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伯素
“唐宋八大家”之一江西南丰人曾巩，可谓无人不知。曾布（1036年-1107年）正是曾巩的同父异母弟。曾布与其兄同样具备出色才干，二人加上其子侄曾肇、曾纡（曾布子）、曾纮、曾协、曾敦并称“南丰七曾”。曾布一生在北宋朝廷事俸三位皇帝，官至宰相时却突然从高位谪贬镇江任知府。正是这一谪贬，这位江西人便与镇江有了紧密的历史渊源。正因为他成了镇江的一位历史名人，对于他的谪贬，我们更应公正看待。
可喜可贺，曾布镇江扎根
曾布早在宋神宗熙宁初（1068年），就矢志不渝地推行改革，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助手。王安石曾说:“自议新法，始终言可行者，曾布也。”但是，当曾布告发户部“判官吕嘉问市易掊克之虐”，有藏匿和涂改市易司案牍的不法行为时，吕惠卿认为是阻挠新法的施行。此事也遭到王安石的误解，为此曾布被贬知饶州等地。那以后的十二年，曾布始终未被重用。
元丰八年(1085年)，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等旧党被起用，曾布亦得复为翰林学士、户部尚书。但却因以“法令纤悉皆出己手”为由拒绝司马光令他修改役法的要求，得罪了上司，被谪贬出京任职。
绍圣元年(1094年)宋哲宗亲政，曾布再起，曾在右丞位上独当国政。然而却受到左丞蔡京不遗余力的倾轧。因提议儿女亲家陈祐甫为户部侍郎，被蔡京抓了把柄，惨遭排挤，罢相谪贬润州，做了一个府官。
可喜的是，曾布虽落职镇江，却对镇江有着拳拳爱心。他早知镇江金山寺是佛教重地，在来镇江之前，即宋哲宗元符末年（1100年），就在金山寺为超荐其母，于南北半山各建一塔，一名“荐慈”，一名“荐寿”。此事为世人共知。南宋诗人陆游来镇江的日记中，即记有“寺有两塔，本曾子宣丞相用西府俸所建，以荐其先者。”曾布遭贬时，宋徽宗的《子宣公知润州军事制》谕旨还有“朕观东南形胜之地，京口实当咽喉”等语，可见，赴镇江虽为谪贬，所赴之地却是令他非常满意的。
曾布来到镇江，便购地建屋，具体地址可见清《金山志》：“曾布镇江人，住千石墟之东”，即现今酒海街一带（清嘉庆年间尚存的道林寺即相府旧宅址《润州志》可考）。其妻魏夫人的文学创作在宋代颇负盛名，朱熹甚至将她与李清照并提，说：“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曾布不仅妻儿老小同时来到镇江，而且在镇江期间，又娶了苏颂之妹。后来他又屡遭谪贬，由宰相高位变成了八品小吏（廉州司户参军，主管户籍、赋税和仓库），但他哪儿也没去，一直住在镇江。
巧的是，曾布四子曾纡，以后也被贬至镇江府任通判。曾纡(1073年-1135年)亦一名人，字公卷，散文家、诗人、书法家，“南丰七曾”之一。据王明清在《挥尘录·三录》记载：徽宗皇帝当年播迁南逃，在镇江专门召见了曾纡。徽宗特命乔贵妃出来与其相见，还赐予他一只价值连城的七宝杯。曾布死后，与魏夫人、苏夫人合葬在下蜀的空青山。曾纡为纪念父母（其母为魏氏），晚年以墓址空青山为自己取号，曰“空青先生”。
曾布三子曾缲居润州后，其子曾愃配丹徒吴夫人生二子，死后葬于丹阳练塘乡永昌里，地名殷塘。次子承事郎曾暐（曾布重孙）追念父母劬劳之恩，谨守父墓，结庐筑室永居殷塘，遂家焉不去，成为丹阳曾氏鼻祖。
殷塘位于云阳城西20里。不只于此，曾布后代往后又分散到丹阳各地：司徒曾甲、荻塘曾甲、运河的殷台村及行宫、云阳镇以及吕城、延陵和小石甲山、张干里、车村、蒋达里等地一带。南丰曾氏遗留在丹阳的曾氏一脉，最终成为一大望族。
曾布的后代们近年举行了聚会、为祖宗寻墓修墓、续修家谱等活动。宋《嘉定镇江志》：“丞相文肃曾布墓在长山之相公湾。”曾氏族人专程二次辗转去句容下蜀镇长山一侧朱家边自然村的空青山，于半山腰找到了已被毁损的曾布墓，当年的石人石马都还在。位于殷塘曾甲村曾氏丹阳鼻祖曾暐及夫人刘氏墓地，近年也得到了修整。
数年前，散布丹阳各地的曾氏后裔百余名来到司徒镇固村殷塘曾甲村，共同祭拜鼻祖曾暐及夫人刘氏墓地，畅叙家族血脉亲情，同时讨论决定了续修家谱事宜。续修了丹阳曾氏家族1946年以来60多年间的情况，为丹阳曾氏谱牒书写了新的篇章。
