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奕家族
☆掌握国家军政外交的大贵族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
☆人生自古谁无死
☆没落贵族出奇才
☆恭亲王奕家族
清宣宗道光皇帝旻宁在世的时候，前后一共有过三个皇后。道光皇帝共有九个儿子，这在清朝的十位皇帝当中并不算多，但比起他的子孙们来说，亦不算少。不过不幸的是旻宁的二子、三子出生不久便夭折了；更不幸的则是道光皇帝的大儿子也死于道光十一年四月。不过好在两个月以后，即道光十一年六月，皇四子奕詝出生，他就是后来的清文宗咸丰（慈禧太后的丈夫）。奕詝的母亲是满洲钮祜禄氏，是二等侍卫、世袭二等男、赠一等承恩侯、晋赠三等承恩公颐龄之女，嘉庆十三年二月二十八生，她刚进宫的时候被封为全嫔，后来熬到了一定的时限后晋升为全贵妃，道光十三年四月，旻宁的第二位皇后佟佳氏去世了，全贵妃理所应当地晋升成为皇贵妃，虽然皇贵妃不是皇后，但是因为道光皇帝并没有指认新的皇后，所以在后宫一时无主的情况之下，皇贵妃成了代理皇后，掌管后六宫事务。道光十四年十月，皇贵妃钮祜禄氏被正位中宫，母仪天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皇后！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九，奕詝的生母钮祜禄氏皇后去世，时间三十三岁。道光皇帝亲自定谥为“孝全”。
因为孝全皇后死时年纪并不大，而她死时也的确有些蹊跷。因此关于孝全皇后之死在宫廷中曾经有很多传言，其中《清宫词》记载道：“如意多因少小怜，蚁杯鸩毒兆当筵，温成贵宠伤盘水，天语亲褒有孝全。”
孝全皇后由皇贵妃晋升为皇后之后，执掌后宫母仪天下，几年之后突然去世，事情实在是蹊跷，其中必然有隐情，当时道光皇帝的继母还在世，就连道光皇帝也不敢对继母有微词，所以故特谥之曰：“全”。道光皇帝既对孝全皇后之死感到伤心，孝全死后，道光皇帝也未再立后。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必有故事。
按照那首清宫词看，孝全皇后的突然死亡，似乎是新年宫中家宴，为人下毒所致。但“温成贵宠伤盘水”，兼用宋仁宗张妃悖宠及庆历八年近侍作乱纵火，曹后率宫人救火擒贼的故事，不知意何所指？词中牵连到孝和太后（道光皇帝的继母），更始不可理解的。史载：宋仁宗张妃颇与闻外事，曾为其伯父尧佐乞官，或者孝全亦有类似的举动，而宣宗继母孝和太后秉性严毅，有所责备，孝全因而羞惧服毒。宣宗哀矜，谥以“全”字。
孝全皇后去世后在后宫的妃嫔中，名位最高的是静皇贵妃，夭折的皇二子、皇三子，都是她生的，此后她又再生一子，就是本文的主人公皇六子奕。孝全皇后去世时，奕詝就被静皇贵妃收留抚养，王闿运《祺祥故事》中这样说道：“恭忠王母，文宗慈母也。全太后以托康慈贵妃，贵妃舍其子而乳文宗，故与王如亲昆弟。”静皇贵妃在文宗即位后，被尊为“皇考康慈皇贵太妃”，此位皇太妃对奕詝很关照，传说奕詝是吃这位太妃的奶长大的，而太妃为了照顾好没了母亲的奕詝甚至舍弃了自己的亲儿子，来用自己的奶水喂养奕詝。当然在宫廷环境中，一位皇贵妃能做到如此确实不容易，但是也不排除此说法不实的可能，毕竟一位母亲多少也会偏爱自己的孩子，她对奕詝的偏爱是为未来自己孩子打下感情基础也未尝不可能。但奕詝与奕为皇子时如“亲昆弟”则是非常可能，因同在一母照顾之下长大，而且年龄也大概相仿，并且同在一个书房读书，也因为皇五子奕淙被早早地过继给了嘉庆第三子和硕敦格亲王绵恺当了儿子，不住在宫里，皇七子奕澴岁数还很小，所以说在宫内他们兄弟俩根本没有年龄相仿的兄弟可以玩，所以感情自然而然就亲密了。
然而道光皇帝的晚年确一直为立谁为太子而苦恼万分。道光皇帝儿子不少，但是他却很为难，因为道光最喜欢的是奕，但是奕却并非皇长子，奕詝才是皇长子，奕是次子。不过奕在道光的几个儿子当中最为聪敏，奕小时侯就显示出来了他的聪明才智，即能读书成诵，虽然这个本事在现在的年轻人里不算什么，毕竟摇头晃脑的背书不如素质教育值得提倡，但是在接近二百年前的清代宫廷，这个则被看得很重要，首先他代表的是皇子的聪明程度，其次就是皇子的学问，毕竟皇帝是国家的元首，历代的皇帝都不会选出一个草包来当的，所以学问大小关系到是否能继承皇位。聪明的奕很小就开始了宫廷读书的生涯，他先就学于大理寺少卿翁心存，后来跟随翰林院侍讲贾桢读书，特别受到ama（满语父亲，下同）的钟爱。道光皇帝曾有意立奕为大阿哥（清代对太子的称号），虽没有公开表示奕将来要继承大统，但是也算是对奕的一种暗示。但是道光皇帝确是个优柔寡断的皇帝，他一边想立奕为大阿哥，一边又举棋不定，整天胡思乱想。因为奕最大的劣势就是不是皇后的儿子（孝静成皇后是道光死了之后才追谥的），如果叫他继承皇帝的位置，那么另外一个儿子奕詝那里就很难说得过去，因为奕詝也是一个比较贤德的皇子，虽然比他弟弟奕稍差，但是多年来也一直没有犯过错误，且精通文武，并与奕共创枪法二十八式、刀法十二八式。而且奕生母孝全皇后又死得早，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奕詝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好在他有个没有正式取得地位的后妈，但是后妈再亲也毕竟是后妈呀……所以道光皇帝一直忧郁未决。
按照清朝的祖制，每年皇帝都要带领自己的儿子们到北京城南10里的南苑打猎，道光皇帝也不例外，其实这名曰打猎，实际上就是试一试皇子们的武艺怎样，毕竟清朝是在马背上打得天下的，从入关前开始皇帝们就都是马背上的皇帝，所以皇子们也要着重培养。
而按照清朝的惯例，皇子们的宫廷生活除了读书，外出时必须向老师请假，颇有点现代学校的作风，没有事情不得旷课！所以在这一年快要到南苑打猎之前，皇四子奕詝找到了自己的老师杜受田（时任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充上书房总师傅、实录馆总裁），杜受田沉思了很长时间，凝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向奕詝耳语说道：“四阿哥您只需要到猎场中骑在马上看其他人骑射，自己千万不能发一枪射一箭，而且还要约束自己的随从，千万不能捕杀任何生灵。回来后皇帝肯定会问你，为什么没有射一箭打一枪，你要这样回答：'这时候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鸟兽也正好孕育的季节，所以我不忍伤害生灵。我更不想以弓马的贤淑技艺与其他兄弟争高低。’”
结果当天狩猎结束之后，六阿哥奕所射杀的猎物最多。天色将晚的时候诸位皇子携所获的猎物复皇帝之命。果然皇上询问缘故，奕詝就把杜受田教的话说了一遍。道光皇帝龙颜大悦对身边的大臣说:“这才是君主之度。”平心而论，奕詝无论文韬武略还是健康状况都比不上奕。道光皇帝直到死前仍对传位之事下不了决心。
道光重病在床自知无回天之术之时，还没有忘记考察两位皇子的能力和气度决定继承人。奕的老师告奕的办法是：“晋见时皇上若在病榻上询问治国安邦大计，你应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受田则对奕詝说：“你若陈条时政，论智力、口才根本比不上六爷，只有一策，皇上若自言病老将不久于人世你只管俯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晋见时皇上果然询问身后治国大事奕无视皇上痛苦之状口若悬河大谈自己治国安邦的见解和抱负；奕詝则一如师言面对父皇的垂问悲伤得涕流满面以至于不能作答。道光皇帝在病榻上仔细观察两人的言谈举止，被奕詝的举动所感染，对身边的大臣说：“皇四子仁孝可当大任。”第二天道光皇帝驾崩领班大臣宣读密谕：“着皇四子奕詝继位。”奕詝终于击败奕登基做了皇帝，年号咸丰。虽然这些只是传说，但是从中也不难看出，杜受田对奕詝的帮助，和奕在少年时的天真。无论如何，从历史上看咸丰对自己的老师一直心存感激，所以在师父去世后追谥为文正，在清一代，只有杜受田和嘉庆的老师朱硅两位帝师享受这一殊荣。
