最快的渠道。
“评奖成了一个大红包。”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说,“有钱的人,有权的人,都动起来了。”
回想过去的时光,老李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当初文艺协会联合企业办一个比赛,评审都是自己的人,每次当评委,能拿到3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报酬,这笔钱从企业冠名费中抽取。
而能评上官方参与设立的奖项,文艺工作者们也赚足了面子。孙立生回忆,曾经有位画家取得了某个协会的奖项以后,原来一幅作品的价格直接上涨了一倍。还有位作家,曾经找到山东群众文化学会副秘书长,请他帮忙卖5000册书,后来这本书获了茅盾文学奖,紧接着就销售一空。
当时还有一个号称唱歌能治病的女歌手,甚至力压华语一姐,获得了最受欢迎奖。山东音乐学院副教授李如春透露,有的民间音乐大奖,就是几个大公司商议一下,共同选出今年要推的艺人,然后一人分一个奖。
评奖,成为一个利益争夺的工具。
只要名头响亮,老李根本不愁没有参与者。而跟老李有同样想法的人和机构还有很多,基本上每个行会、协会都有评奖,甚至有些全国奖都在区一级组织评审。平日里,有很多协会成员主动找上老李,想在协会拿个奖。孙立生回忆,有些曲艺奖项,最后都是颁给了自己人。比如走出落马官员的鲁迅文学艺术奖,还有不少获奖者是作家协会的成员。
现在,老李觉得,如果奖项减少,就会少了很多暗箱操作,有限的奖项不可能满足有需要的人们,无论领了谁的人情,都会得罪其他人。还是交给评委,凭实力说话,是最稳妥的办法。
曾经常作为评委的孙晓,如今只想坐在书桌旁,安心地阅读参赛者的稿件,他觉得这样才是文艺工作者想要的比赛。而不是因为奖项繁多,只能留给评委一点匆忙评选的时间。他说,有次评选广播剧,甚至只能听完第一集,几天时间就看完一大摞小说,有的评委只看看标题和简介,就写下意见。还有一个电影评委,评完奖大汗淋漓,一共评出200多个奖,因为哪方利益都需要顾及。
而老李通过朋友认识的文化传播公司的小刘,最近也在发愁,他在考虑,奖项减少了,以后要不要发动所有员工,出去寻找企业洽谈做企业文化的生意。由于老李跟企业打交道少,办比赛的工作就外包给小刘,通过他的关系与企业合作,最后费用平分。而最让小刘赚钱的,是接到政府外包给他的“制作费”,做成有关部门需要的作品,让政府部门参与评奖。比如曾经接到一个主旋律微电影的拍摄,反映某建委的业绩。很多片子评完奖,也就成了摆设。
孙立生很为这种“浪费”痛心,因为评奖的作品和给老百姓看的作品,往往是不一样的,作品获奖后被白白扔掉,是常有的事情。由于评奖所带来的利益,评委的喜好常常会成为创作的方向。“艺术没有标准来衡量。”孙立生说,文艺创作的题材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就像是遇到恋人一样,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参照物变成获奖了,评奖市场越来越大,把艺术本质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的规律彻底打乱了。有的奖项要求的时间很短,作品成了“急就章”。而现在,评奖减少,作品似乎也在渐渐回归。
孙立生觉得,文艺工作者们应该借此深入到民众之中,了解他们的生活,写出接地气的作品。因为奖项的减少,“急就章”失去了市场,文艺工作者们就会安心创作。说不定,一些民间小调也会重新发展起来,而不是因为它们无法登上主旋律大奖的舞台,长期受到忽视。
但老李开始担心,之前获的奖项被撤销了,会不会让曾经的获奖者觉得手中的奖也贬了值,如同一个引以为傲出身名校的学生,母校突然被取消的感觉一样。孙立生却认为这是好事,时间久了,留存奖项的含金量就越来越高,而不是奖项决定了作品的走向。
大红包飘走了,一切渐渐按部就班,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奖没了,文艺还要“活”下去
“奖不是重要的,要看奖背后是什么?”方方说,“奖项后面政府介入太深,政府介入后,把住房、职称、工资全部和奖项挂上钩。经常唯一化,就是你拿到一个奖,不管你这个人好不好,水平高不高,都无所谓。”
老李担心,托关系的人不会因为奖项的减少而减少,反而数额会越来越大,因为奖项缩减,大家一窝蜂地去争仅存的奖项,竞争越来越大。对他们而言,当奖与太多东西挂钩时,奖意味着职位、未来和前途。
当一位艺术家再一次向某省宣传部提出,我们的作品缺点是“高大全”时,宣传部的领导像往常一样摇摇头,说“没办法,奖就只会颁给这样的作品”。
孙晓记得,在有些城市,作者获得一个国家级文艺大奖,政府会奖励一套房子。不为别的,因为这是政绩的体现。所以,一个事业单位的编辑最近辞了职,他与同事所编辑的一整套丛书,最后却署上了领导的名字。他们所获得的费用,甚至还不如一个领导所谓的“评审费”高。他们的辛苦,被变成了上级的政绩。
“评价体制改变不了,奖项依旧是追逐的目标。”老李笑笑说。
艾君并没有觉得文艺评奖的删减,会带来太多的改变,虽然增加了竞争力,对提高品质扩大某一奖项的社会影响力有利,但如果不制定科学的合理的标准、加强科学监督和管理机制,利益链条的强度就会加强,长度就会伸延,对打破这种利益格局难以有实际作用。“就像是一个人患病了,不能像西医治病那样对具体病下药或治疗,而要像中医进行各部位系统综合分析和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