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刚做官的时候，宋朝朝廷原来是这样的！

嘉四年（1059）十一月，苏轼服丧期满，父子三人赴京，两兄弟是去做官，而不是去赶考。他们带了家眷，包括苏轼的乳娘任采莲，这位不识字的善良女人想必很快活，因为她的主人从不把她当外人看待。现在她伺候着两个小主人——苏轼和苏辙的儿子。

这回他们走水路，在眉山东门之江家渡上船，沿岷江而下，过嘉州，入长江，出三峡，船停江陵再弃舟北上。水路七百里，陆路五百里，他们整整走了三个月。苏轼在《初发嘉州》中写道：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

沿途写诗就像写日记，记录景物也记录心情。有些诗广为传诵，有些诗只有学者光顾。这并不重要，苏轼写诗并不是写给后人看的。描写风景或凭吊古迹，全凭一时心情，“得于笑谈之间”。苏洵也写诗，更多的时候则是发议论。此去开封，他也有望做官的，朝廷已默许他，不一定非要经过考试。即使不做官，长住京城也挺好，结交名流，高谈阔论。他对婚姻生活已失去兴趣，无意再娶。两个儿子前程无量，他知足了。

苏辙是个比较奇怪的年轻人。他可以几个钟头一言不发。他坐在船头上，看山，看水，看父兄的脸，倾听他们的吟哦或高论。他心里有数，只是不善言辞。他比苏轼小三岁，性格不同，脸型也不同。他有一张圆脸，而苏轼有一张长脸——有诗为证：去年一滴相思泪，今春不曾到腮边。苏辙才气不如苏轼，生育功夫却在乃兄之上。婚后若干年，在他和妻子史氏的共同努力下，一大堆子女相继出世。在古代，生育同样是一种能力的表现，是成功男人的标志之一。苏辙后来官位比苏轼高，寿命比苏轼长，与他冲淡的性情有关。

他是凡事悠着来的那种男人，不容易闯祸，生命的张力却有限。船上的两个少妇看上去很娴静，她们的目光不时停留在丈夫和儿子身上，偶尔抬头看天，看远处的村落。王弗清秀，史氏健壮，两个女人的差异也正如苏轼兄弟的差异，但她们的心情是一致的，幸福的感觉是一致的。她们嫁的男人都出类拔萃。王弗生得纤弱。她嫁给苏轼好几年了，眼下却不过二十出头。她是情意绵绵的，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她当然不知道，她的生命只剩下几个年头。

一行七八人，走走停停，次年二月抵京师。不久，苏轼被任命为河南某县主簿。苏辙亦为河南另一县的主簿。主簿是辅佐知县的小官。两兄弟文章动朝野，却双双落主簿，未免有些失望。他们找到欧阳修，经这位恩师举荐，参加了朝廷的一种特别考试——制科考试。这种考试由皇帝本人任主考，是临时性的，通常不重文采，而重在政治眼光。

苏轼准备了五十篇文章，看来他在眉山居丧的两年半，并未闲着。苏轼要做个政治家，这是显而易见的。他和屈原、杜甫原属同一种类型，首先为天下苍生计，其次才是展示文学才华。“致君尧舜”，这是前提，然后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中国古代的文人，属这种类型的不少，不像近现代，文人渐渐变成了一种职业。另一面，文人投身政治又是一种悖论，古人未必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一再碰壁。今天的文人却是有了太多的体验，他们定位于边缘，既是不得已，又是一种自觉。

仁宗皇帝搞御试，苏轼以一篇《御试制科策》入三等。自宋开国以来，制策入三等的只有两个人。值得一提的倒不是苏轼又一次排名第一，而是他在一系列文章中提出的政治主张。这个年轻人显然目光敏锐，且出语惊人。在他看来，仁宗朝“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这是对皇帝本人不客气。宋王朝到苏轼所生活的年代，已近百年，承平景象仿佛随处可见。

有个叫柳永的才子，曾这样描绘当时的城市景观：“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柳永这是写杭州，许多别的城市也可作如是观。难怪当时冒出了一大批填词高手。诗言志，词为诗余，大抵表达闲情。仁宗前后的词人，多是一副悠哉游哉的形象，比如张先、欧阳修、晏殊父子。像柳永这种仕途失意的浪荡子，满腹牢骚，尚且把城市描绘得般般入画，可见承平之类，不能说全是溢美之辞。

然而承平也是表面现象。朝廷面临的问题很多，而最大的问题就来自朝廷：“燕乐节，赐予无度。”“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中央财政拮据，又要维持繁荣，地方官就大刮地皮，百姓不堪重负。农民揭竿而起的，前有王小波、李顺，后有宋江、方腊。除开这两次大起义，还有各地的小动乱，苏轼后来为官各地，就曾多次缉拿“谋反妖贼”。民乱缘自官乱，一个历时百年的朝代，可谓腐败丛生。

首先官制就是问题，往往一官而有三人：居官的一人，去官的一人，同官的一人。官多职少，所以在位时要抓紧刮地皮，作为“闲居仰给之资”。去官的老家伙不时回头瞧，同官的年轻人拼命往前挤，如此景况，中国的吏治就一塌糊涂了。当时是贿赂成风，“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国内问题成堆，边患又雪上加霜。柳永的一句“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就惹得西夏国主要挥师南下。宋朝自开国以来，对契丹和西夏的侵扰只搞消极防御，动不动就进献大量财物，以求得边境的安宁。几十年渐成惯例，大大加重了宋王朝的财政危机。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书》中说：内顾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日以穷困，而风俗日以败坏。四方有志之士， 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苏轼在《策略第一》中打了个比喻，说朝廷像个病人，问他哪里有病，他自己也说不出。“其言语、饮食、起居、动作，固无以异于常人，此庸医之所以无足忧，而扁鹊、仓公之望而惊也！”

国家像个病人，那么谁是医国手呢？写《岳阳楼记》的范仲淹曾于庆历三年（1043）推行新政，不到一年，就被逐出朝廷。新政来势过猛，涉及面又太广，遭到既得利益者的联手反击。范仲淹虽受皇帝器重，又有韩琦、欧阳修等重臣支持，终于还是支撑不住。这对苏轼的触动很大。眉山居丧时，想必他和苏洵、苏辙对此讨论了许多。于是他主张稳扎稳打。

王安石与苏轼不同，他是主张下猛药的，换成今天的说法，他要搞休克疗法。王安石是改革的急进派，苏轼是渐进派。苏轼说，要让白昼不知不觉地变成黑夜，夏天不知不觉地变成冬天，如果昼夜寒暑骤变，“则人之死久也”。王安石则认为国家病重，不下猛药，难起沉疴。两人似乎都有道理，而问题在于施治的对象。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在全国实行了，结果行不通，怨声载道。苏轼的主张仅仅是主张，是个未知数。

其时苏轼二十五岁，而王安石已是一大把胡子的人了，老者激进，年轻人稳健，这反差令人惊奇。王安石行事古怪，关于此人，得费些篇幅，所以暂且打住。苏轼是不折不扣的性情中人，于政治却显得谨慎。这二人既是对头，又是朋友，他们的关系很有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