道光30年，清宣宗道光皇帝病故，遗诏四皇子奕詝即位，封奕为恭亲王。这个决定改写了清朝历史，对晚清政局影响极大，让后人对假如让奕即位产生了很多联想。
咸丰继承帝位后，奕成了恭亲王。不久他又进入军机处，咸丰皇帝又命他在内廷行走。咸丰即位伊始，洪秀全等在广西造反。攻取南京后，又派林凤祥等北进，咸丰命奕协防。第二年又封奕为都统、右宗正、宗令。因为林凤祥北进的军队被击败，奕也被记功。
这一阶段似乎两人的关系很和睦。但咸丰五年，奕的生母孝静成皇后去世，咸丰以奕礼仪疏略，罢了奕的军机大臣、宗令、都统职位，让他回上书房继续读书。是什么原因让咸丰如此呢？原来在咸丰即位后，即尊奕的生母为康慈皇太妃，但奕是希望自己的生母能尊为太后的。但咸丰却不同意，有人说，虽然文宗是孝静皇太后抚育成人的，但毕竟不是自己的生母，所以不同意。其实主要的原因是，清朝祖制每位皇帝册封和追封皇后只能有三位，道光已经有了3位皇后，孝穆成、孝慎成、孝全成三位皇太后（在道光之前只有康熙有四位皇后，那是因为雍正做了皇帝，母以子贵，雍正追尊自己的生母为第四位皇后）。最后咸丰虽然在奕的坚持下，追尊康慈皇太妃为康慈皇太后，但却不称成皇后，而且不系宣宗谥，不祔庙。葬慕陵东，为慕东陵。把她降了规格，也和道光皇帝分葬，不葬在一起。而奕也因此事受到了以上提及的一系列处罚。
而且对咸丰的继承皇位，奕心中是不服气的，他的情绪也有所表现。本来文宗初一即位，重用皇弟的行为，让兄弟两人的关系已有所缓和。但因为以上提及的这件事，在咸丰一朝，奕只是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移驾承德前，才重新被授以重任，此重任也不过是留京议和而已。
清咸丰十一年辛酉七月十六日，咸丰皇帝病逝于热河行宫。遗命以皇长子载淳继位，并派怡亲王载垣等军机大臣，额驸景寿及辅国公肃顺等总共八人，“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清朝家法中，“顾命大臣”辅弼幼主的制度。
不久，幼帝的生母慈禧太后（其时仿明朝万历的成例称她“圣母皇太后”），既不甘于大权的旁落，又深憾于肃顺的跋扈，于是与咸丰皇帝异母弟恭亲王奕密谋，夺取政权，由“顾命”而变为“垂帘”，两宫临朝称制于上，恭王总揽全局于下，是为近代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
从无闻的皇弟到议政王
奕一生政治活动中的第一个高峰，是他在咸丰皇帝死后，和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合作，积极参与发动“北京政变”。因为咸丰十一年（1861年）为农历辛酉年，史书上也称为“辛酉政变”或“麒祥政变”。奕扶持慈禧太后实现垂帘听政，同时他本人也取得了议政王的高位厚禄。这是他在政治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侵略军由广东挥师北上，长驱直入，并于七月八日攻陷大沽，陈兵天津，京师受到严重威胁。清廷上层乱作一团，咸丰帝束手无策，时而要“御驾亲征”，时而又策划遁逃。而当时作为皇贵妃的慈禧倒是头脑很清醒地认为：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遗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但是可惜的是未被咸丰帝采纳。当通州八里桥败讯传来，联军进逼北京城下，咸丰帝携带后妃、皇子，仓促北逃承德，而将残局留给恭亲王奕收拾。当时随同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的主要大臣，有载垣、端华和肃顺等人，他们近在皇帝身边，掌握着朝廷的大权，成为清朝的政治中心。
奕以亲王的身份，担负着对外交涉的全权。咸丰十年九月，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后，对外事务日益频繁。奕在咸丰十年十二月，建议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对外交涉的机构，得到咸丰皇帝的批准，在北京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和桂良、文祥三人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实际上以奕为主要首领。
这样，清朝政府又在北京形成了另一个政治中心。这个总理衙门不仅掌握着清廷对外交涉的大权，还掌握着各口岸的关税及其他各项收入，把持了清廷的财政大权，这就增加了奕在清廷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热河以肃顺为首的，是一些思想顽固，盲目虚骄的王公大臣，他们主张抵抗英法的侵略，但是拿不出任何作战的有效方针和政治措施。而以奕为首的留在北京的王公大臣们，则由于战争的屡次失败，产生了与外国侵略者议和的主张，受到外国侵略者的垂青和支持。于是以肃顺和奕为首的两个政治集团，在对外政策上发生了根本分歧。
总理衙门的设立，适应了外国侵略者的需求，同时也增强了奕集团和热河肃顺集团进行争夺的政治地位和实力。这期间，热河行宫里还有一股暂时暗藏着的政治势力，就是当时身为皇贵妃的叶赫那拉氏。
“乱世出英雄”，这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咸丰末年，南方农民起义的烽火四起，北方亦战乱频频，这种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使慈禧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在承德避暑山庄，慈禧“披览各省奏章”，议论朝政得失，这些举动渐渐引起了咸丰帝及其亲信肃顺等朝臣的不满。肃顺甚至请求咸丰帝行“钩弋故事”，即仿照汉武帝的做法，将太子之生母钩弋夫人赐死，以除后患。然咸丰帝却不具备汉武帝的远见，“濡需不忍”，而慈禧与肃顺间关系已势同水火，难以弥缝。十一年七月初十，咸丰帝忧劳成疾，暑泻日久，以至病逝于烟波致爽殿。
咸丰皇帝死前留下一道谕旨，立六岁的儿子载淳为大阿哥，继皇帝位，由载垣、肃顺和端华等八大臣为赞襄政务的辅政大臣。咸丰皇帝的这个临终安排，使人感到意外的是把他的弟弟、掌握朝廷对外交涉大权的恭亲王奕，排斥在赞襄政务大臣以外。咸丰皇帝的这种安排，不仅加重了那拉氏和八大臣之间的矛盾，同时也使肃顺等人和奕原有的政见分歧进一步加深。正是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下，那拉氏自然和奕结合到一起，从而促进了北京政变的迅速发生。
英法侵略者在那拉氏与奕之间的勾结上，寄予很大的希望，并且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在写给英国外务大臣罗素的信里曾经明确地表示，奕及其同僚如果能够掌握清朝政府的大权，对中国保持和外国的“友好”，关系重大，因此，普鲁斯提出，应该对待奕一派采取温和与协调的态度，以促使奕尽快地把皇帝从热河行宫迁回北京。英法侵略者认为，只要清朝皇帝不在北京，就不能使已经签订的《北京条约》得到有效的实施，而且还会影响到各省局对条约的执行。因而他们便极力笼络、扶持奕等主持议和的一派，力争在扩大侵略权益的条件下，《北京条约》能够顺利实施，而十分厌恶和反对肃顺集团。英法两国正是本着这样的意图，在签订北京条约之后不久，便把侵略军撤出北京。这件事使奕等人大喜过望，得出了洋人并不企图占领中国土地的结论，从而坚持了对洋人实行用信义笼络的政策。
