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是中国古代颇为卓特的作家。这位杰出的民族英雄和抗战实践家,在文学上创造的成就同他在功业上的建树一样轰动,时人以“卓荦奇材,疏通远识,经纶事业,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戏文章,亦脍炙士林之口”[1]评騭,其雄视百代的词作固然是“别开天地,横绝古今”[2],倍受世人称誉,他在继承和发扬北宋古文运动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撰写的散文,同样开辟了迥异于人的新境界。前人或云“辞情慷慨,义形于色”[3],或称“持论劲直,不为迎和”,或言“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4],都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给予了高度评价。南宋士大夫甚至把稼轩散 然而,历代以来对稼轩散文都款予以深入研究,至为调外所掩。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作品的严重轶失也给研究工作的开展带来困难。清代法式者,辛启泰的辑佚,可视为稼轩散文研究的起步。近入邓广铭同志继续搜轶补阔,且辨别真,考订作年,成《辛稼轩诗文钞存,》为学界所注目。刚后,始有学者撰文,成果虽屈指可数,亦多真知灼见,只是着眼点大都在政论言语,且集中于《美芹十论》《九议》等极为有限的几篇作品上,其他则论及很少,对稼轩散文艺术特征,艺术成就方面的控讨,就更为鲜见了。实际上,现存的稼轩散文并不止政论文,除入篇奏议外,尚有启札四篇,祭文两篇,题跋两篇,上梁文一篇。此与宋代其他散文名家相比,数量虽不为多,体裁亦不为富,但仍不难看出其在艺术方面的突出特点和不容忽视的成就。 一、人格与文格的统一:稼轩散文的立意与境界 立意宏伟,气势雄壮,高节操,高境界,高格调,这是稼轩散文最突出的艺术特征。宋人田锡云:“文以立意为主,主明则气胜,气胜则铿洋精彩从之而生”[5],明代陈洪谟亦谓:“意者,文之帅也”[6],近人林纾则称“文章唯能立意,方能造境”(《春觉斋论文》);可见立意乃散文成败的关键。它不仅决定着作品境界、格调的高下,而且也是衡鉴文章优劣的重要尺度。稼轩散文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显示出了迥异于人的自家特色。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崇高的民族气节与不屈的斗争精神,气贯长虹的高风亮节与高瞻远瞩的宏伟气魄,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惊人的政治胆略,构成了稼轩散文立意上的宏伟奇绝,使作品不仅充满了激动人心的鼓舞力量,而且闪烁着不可磨灭的思想光辉。辛弃疾现存的十七篇散文,竟有十五篇是表现“雪耻报国”、“恤民爱民”。全面论述和筹划恢复大计的鸿篇巨制《美芹十论》、《九论》,已为人们所熟知,姑且不论,既便是那些应用文字,应酬文字乃至游笔戏墨,也都表现出作者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 南宋著名的抗战派人士陈亮逝世,辛弃疾为祭奠这位志同道合的至友,写了《祭陈同甫》,文章一反歌功颂德、发抒友情之常式,通篇以慨叹其才、其志为纲,感叹其雄才未展,壮志未酬。由于作者突出了亡友之志是“拟将十万,登封狼胥”,即志在抗金复国,所以文章就不再是单纯的从个人角度祭奠亡友,也不仅仅是发抒对至友的哀思、怀念、同情与惋惜,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立足于国家和民族统一大业的需要,为国惜才,痛惜“天下之伟人”的逝世,祭文因此也就具有了丰富而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表现出崇高的思想境界。 嘉泰二年八月,袁说友自吏部尚书除同知枢密院事;四年四月,钱象祖由吏部尚书除同知枢密院事;其时,辛弃疾均有贺启。宋制,枢密院主兵,自然与恢复中原之大业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面对友人的升迁,作者首先想到的是“事关国体”,是国家有望,恢复有期。他相信友人“能决胜于千里”,“当为宪于万邦”,希冀“复郓、灌、龟阴之田”,“致唐、虞、成周之治”(《贺钱同知启》),并以“怅望神州,共当戮力,分北顾之忧”(《贺钱同知启》),而与友人共勉。贺者这种国事萦怀、恢复为念的爱国思想,使得这些应酬文字一洗流俗之态而变得格调高雅,境界全新。 大约作于淳熙八年(1181)的《新居上梁文》是辛氏蹈循习俗,为带湖住宅中一栋即将落成的建筑而写的一篇文字。此作实际上是作者借题发挥,写成了一篇韵、散结合,境界颇高的抒情散文,文中“直使便为江湖客,也应忧国愿年丰”的表白,固然是直接坦露其爱国之心,而那“家本秦人真将种,不妨卖剑买锄犁”、“人生直合在长沙,欲击单于老无力”的悲愤感慨,更可以令人想见其壮志难酬的痛苦心情。至于其“倦游”、“静退”之说,其“东阡西陌,混渔憔以交欢,稚子佳人,共团栾而一笑”之言,不过是无可奈何的反语和聊以自慰的谐笔而已。不难看出,全文的宗旨和立意,在于表达自己的一腔爱国之情、忧国之愤,这与通常庸俗不堪的上梁文是截然不同的。 