曾布扎根镇江，繁衍生息，曾氏血脉便与镇江土地凝结在了一起，这确为可喜可贺之事。
是褒是贬？曾布应被肯定
纵观曾布三起三落过山车一般的经历，其冤屈深重，是显而易见的。更有甚者，元人编纂《宋史》，竟将曾布列入《奸臣传》。纵观曾布一生所作所为，对他是褒是贬，不得不发人深思。对于这一问题，其实早就存在截然不同的评论。应当认为：曾布如果不能受到肯定，是对这位历史名人的极大不公。
首先说他的德行：即便从《宋史·曾布传》中，人们不仅找不出曾布有哪些猥琐不堪，反而明写有对他的严重不公。如曾布已被谪贬，蔡京仍“积憾未已，加布以赃贿，令开封吕嘉问逮捕其诸子，锻炼讯鞫”。倒是后人梁启超说得好：“曾子宣者，千古骨鲠之士。”曾布的确有敢于直言的一面，又敢于荐举贤才。《宋史》就有多处记载曾布举荐与己并无亲友关系的贤者晋升的事例。举荐陈祐甫，并不能说明他以权谋私。正是蔡京等借故陈与曾的儿女亲家关系而将其迫害。陈祐甫何许人也？《宋史》卷91至卷97七卷载明，陈祐甫为朝廷都水监丞，是三朝京官，早在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他就治理广济河；以后又不断完成加固黄河河堤、治理淮水和洪泽湖水、治理滹沱河和汴水诸多重大工程。他二十多年治理河渠，修堤坝，导河水，既使民间免遭水患，又令漕舟可通，被称为“一举而两利”之事，是有功之臣，具有晋升的才资。作为宰相的曾布，建议任命他为户部侍郎，只是寻常人事变动，且京城高官如云，官职调动历朝历代都十分频繁。况早有“举贤不避亲”之说，但被对手抓住大做文章，他就偏偏倒在了这件事上，岂不冤哉！
其次说他的政见：曾布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大臣，这为人所共知。他遭到王安石的嫌弃，有着诸多误解因素，其中特别是因为有吕惠卿的排挤。他虽为旧党所不容，但又因遇事直言，与新党的某些成员格格不入。他虽赞过“绍圣绍述”（指宋哲宗时恢复推行宋神宗时的新法，并惩处元祐旧党，打击政敌），但在不少问题上，与“新党”其他成员的某些过激做法不同，在新旧两党的斗争中，他保持了一定的政治平衡。特别是，章惇主政时，绍圣四年欲追夺司马光等已故元祐党人恩例，对司马光和吕公著不仅追夺赠官和谥号，甚至要“掘墓劈棺”。曾布对此极力反对，说:“追夺恩泽，此例不可启。”几十年的宦海沉浮,使曾布形成了一套不依附任何一派的为政之道。因为他走了一条调和路线，便说他出尔反尔，说他反叛新法，这是对他极大的误解。
第三，《宋史》将曾布列入《奸臣传》，这是史家的不公：《宋史》之偏源于诋毁王安石变法。所有“奸臣传”四卷，共收入奸臣21人，其中直接参与王安石变法的新党头面人物包括曾布就有8人，占三分之一以上。曾布在章惇为相时，曾“赞惇绍述甚力”，又在徽宗时曾“渐进绍述之说”，不能因此便定他蔡京同类！曾布后来被蔡京打成“元祐奸党”，名字与司马光一样被刻在“党人碑”上。元朝史官编纂《宋史》，沿袭了宋朝士大夫们对两党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简单地将新旧两党对立起来，又顺应了一时的潮流，侧重了对变法派的批评，这就是曾布横遭不公的根本原因。
曾布是一位有才华、有作为的历史名人，他遭受冤屈，不断受到后代一些研究者的同情，为其鸣不平者也大有人在。清代史学家、汉学家钱大昕就对《宋史》这一做法不满，说:“曾子宣……不幸附固绍述……遂入奸臣之列……史弥远奸邪甚于侂胄，而传不在奸臣之数，史家于此，不免上下其手。”史学家缪荃孙认为“其论至公”，文献学家叶昌炽亦赞同其说。近年，暨南大学文学院熊鸣琴、张其凡二位教授就“曾布奸臣论”著文，系统分析了北宋就变法争论的两派，考察了曾布一生的所作所为，从而得出结论指出：在事实面前，所谓的“曾布奸臣论”当不攻自破。当代镇江著名学者柳诒徵更从宋代新旧两党“主于救国”的角度，肯定了曾布志在当世、忧国忧民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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