咸丰帝生前，奕屡屡上请咸丰皇帝回銮北京，但被咸丰帝及其亲信肃顺、载垣诸人所否决。咸丰驾崩后，奕陈请赴承德叩见两宫皇太后，而载垣诸人却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了“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无庸前赴行在”的上谕，加以阻挠。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奕突然出现在避暑山庄，使载垣、肃顺等人十分震惊，但给慈禧带来了无限的喜悦。奕在咸丰灵前伤心哭泣，沉痛祭奠之后，慈禧即迫不及待地要太监传旨召见恭亲王。顾命王大臣最担心的正是这件事情，因此再次阻挠，声称为了避嫌叔嫂不能相见而且皇帝刚死不久，太后正式在守丧期间，更不能见自己的小叔子。而一心想与慈禧相见的奕为表示清白，便请端华陪同晋见。
而端华和肃顺却推脱说：你们是小叔子与嫂子见面，和我们这些人没有关系。于是，慈禧终于获得了与奕单独会面密谈的机会。她详述肃顺诸人横行跋扈，目中无人的举止，希望亲恭王设想办法。而颇有心计的恭亲王在赴热河行在之前，已同列强驻京使节磋商，作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慈禧与奕通过密谈，确定了尽快返回北京、发动政变、歼除异己的方针。
慈禧与奕密谈之后。八月六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呈奏折，请慈禧太后执掌朝政。董元醇的奏章说出了慈禧的心意，其矛头所向，对准顾命八大臣，因此引起肃顺等人的强烈反对。慈禧要颁发懿旨采纳董元醇之议，肃顺诸人则坚持要痛加驳斥，双方剑拔弩张，进行了激烈争论。载垣等在召见时公然声称，顾命大臣只能对皇上负责，而不能听命于太后，且载垣当慈禧太后的面咆哮，含怒负气，最后竟拂袖而去，并以“搁车”（北京口语，意思是半途而废）相威胁，全然不把慈禧放在眼里。慈禧被气得面色青紫，双手颤动，小皇帝亦被惊吓得直哭，以至把太后的衣服都尿湿了。
董元醇的奏折所引起的风波，实质上是政变的前奏。这场斗争暂时以肃顺的胜利，慈禧的失败而告终。慈禧因势薄力单，不得不作了些妥协，但是她却通过自己的妹妹那拉氏与妹夫醇亲王奕譞加紧了准备政变的步伐。顾命八大臣可以颁布上谕，痛斥董元醇“殊属非是”（实在是不对），但他们无法阻止慈禧和小皇帝的回銮计划一旦回到京城，那就是奕的势力范围了。
奕迅速返回北京。其实奕留守北京“主持抚局”，这是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差事。和谈破裂，背城一战，奕只能殉社稷。和谈成功，背上个丧权辱国的罪名，既愧对祖宗，也无颜于人世。可是奕居然“不辱使命”，不但妥善地处理了抚局，而且利用留守之职和洋人拉上了关系，打开了局面，控制了北京地区。这也是慈禧能够放心大胆地返回北京后在对顾命八大臣下手的原因。
奕能控制北京地区，固然是英法联军希望这个年轻的显贵，控制北京政局后能成为西方国家在清廷中的代理人，同时也由于他获得了驻防京郊地区的僧格尔沁部队、胜保部队的支持和密云副都统德兴阿的支持。密云副都统驻防密云城关檀营，兼辖昌平、顺义、三河、玉田、古北口等地驻军，是北京东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控制着由京城通往热河咽喉要津。
十月二十六日，两宫太后由热河乘坐骡车起驾回京。端华、载垣等七名赞襄政务大臣护驾同行。肃顺率领亲军拱卫着咸丰棺柩行进缓慢，远远落在了两宫的后面。十一月一日两宫回到紫禁城，第二天在朝房逮捕了端华、载垣。
肃顺于十一月二日晚，拱卫着咸丰棺柩到达了密云行宫。密云副都统德兴阿安排护卫部队在檀营整休一日。密云行宫由“檀营”驻军担任警戒。夜间，醇亲王奕譞（咸丰七弟、慈禧妹夫）由北京赶到密云，在德兴阿的配合下，顺利地擒获了肃顺，然后拱卫着咸丰棺柩回京。在京文武大员及臣民们在东郊半壁店跪迎咸丰棺柩，肃顺被押械在囚车之上回到了北京。
这场晚清政治舞台上动人心魄的权力争斗，被称为“辛酉政变”，又称“祺祥政变”。它为慈禧的上台执政铺平了道路。以当时情形而论，以肃顺之才，早已经能够知道慈禧与他水火不容，应该早下手除掉慈禧，可惜载垣、端华之流才能平庸，没有采纳肃顺其议。最后都落了个自杀的自杀，砍头的砍头的下场。在奕主持下，内阁大学士等于四日讨论通过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决定。次日，由宗人府和内阁大学士等议定载垣、端华、肃顺的罪行，并决定立即赐载垣、端华二人自尽，将肃顺斩首，其余五名辅政大臣有的革职，有的遣戍边疆，一些与八大臣有联系的官员和太监也受到了惩处。
十月六日，慈禧下令将载垣、端华赐死，慈禧命其二人在在宗人府空室自尽；至于肃顺，则以其悖逆狂谬，较载垣等尤甚，本应凌迟处死，后加恩改为斩立决。十一月八日，肃顺被斩之日，万人空巷，前往观看。肃顺白衣白靴，面无惧色，骂不绝口。囚车行至菜市口刑场肃顺又拒而不跪，被刽子手打断腿骨，始下跪就刑。
十一月十一日载淳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改“祺祥”，年号为“同治”，意在两宫太后同治天下。十二月二日清廷宣布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从此，慈禧太后掌握了清朝的统治大权。奕因为在这场宫廷政变中立下大功，又先后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部大臣，并被赏以亲王双俸。慈禧太后通过政变，掌握清廷统治大权达四十七年之久，奕的参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享受了清末诸王大臣从未有过的崇高爵赏和职位。特别是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到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的五年间，他以议政王的崇高地位达到了他一生政治生涯中的最高峰。
☆掌握国家军政外交的大贵族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是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十二月初十日，清廷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是根据奕、桂良、文样等于当年十二月初一所上“通筹夷务全局折”六条章程中的首条——“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的建议而成立的。上谕任命奕和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样等管理该衙门，其中以奕为首席总理大臣。从此，奕成了洋务派的首领，坐镇中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能以“通商”为中心，是清政府上下一致的意见。“通商”的含义是什么呢？在当时，即意味着在对外开放中取洋人之长，其中心即是“师夷长技”，兼及外交和其他与“师夷”有关的一切事务，而这正是洋务运动的特征。
“夷务”，清政府本一向由理藩院处理。鸦片战争中闯进国门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当然不是过去的所谓“四夷”，不能作为“藩”来对待了，于是设立了处理五口事务的钦差大臣，始由两广总督兼领，1859年改由两江总督兼管，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北方天津、牛庄和长江内河汉口、镇江等增开口岸十余处，因而南洋钦差大臣由江苏巡抚兼任，北方则增设三口通商大臣一员。这就是后来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由来。它们名为“通商”大臣，实际上“通商”以外的政治性外交等事务也是涉及的。在中央就再不是理藩院，而是于1861年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了。在洋务运动整个过程中，总理衙门起了枢纽的作用，左宗棠说：“洋务关键，在南北洋通商大臣，而总理衙门揽其全局。”
由此可见，总理衙门是适应对外开放和内部改革的新形势需要的产物。它的成立，表明以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中心以拯救清朝统治的自强新政（也即我们通常称之为的洋务运动）成为国策了。因此，以1861年作为洋务运动开端的标志是适当的。总体来看，总理衙门级同军机处，兼有管理商务、外交、教育、关税财政、军事政治情报等权力。发展到后来，权力更大，范围更广，实际上是以举办自强新政为己任兼有军机处、内阁权力于一身的适应改革开放需要的最高政权机构。活动的中心在于“自强”。这一点，奕在清廷批准总理衙门成立后几天即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明确说：“窃臣等酌拟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
显然，“自强”是总理衙门的首要任务。怎样才能达到自强的目的，奕等人也是明确的，那就是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武装和训练军队。这就拉开了引进和运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拯救和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序幕。
然而功劳也罢，贡献也罢，奕登上总理大臣的宝座之后的第一件对外买卖干的就不是很光彩，虽然在外交上清廷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但是从经济上清朝确吃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亏。这就是晚清历史上著名的阿思本舰队事件。同治十一年（公元1861年），清政府委托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协助购买军舰，卜当即推荐了时任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参与办理，赫德出于个人及英国的利益考虑，在购舰上表现出了异常的热心，但由于经费以及议论不齐等问题，清政府迟迟不能下决心。同年底，太平军在李秀成指挥下，接连攻克杭州、宁波等江南重镇，海内为之震动。恭亲王奕紧急上奏，请求速购兵船，在严峻的形势逼迫下，清政府仅用一天时间，就作出了以往争论了5年都未能下定的决定，外购兵船。
1862年，赫德和清政府商定了购买中号、小号兵船共7艘，一共需银65万两，并函请在英国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具体承办购船事宜，李泰国认为这是控制中国军队的大好机会，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挑选了曾参加过鸦片战争的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公然把舰队命名为'英中联合舰队'，舰队全由英国官兵操纵，并擅自为军舰命名和制订海军旗，而且规定舰队只接受中国皇帝和李泰国二人的命令，李泰国还有权决定中国皇帝的命令是否有效。这支几乎是李泰国私人部队的舰队，史称阿思本舰队。而此时舰队还在英国没有起航，而远在地球另外一端的中国，各方势力为了角逐这支梦想中的洋舰队也在斗争得不可开交。当时国内共有三大势力角逐对舰队的支配使用权。其中曾国藩集团是当时清王朝内最大的实力派。对控制该舰队，曾国藩期盼之至。他除持本集团的实力地位，还运用其他的狡猾手腕，与奕等斗法。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坚持三条对该舰队的期望，其一、轮船驶至安庆、汉口；其二、配用楚军水师之勇丁；其三、有关事宜由“臣与胡林翼商定”。其实曾国藩的三点期望都是有很大目的性的，第一条驶至汉口是假，但汉口在曾国藩的实力范围却是真，他想借助舰队驶至汉口，对奕和洋人来一个既成事实，把舰队的控制权纳为己有。后两点中，也有含糊其词、欺上瞒下的意思。总之曾是准备把该舰队收归己有，“称霸”一方。奕则反对舰队上驶至安庆，他则要求该舰队驻守在上海，用于袭击南京之用。而曾国藩硬说“用之于江面”，“所部兵丁并非生长海上，势不能于重洋用武，不敢不据陈奏。”好笑的是，曾国藩从1861年1月起就强调“是皖、吴官军之单薄，在陆而不在水，金陵发逆之横行，亦在陆而不在水”，以后又不断重复此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实曾国藩为了能够得到该舰队已不乏掩耳盗铃之拙。但根据当时的情况，清政府对此事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另外一股势力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军一方，李鸿章率淮军抵沪后，与上海的买办官绅结合，羽翼渐丰，上海相对优势的条件使他颇为踌躇。从筹购该舰队起，至该案结束，上海处于近水楼台的地位。最重要的是李鸿章掌握了上海这个财赋重镇，并同曾国藩联系密切，结成“湘淮一家”式的联盟，上海当时号称“月收百万”，仅海关税收就占全国海关税收的一半以上。李鸿章“当暴富之名”，奕不得不对他折腰请助。李鸿章却对曾国藩特别照顾，常拨银饷接济，对奕这股势力则敬而远之。就这样他们之间上演了一出闹剧，一个求势，一个要钱，又谁都想控制这支舰队，故而能心志不一地联合起来对付奕集团。
而奕集团也想得到该舰队。奕身为先帝咸丰的弟弟、当朝皇帝同治的叔叔，又是议政王之尊，主持军机处、总理衙门、内务府、宗人府，为臣者无出其右者，清政府的外交、政治、军事以至皇室事务都归其秉持，可谓军国枢纽在握。奕集团可代表清政府名正言顺地控制该舰队。而且慈禧太后颁发的上谕也与奕为此事的奏请完全一致。其实慈禧太后也是在利用恭亲王这个人，才在很多事情上顺着他。其中有很多原因，首先是在不久前的“麒祥政变”中，奕帮了嫂子慈禧太后的大忙，慈禧不得不在某些事情上感恩戴德。其次，当时时值清朝末期，满洲大员当众有能力的人已经不多，能够有恭亲王这样一个办事得体的人也确实难得，所以在很多事上两宫太后也不得不多想着小叔子。然而，“周室式微，诸侯称霸”，在可能当舰队主任的名单上奕集团只可排到第四位，根本不是曾国藩集团、李鸿章集团以及英国人的对手。甚至连奕内定为舰队统治者的崇厚（1826~1893，满洲镶黄旗人，完颜氏）甚至都没胆量出来较量一番，就旋即退场。尽管如此，奕集团也是颇费心机，连出恶招，为此还想出了几个利己损人的办法。一是拟拆开舰队，把舰队一分为二——北洋、南洋各半。奕奏请：舰队运到后，酌分数只，驶赶天津，以备北洋防守之用。上谕马上得到皇帝，实际上是太后们的同意。二是名与器不假人，裁夺之权不放，尽量不让曾国藩集团得益过多。三是借重洋员，颇有宁付客卿、不托家臣的味道。奕由此遗祸无穷，他给李国泰的信件中有行乎不清的“一手经理”字样，也有曾国藩统一阿思本“综理一切”。在这方面，奕走得最远的是在该事件的关键时刻同李国泰签订了《轮船章程五条》，沾沾自喜于该战争中规定的空洞的统帅权，对出让最重要的实际指挥权却不以为然。
在该事件中，拉拢李鸿章是奕集团的最重要措施。奕告诉李鸿章，经费上“自不能专令江海关一关支应”，行政上要李国泰、赫德“均着听候李大人预为酌定”，“此船板就，驶赴上海听候拨用”。奕还私下通知李鸿章：“带兵十数人或数十人，与该轮船到时立即商船，皆阿思本版是，以分其权”。奕暗中扬李抑曾并不是真要把权力交给李鸿章，他在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挑起曾、李之间的斗争，着眼于促使李鸿章做出有利于将该舰队的船只转送北洋的行动。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在上述大肆角逐之时，阿思本舰队还尚未离开英伦三岛。清政府欲构建现代化海军，好不容易与洋鬼子们“串通一气”一回，可连它的汽笛声还没听到，清政府内就已经悄悄地龙争虎斗起来。虽然他们的目的也许都是为了国家富强，建造海军，但是实际上的结果和影响确实是负面的。
由“北京”等6艘军舰以及1艘军辅船和1艘小艇组成的李－阿舰队到达中国后，大出清政府的意料，这支不受控制的舰队是军政大员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在经过反复争辩后，清政府决定将这支舰队一卖了事，在各派支持下，奕主持的总理衙门又几经周折，终于了解了“撤退阿思本舰队”一案。“阿思本”舰队寿终，最终在清政府“博采众论”后，痛下决心，“将轮船撤退”，并在新一轮谈判中采取强硬姿态，取得“辉煌”成果。1863年11月23日，阿思本上校带领被遣散的舰队从上海驶回英国。此时，清政府已为这支舰队支付了9个月的薪工银，为了遣返舰队，又支付了37万多两的遣散费，还额外送给阿思本一万两，送给李泰国一万四千两，以后只陆续收回一百多万两。实事求是地说，此种谈判成果，在中国近代史中，称得上是外交方面的成功案例。
虽然“'阿思本’舰队事件”，搞得奕很不愉快，但是也抹杀不了这位议政王在晚清的贡献，更不会抹杀奕在中国近代洋务史上的地位。因为在奕的主持下，通过总理衙门的工作，19世纪60年代起，我国先后与英、法、俄、美、德、丹、荷、比、意及奥匈帝国等，建立了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
同治五年（1865年），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请假回国，他行前对总理衙门表示，愿意率领一些中国官员出国考察。奕接受赫德的建议，派知县斌椿和几名同文馆学员，随同赫德到英、法、德、俄等国游历。奕对斌椿交待的任务是：将所得到的各国山川形势、风土人情等详细加以记载，并以绘图说明，以便作为今后外交工作的参考。
同治七年（1867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满回国，总理衙门在蒲安臣自荐和赫德的推荐下，聘请他充当清政府的全权特使，以“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头衔，代表中国到欧美各国访问，并由英法两国各派一人作协理，清政府陪同前去的是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奕在蒲安臣出访时曾和他约定，在访问中凡遇到有损于中国的事，必须力加阻止；凡对中国有益的事，必须先请示总理衙门，经同意后再办。蒲安臣等首先到达美国，他并不把总理衙门和奕放在眼里，竟擅自与美国签订了一个《中美续增条约》，使美国在招募华工和扩大在华传教等侵略利益上，得到合法的依据。蒲安臣等离开美国后，又以中国政府钦差大臣的身份，到英、法、俄等国访问，直到他于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在俄国病死，其他成员才经由意大利回到中国。以上两个由外国人率领的所谓中国外交使团出国访问，成为中外历史上的一大笑柄，说明当时清政府和奕等封建统治者对国际外交事务的无知。
真正由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位驻外使节，是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因马嘉理案件在奕主持下派往英国，常驻伦敦的郭嵩焘。他以花甲之年，甘于冒当时顽固派的诽谤与诋毁，不避艰险，远渡重洋，首先为中国在伦敦建立起第一个常驻外国的公使馆。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郭嵩焘又兼任法国公使，开辟了驻法公使馆。在英、法建立我国使馆，开中国使节常驻外国的先河。郭嵩焘在海外目睹流居海外华侨备受凌辱的惨状，于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九月上疏清政府，提出仿效外国，在各国主要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以保护中国侨民的建议，得到总理衙门和奕等的支持。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在新加坡设立了中国第一个领事馆，随后又陆续在美国旧金山、日本横滨和神户等华侨集中的地方，设立起领事馆。此外，郭嵩焘还参照外国的经验，为中国制定了一套外交人事行政管理办法，受到奕的赞许，对中国外交事业的开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后来，郭嵩焘因受顽固派的诬陷而回国，脱离仕途，归回乡里。
继郭嵩焘之后，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曾纪泽出任驻英、法两国公使。光绪六年，曾纪泽又受命兼任驻俄公使，与俄国谈判，经过反复斗争，于光绪七年二月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收回被俄国强占的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区，使国家领土主权的损失，得以部分挽回。
此外，清末时期还由总理衙门先后派出了很多在国内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驻外使节，如许景澄、杨儒等，有的是在奕主持总理衙门工作时期派出的，有的是在奕被罢黜时派遣的，但都与奕开创中国近代外交，设立总理衙门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奕先后主持总理衙门近三十年，对建设中国近代外交事业作出了一定努力，也为中国的外交事业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取得了不少经验。
此时的奕集军政、外交、皇室事务大权于一身，地位仅在慈禧太后一人之下，而且在朝廷内外也有很大的威望。权力日益膨胀的奕成了慈禧的心腹大患，对慈禧的统治根基构成极大的威胁。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春，慈禧借清军在中法越南战争中失利之名，借机撤销奕的一切职务。失去权力的奕深知慈禧的狡诈与阴狠，为躲避杀身之祸，他以养病为由离开政治漩涡，躲在西山戒台寺不问政事隐居长达十年之久，恭亲王奕在戒台寺期间，居住在北宫院。奕在院内遍植牡丹，因此后人又称北宫院为牡丹院。牡丹院坐北朝南，大门悬挂奕手书“慧聚堂”匾额。此间他名义上是颐养天年，实际还是一直在注意国家的政治动向，试图东山再起。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现在的北京城还有60余座清代王府，其中位于什剎海畔的恭亲王府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恭王府，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最早是乾隆皇帝宠臣、大学士、清朝大贪官和珅的私人家宅。嘉庆四年正月初三太上皇晏驾，次日嘉庆皇帝夺了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两职，抄了和家，和珅被“赐令自尽”，其宅邸被没收。咸丰元年（公元1852年），咸丰帝将此宅院赐予六弟奕，改名恭王府。
和珅是历史上的“贪污之王”。当初他大兴土木逾制修建了这座豪宅，为日后恭王府的恢弘富丽奠定了基础，也为自己筑就了一条通往灭亡的路。嘉庆帝赐死和珅时，宣布了他的20条罪状，其中之一就是：“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隔断皆仿造宁寿宫制造，其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和珅获罪，宅第入宫，先被嘉庆帝赐予庆王永璘，后被咸丰帝赐予恭亲王奕，奕在原有基础上对王府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形成了今日前王府、后花园的布局。如今的恭王府，南北长300多米，东西宽180多米，占地面积6万多平方米。府内的建筑分东、中、西三路，由南自北都是以严格的中轴线贯穿着的多进四合院落组成。
位于王府东路一进院落的“多福轩”是恭亲王的会客厅，奕常在此会见外宾大臣。当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奕全权负责与英法联军的议和事宜。而奕也是在迫于无奈之下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多福轩”也因而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地。
府邸最深处横有一座两层的延楼，是王府最大的建筑，东西长达160余米，据说内有104间房，俗称“99间半”，取道教“届满即盈”之意。延楼二楼的40多个后窗框造型各异，绝无重样。整座楼气势宏伟，不同于一般王府。相传这里曾是和珅的藏宝楼，嘉庆帝从中抄出了和家富可敌国的家产，也留下了那句“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话。
每当恭亲王在府邸居住时期，整个王府总出入的大门在东侧院落的东墙上。在现存的正门外，有两组并列的院落；西侧院落在正门前纵列着四排房屋，院南侧有两排倒座房，为当时王府的办事机构；东侧院落南边也有一排倒座房，驻护卫的八旗兵丁，北面有一座四合院。正门两重，南向，大门三开间，前置石狮一对，二门五开间，均在中轴线上。二门内是正殿及东西配殿，其后为后殿及东西配殿，后殿悬“嘉乐堂”匠额。中轴线上的建筑物，屋顶都用绿琉璃瓦、脊吻兽，配殿屋都用灰筒瓦，显示出王府的与众不同。
东路前院正厅名“多福轩”，后院正厅名“乐道堂”；西路前院正厅名“葆光室”，后院正厅“锡晋斋”。葆光室与锡晋斋之间有垂花门一座，上悬“天香庭院”匾额。垂花门南有竹圃，北有西府海棠两棵。在三路院落的后部，有长160余米、贯连50余间的两层后罩楼环抱，东边悬“瞻霁楼”、西边悬“宝约楼”匾额；楼前檐出廊，后檐墙上每间上下各开一窗，下层窗长方形，上层为形式各异的会锦窗，窗口砖雕精细，楼梯原为木假山形。楼中间偏西原有一间下层是过道门，通向府后的花园。
萃锦园恭亲王所建，正门在园南，为西洋式石雕花拱券门。门内左右都有青石假山，正面迎门耸立一座柱形太湖石，顶刻“独乐峰”；石后为一蝙蝠形小水池，旧名“福河”。水池后面是一座五开间的正厅，名“安善堂”，其东配房名“明道堂”，西配房名“棣华轩”。堂后一方形水池，池后一组叠成龛形的假山，中嵌康熙御笔福字碑一座。假山上一座盝顶敞厅，名“邀月”，厅两侧都有爬山廊通向东西配房：西配房名“韵花移”。中轴最后为“养云精舍”5间，两侧各接出折曲形的耳房，屋顶形式特殊多变，形如蝠之两翼，因得名“福殿”。
东路第一进院前有一座垂花门，右前方有一座流杯亭，名“沁秋亭”。门内东房一排8间和西房3间，靠南边的3间东房名“香雪坞”，西房即明道堂之后卷。院北即为大戏楼，为三卷勾连搭式，最北一卷就是“怡神所”。戏楼北边有北房5间，东房两间，传闻这里才是天香庭院。园东侧南北方向叠有青石假山。花园西路最前面有一段城墙式的围墙，墙上辟券洞，额书“榆关”。墙两端接青石假山。榆关内有“秋水山房”、“妙香亭”、“益智斋”等建筑，再北有一个较大的水池，池心有水座3间，名“诗画肪”。池北有5间两卷房，名“澄怀撷秀”，其东耳房名“韬华馆”，再北为王府的花洞。园西侧有南北向的土山一座，从榆关以西一直延伸到澄怀撷秀的西侧。萃锦园的院墙为城砖砌成，原来没有门通往街道，只能从府后出入。
愈是位高权重、贪恋权势之人，其渴望宁静之心往往愈迫切。从花园的布局中，人们不难体会得出王府主人当年的心随境转。花园入口是一座西洋门，上有题字：外题“静含太古”，内题“秀挹恒春”，意指在喧闹之中取太古幽境，颇有道家意境。进门后，正面有一直立突兀的孤石，上书“独乐峰”三字。独乐峰是花园的屏风障景，“独乐”亦是奕复出政坛的屏风障景。奕被慈禧罢官三次，每次他都来园中“独乐”，在宁静安详的氛围中韬光养晦，在“独乐”的幌子下伺机重返官场，所以说奕正如在西山所居时所想的一样，韬光养晦，借机再起。可惜踌躇满志的恭亲王早慈禧太后十年就去了，空留下一个恭王府供后人凭吊。
民国以后，恭王府及花园于上世纪20年代被末代恭亲王溥伟和其弟著名书画大师溥儒（字心畲）兄弟抵押给西什库教堂，1932年后，产权为辅仁大学所有。
☆人生自古谁无死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奕重新被启用，此时的奕已是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再次入朝的奕并没有发挥多大的能力，纵然后人在提起甲午议和时会说当时握有实权的慈禧太后和首府大臣奕向日本政府乞和，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并授予“商让土地之权”，于是有了《马关条约》的耻辱。我不能说这种说法不正确，奕一生害怕战争，渴望寻求一条大清国的出路，却越走前方越黑暗，英雄末路的悲哀终于来临。每个人都有其辉煌的一面，奕也不例外。住着最大的亲王府邸，首辅大臣，领导洋务运动，被封为“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按说，奕的一生也是比较完满了。奕没有过铁马金戈的经历，却伤痕累累，这伤不在明处，却在心里。奕不但在政治上不能遂心，在家庭上亦然无法作主。夫妻离散，女儿早年守寡，最心爱的儿子被过继……都成了他心中不可磨灭的痛！
有人提到奕，也许会调侃地说：“他不就是鬼子六嘛！”也许还会有人说他是个投降派；然而，他的患得患失，他的悲凉一生又有谁能体会呢？像李鸿章，在朝野之上也是名声显赫，可生不逢时的悲哀使他落到多少骂名？其实他们都是英雄，只是与以往的英雄不同而已，试想，如果把现在的一些铁腕政客摆到当初他们的位置，又会演绎何种人生呢？又会把中国的命运导向何处呢？
奕在法源寺一住十年之后，直到甲午战争爆发以后被再次启用。在其死后，朝廷以铁帽子王的身份安葬了他，给他的生命终结点涂了色彩，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一生的郁郁不得志和枯灯般的悲凉。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奕在宗人府任宗令，却对已兴起的维新运动大为不满，他病卧家中，对前来探望的德宗光绪皇帝大讲康有为等维新派是“小人”。可叹当年主张办洋务的奕，此时却对维新运动大加阻挠。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二十九日，年六十七岁的恭亲王奕带着无数遗憾和一生的梦想去世了……道光皇帝的诸子都先奕死去，咸丰之子同治，及光绪，宣统三代无后，所以奕訢成为清代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皇子。
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世间从无不死的人。王府中死了人，则用同义的词汇来代替，如王爷死了，私下叫做“殡天”。对外则称“薨逝”。王府主要成员，如王爷、福晋、太福晋在弥留之际，寿衣、寿棺自然早就准备好了的。棺材是上等的木料，如金丝楠木、黄柏、紫杉之属。遵照满族习俗，棺盖前端要安一个同样与棺盖厚薄相等的木质葫芦形的一块前遮，故称“葫芦材”。这个葫芦可折，可放，放为前遮，折成复盖。临到人要咽气的时候，管事处就要妥帖安排各方面的执掌，同时要恰办杠房、冥衣铺以及和尚、道士和喇嘛念经等等事宜。这时，府中表面很宁静，实际上人人心里却特别紧张。只待人停止最后一次呼吸，府中就能有条不紊地忙起来。有两件事要办是刻不容缓的。一是“报丧”，如果是王爷死了，首先要报宗人府，然后才向亲人报丧。报丧一般都用口报，但也有用文书的，叫做“口报条”。作为贵族的死去，远比一般大员的去世要隆重得多，借此来显示他们作为贵族留给活人在记忆中最后一点他的贵族身份。
当奕去世的消息穿到了皇宫里，光绪皇帝得到消息后，立刻来到恭王府奠奕，并辍朝五日，持服十五日。谥曰忠，配享太庙，并谕：“王忠诚匡弼，悉协机宜，诸臣当以王为法。”皇帝的这一举动使恭王府上下欢欣鼓舞，甚至已经忘却了奕去世的这一事实。皇恩浩荡，在封建年代皇帝能眷顾一臣下，那么当是该家族最大的荣幸，曾经有一笑话就说了，皇帝赏赐给臣下一张草纸（卫生纸），臣下回家都会高兴得在祖先堂里供奉起来，美其名曰：皇上赏赐的擦屁股纸。虽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在封建年代，皇帝能够到臣下的府第去吊唁，确实也是给为臣的天大的皇恩！
按照满族宫廷礼仪的贵族，奕去世后，由他生前随身伺候的太监或仆妇们，为亡者洗脸、洗手、洗脚，剃头留后，然后穿上寿衣，谓之穿“依制殓服”。寿衣也分等级，王爷的寿衣，如其品级，他的蟒袍、补褂和内衣，均为丝绸面，内絮棉花，一律禁用缎子和皮毛做寿衣，上一顶小帽。帽上镶嵌串珠寿字和红宝石等装饰。有顶无翎的秋帽则放置一旁。足穿朝靴，底绘莲花。用来掩盖在亡者全身的黄色“陀罗经被”上，要用朱砂书写梵文“大悲咒”。只有这样小心谨慎一一办妥之后，才能将尸首抬到寝殿中央的灵床上去。灵床又称“吉祥板”，上摆三条杏黄绸带，以备入殓之用。吉祥板上铺垫三层杏黄色寸蟒棉褥，棉枕的颜色与殓褥相同，一般不用莲花枕。尸首放置吉祥板上也有规定，循例头向西，脚朝东，不许乱放。头前放一张茶几，上置一盏点燃了的“指明灯”，并燃四炷藏香，称之谓“倒头香”，一一办完这些常规习俗之后，便要在吉祥板前焚化纸钱，俗谓烧“倒头纸”。这些看似很烦琐的规矩，在清时，或者说在封建年代则是不可避免的规矩，俗话说得对，无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是死了人，但是规矩还是要照样的，这才能配得上一位世袭亲王的地位和身份。不过人已过世，这些规矩不过是给活人看的罢了。虽然人们心中都明白，但是为了能叫去世的老爷继续把富贵荣华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子孙奴仆们真是不惜血本，大有叫老爷们把这些值钱的物件儿，提前给他们带过去，省得以后自己过去的时候没得挥霍！
按照规矩，奕在躺到吉祥板上时，为他的去世而正在痛苦的子孙后代奴仆家人们，在为他烧倒头纸的同一时刻，恭王府府门前则烧“倒头车”、“倒头轿”。车、轿扎糊，制作精致，用料皆系呢子、丝绸。“车夫”、“轿夫”及随侍人等，均按生前规制配置。烧这些迷信品的用意，据说是让亡者无忧无虑地安息，让他在九泉之下过着与人间相同的舒适生活。实际上这也给活人看的，人之已死，有了这些东西也是带不走的。与此同时，在二门外的左边，要竖起一根约三丈的高幡（这是满俗），幡杆漆以杏黄色，柱顶则为金漆，上挂荷叶宝盖，杏黄寸蟒。幡下垂拂长约一丈的飘带，含引魂之意。高幡一经竖起，前来探丧的亲友，方可在吉祥板前悲泣，牵动丧家上下悲思，于是，众皆又恸哭不已，宛如今天之“向遗体告别”的场面。少的只是鞠躬，代替的则是磕头。少的虽然是领导向家属慰问，多的则是，皇帝的眷顾，和一家男女老幼们半边脸的难过，半边脸的欢欣，交替出现在脸上。
奕去世的次日，由恭王府首领太监率领十一名和尚、喇嘛站到吉祥板前，手持法器，念“倒头经”，即“往生咒”，统称“转咒”意为死者免罪安魂，让死者顺利地走到现实人间“阳”的另一境界中去。佛教教义的意思是：转咒是把现实中万种罪恶根源的肉体而转入好的善的命运而已。故亦可称作“转轮”。有清一代，对宗教是非常重视的，整个中国的宗教都非常自由，所以在人去世以后，有人会请老道，有人会请和尚，有钱者还会请来喇嘛，而作为贵族的葬礼，则是老道、和尚、喇嘛一股脑都请来，如不是宗教政策开放，很难想象他们不会争吵起来，也许争吵的原则不过是谁念经的声音比谁谁念的大声罢了……
接着就是选择吉时了，所谓的吉时也不过是抬尸至大殿入殓而已，但是在封建年代，这一切都带着浓重的封建思想，想想与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实在是格格不入，这就是一个贵族，一个大贵族死后人们对他的景仰吧，或者说是慑于他生前之威吧。抬时，由王府六名官员，握紧金箍杏黄棒头，丧家人众尾随其后，再由仆役四人提着尸身下边所垫棉褥的四角，平平稳稳，徐徐而行。经过神殿前的“祖宗杆子”（此乃吉祥之物，亡者则视为凶物）时，要用红绸将尸首包得严严实实，然后才许经过，这是“吉不见凶”的常规，不得违背。到了大殿正中，即移尸入棺。孝子近前用筷子夹着一团棉花，蘸上清水为死者擦洗两眼周围，谓之“开光”。随之将盛清水的碗狠狠砸在地上。接着由家人捧一朱漆坛（也有用木雕盒子的）至，内有殉葬殓物，如翡翠般指、怀表、鼻烟壶、白玉别子……以及宝石顶朝珠一串，和死者生前平日爱用的各种物品，一一塞进棺内，占据了棺内的所有空间。还要用一根红线穿上一颗大珍珠，系在死者的衣襟纽扣上，并把珍珠塞进死者口内，这叫“亲视含殓”。然后由杠房司役者盖上棺盖，至此，入殓仪礼宣告结束。此时，全府上下失声恸哭。盖棺之前，是不许哭泣的，怕泪水掉落棺中，影响死者安息。与其说是影响哪个死者的安息，不如说是影响了生者的正常生活，想一想几千年来，为了安葬死者，多少人倾家荡产，多少人为此穷困一生。当然有人真的是孝子，而有的人则是比富斗气，就好比在民国年间，北平多少富户为了给老人出殡下葬，倾家荡产，最后导致家道败落，这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啊！
一切停当之后，按照王府的规制，就要举行葬礼了。但是王府毕竟不是小门小户，他们的规矩和民间的还不同，所以王府里举行殡礼葬仪是不搭客棚，不吹打鼓乐，不备酒筵，不发讣文的，而以经单代之。故有咏经单句：“最怕人情红白事，经单一到便为难。”而最主要的殡礼是念经。老王爷去世后三日，王府内家祭、念经同时开始。和尚、道士、喇嘛念经，王府执事在一旁看经，看他们是不是敷衍了事。这叫念管经。而且按照规矩，王府内停灵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在府停灵为五七三十五天（二十一天或十五天亦可），最多为七七四十九天。没有出殡之前，都要念经超度亡魂。
一次丧事，所收的祭礼，如饽饽桌子、祭席、祭果，不计其桌，各种冥活，不计其数，而府中自制的冥活种类更多。除用绫绸糊制的灵人外，还要按照亡者生前日用器皿及其所爱的古玩文物，依形糊制。这种复制品，技艺精巧，可以乱真。凡此种种，在最后送库时，同一楼二库，付之一炬！这种穷极奢侈，不败者得乎！
出殡这天，又是丧礼的高潮。事先要选择吉时发引。起柩出府时，先把棺材抬出府门，放入“小请”，即由三十二名杠夫，直到胡同口，继而换用特许的王爷专用的八十人抬的所谓黄杠（杏黄色），棺罩亦为杏黄寸蟒图案所制，清制只有王爵，才准使用这种装饰，可以说是给贵族，逝去的贵族最后的荣耀了。大殡最前的停灵门前竖立的那大幡，由二十四名杠夫抬行。两列仪仗，为清制“头品执事”组成，故有鹰、狗、骆驼、刽子手等。并有两杠门纛、八根驱路，其形如戏曲舞台上龙套所执之物相似。以其颜色之分，即可看出亡者所隶某一旗籍。仪仗外还有影、伞、小轿以及太平杠和松人、松狮、松鹤、松鹿、松亭等等。加上禅、番、道三堂执法器送殡，真如《红楼梦》所形容秦可卿出丧时的那种“漫天盖地而来”的情景。棺前另有一队“小嚷”，共二十四对。他们身着孝袍，手捧木盘。盘内放些亡者应用纸活，如鼎、炉、瓶、碗之类，人人必需发出似哭似喊的“有声无泪”的凄怆之声。讲到此为止，笔者真是同情可怜逝者，为人一生死了之后，竟然出殡的时候他的子孙仆人都是假哭，实在是悲哀，要放在现代社会，也许是符合规律的，毕竟生老病死很正常，但是在封建年代人去世和出殡是很隆重的，更何况是一个大贵族的去世……
王爷的坟叫“园寝”，一般说来棺到墓地先停灵暂放，待园寝修后再行下葬丧礼至此，自家上下一片号啕大哭，与和尚、道士和喇嘛的念经声交织在一起，地确很有悲怆的感觉。这时，杠房人等把全部烧活一齐焚烧，王府的丧礼殡仪宣告礼成。因恭亲王奕是在晚清的一个极值得重视的人物，是名副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恭王爷奕的墓地也十分奢华。恭亲王的墓地在现今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麻峪村，是恭亲王赋闲时亲自选定的陵址，在当时也是耗费了无数人力财力，可以说是当时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工程。麻峪村百姓称此地为元宝山，应是以形似元宝而得名。最初，恭亲王陵寝依例修建了碑亭、享殿等建筑，还有一座三丈多高的大理石牌坊，四柱三间，颇为壮观。不过晚清风雨飘摇，一朝覆亡；民初军阀混战，天灾人祸，恭亲王的坟墓几次被盗掘，很快衰颓破败了。现在只存了一块因体积甚大，连卡车也拉不走的石碑，成了恭亲王园寝唯一残存的印记。
奕去世时，其长子载澂早年虽贝勒加郡王衔，但早卒，谥果敏；二子载瀅过继给锺端郡王奕硉后，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三子载濬，与载瀅同时受封；四子载潢，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因载澂、载濬、载潢皆已在奕之前去世，所以只能以载瀅之子溥伟为载澂后，袭恭亲王，这就是晚清历史上著名的二代恭亲王，而溥伟之弟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画家溥儒。
☆没落贵族出奇才
民国初年，虽然规定“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但是由于当时政治的形势，民族的偏见，各种书报刊物充斥歧视满族的宣传，许多街谈巷议流露排满的情绪，很多满族人被迫改变姓氏，隐瞒民族成分。史料可查的一个例子就很说明问题，原开封知府崇泰之子，向政府申请行医执照，因是旗人，不予发照。他只好放弃满姓瓜尔佳氏，改取汉族姓名李承荫，并改满洲旗籍为房山县民籍，才获准发照行医。还有人在外面做事，写家信时不敢写真实地址“正黄旗”，而写成“正黄村”，免得让同事知道自己是旗人。以上说明，民族歧视给北京满人造成多么大的思想压力与心理恐惧。
满族这种社会地位的变化，在《末代皇弟溥杰传》一书中说：辛亥革命之后，满族人民曾一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当时，不光是父母，甚至连整个爱新觉罗家族都对溥杰说，自从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满族处处受到排斥，皇族都必须改姓为金，如不改姓就不能就业等。”后孙中山到达北京，在广济寺会见北京各界旗人代表。他在会上指出，“现在五族一家”，就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这才对北京地区的旗人的生计有了一些帮助。
然而即便如此，很多前清的名门望族，也在清朝逊位后没多久就没落了，究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就恭王府来说，溥伟在隆裕太后、宣统皇帝宣布“逊位”时，他力图阻挠，当大局确定，溥伟方悲切地离开京城来到青岛。清廷倾覆后来到德人侵占的青岛的遗老，仅巡抚、副大臣以上的就有18人，徐世昌、周馥、赵尔巽、张勋等纷纷前来购地建房，躲避革命风暴。
而北京的恭王府则一直是溥伟之弟溥儒居住。说起这位溥儒可是大名鼎鼎。他1896年生，曾以画名与蜀人张大千并称“南张北溥”。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溥儒字心畬，又号羲皇上人、西山逸士。溥儒自幼饱学，稍长专心研究文学艺术，1911年入贵胄政治学堂，毕业后再入青岛德国威廉帝国研究院，又留学柏林大学，学习天文和生物，获得博士学位，他也精通经史和书画，回国后先住清河二旗村，后隐居戒台寺10年，从此专事绘画，以卖书画自食其力。虽然溥儒是皇亲贵胄，但他出生之时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待王孙梦醒，恭王家族特权便随着清王朝的轰然坍塌一去不复返了。好在诗画风骨的溥儒并不在意家道的中落，他曾隐居西山，读书作文，寄情于山水之间。清丽的西山风云飞扬灵动，山脚下桑干河水清湍激扬，朝晖夕照，异彩纷呈，给溥儒以艺术启迪。他决定拿起笔来，通过线条和色彩的组合变化来表现自己对大自然流光神韵的感受，寄托惆怅的情怀。溥儒悟性极高，加之与家藏古画朝夕相伴，耳濡目染，兄弟中的溥松风、溥松窗、溥佐、溥毅斋等均为知名画家，潜移默化，转益多师，几年工夫便画技大长，于山水、人物、花卉无一不精，作品首展便轰动北京。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台静农先生赞其画为能挟“天才学力，独振颓风”。
作为能与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画大师张大千齐名的荣誉，溥儒以山水独步北方画坛时，张大千已在上海成名，他的山水写意犹如其人，狂放旷达，自成一家。虽说文人自古相轻，但作为南北两画派代表人物，溥儒与张大千间绝无此恶习，两人不仅私交甚厚，时相往还，而且艺术上常相切磋补阙。更可贵的是他俩还联手作画，一人作画，一人题款，可谓双绝。身为没落贵胄，溥儒免不了由落魄而生发出孤傲怪癖，放不下旧王孙的身架，他常名“寒玉”，常钤“旧王孙”款名，便可见端倪。张大千虽然也狂放气傲，但却能曲谅俯就，常主动往溥儒宅邸拜望，在著名收藏家张伯驹的府上也常看到两人身影。画名并重，友情深笃，于是便有了“南张北溥”的美誉。
溥儒怎么在这个时刻到台湾去的呢？原来抗战胜利后，溥儒几度南游，并在上海举办画展，又引起轰动。溥儒南下时，为西湖山水所吸引，以致流连忘返。但国民党内战炮火粉碎了他的艺术梦，仓皇之中他避战舟山。当国民党军退守舟山时，溥儒已身不由己，不久便被国民党用飞机裹挟到台湾。这时爱新觉罗家族中人，大都留在大陆，就连溥仪惟一健在的亲叔，贝勒载涛也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被聘任为中央军委马政司的顾问，走进人民干部的行列。惟有溥儒别井离乡，孤身台岛，真个是形影相吊，孑然一身。
因此在台的溥儒一直郁闷不快，蜗居岛隅，故园难返，亲情阻绝，凄清孤寂，残留的没落王孙意识使他行为怪异，难以与人交流，“心死惟余忠孝在，夜深说与鬼神听”，便是他内心世界的独白。加之他不知珍重，抽烟无度，饕餮不节，积郁成疾，竟一病不起，1963年11月18日，终于油尽灯灭，在无尽的痛苦和乡愁之中辞世，终年仅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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