辛弃疾的应用文字、应酬文字的立意与境界尚且如此,其他议论文字可想而知,诸如《论阻江为险须籍两淮疏》讲两淮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及其开发的必要性;《议练民兵守淮疏》谈如何运用两淮人民的力量加强边界防守,抵御金兵入侵;《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从荆襄的战略地位及军事部署说起,建议朝迁“居安思危,任贤使能,修车马,备器械,使国家有屹立金汤万里之固;《淳熙已亥论盗贼札子》严正指出人民为“贪浊之吏迫使为盗”的事实,建议朝廷“惠养元元”;无不把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人民的生活作为立论的根本,充分显示出立意的宏伟和较高的境界与格调,显示出作者超人的韬略、巨大的气魄、非凡的识度和开阔的视野。 稼轩散文的立意、气势、境界与格调,同作者的经历、思想、性格、抱负、学识和气度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辛弃疾出身宦门,祖辈多仕于北宋,靖康之难家乡沦陷,祖父辛赞“以族众拙于脱身,被污虏官”(《美芹十论》),但其素怀复国之志,并以此影响和教育着辛弃疾,“每退食,辄旨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美芹十论》)。先辈爱国思想的薰陶,使辛弃疾从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杀敌复国的雄心壮志,把抗金复国作为他终生奋斗的目标。二十二岁时的聚众起义,成为他酬志的第一次实践。南归以后,辛弃疾一方面不折不挠地致力于收复中原的大业,一方面也因地制宜地做了很多便民、利民、恤民的事情。诸如在滁州任上“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宋史本传》),于湖南任上创建飞虎军,江西任上救灾赈民,福建任上设置备安库,镇江任上再建新军的计划等等。自然,作为北方的的“反正”之人,他在朝廷内部和战斗激烈的旋涡中,也经受了许多打击和挫折,所谓“言未脱口祸不旋踵”(《论盗贼札子》)。 独特的经历和坚定的志向,造就了辛弃疾不屈的性格。辛弃疾以豪爽慷慨、英伟磊落著称,“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7],人谓“有英雄之才,忠义之心,刚大之气”[8]、 “果毅之资”[9],加之“谙晓兵事”(《朱子语类》),“谋猷经远,智略无前”[10],文韬武略,集于一身,精忠大义,摩空贯日,陈亮说他“足以荷载四国之重”(《辛稼轩画像赞》)。这种调度、气质和素养,无疑成为他散文创作立意的决定因素,而作品就自然反映出其境界与格调。辛弃疾在《美芹十论》中谓“思酬国耻,……未尝一日忘 ”、“徒以忠愤所激,不能自己”,“故罄竭精恳,不自忖量,撰成御戎十论”,此言正道出了其散文创作真实的思想基础和不可遏止的巨大动力。言为心声,文如其人。稼轩散文的立意,正表现出作者人格与文格的高度统一。 二、抗战实践的艺术结晶:稼轩散文的针对性现实性与社会性 鲜明的针对性、强烈性的现实性和广泛的社会性,是稼轩散文的又一突出特征。毛晋跋稼轩词称“率多抚时感事之作”,稼轩散文亦可作如是观。辛弃疾与那些倾全力进行创作的专业性作家不同,他首先是一位民族英雄和抗战实践家,其散文也不是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创作的结果,这与他填词的情形是不同的。同时,与那种为文而文的作品或应科制举的策论也不一样。稼轩散文都是作者呼吁抗战、谋划收复中原、亲身参加实践的产物,都是抗金斗争经历的艺术结晶。文章的结撰,都是根据当时抗战复国斗争形势的需要写成的,因此,既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孝宗隆兴元年(1163),张浚主持的北伐受挫,宋师溃于符离,一时,主降派气焰嚣张,抗战派迭遭打击,朝廷束手无策,公卿讳忌言兵。孝宗动摇了抗战的决心,频频遣使议和,次年张浚也被撤职。抗金复国的斗争面临绝境。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辛弃疾撰写了著名的《美芹十论》,反对因一败而议和。文章从对符离之役的看法入手,分别论述了“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等十个方面的问题,详细地分析了宋金双方的情况,系统地谋划了宋廷应该采取的方略对策。其开头部分云: 张浚符离之师粗有生气,虽胜不虑败,事非十全,然计其所丧,方诸既和之后,投闲蹂躏,犹未若是之酷。而不识兵者,徒见胜不可保之为害,而不悟夫和而不可恃为膏盲之大病,亟遂咋舌以为深戒。臣窃谓恢复自有定谋,非符离小胜负之可惩,而朝廷公卿过虑,不言兵之可惜也。古人言,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计,正以此耳。 这样,作者针对当时的局势,开宗明义,不仅摆出了自己对符离之役的看法,批判了主降派、主和派的错误观点,而且也指出了应有的正确态度。文章分别论述的十大问题,亦各有其针对性。如《审势》针对当时朝廷“沮于形,眩于势”,畏惧金兵,自丧其志的情况,指出“用兵之道,形与势二”,并重点分析了金虏“地广而易分”、“才多而难恃”、“兵多难调而易溃”,说明“我有三不足虑,彼有三无能为”,得出了金兵可胜而不可怕的结论。《自治》篇针对当时主和派“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的错误论调,详细分析了历史与现实的不同,有力地批驳了主降派、主和派的错误观点,希望孝宗“以光复旧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势而自卑,精心强力,日与二三大臣讲求古今南北之势,知其不侔而不为之惑”,断言“恢复之功可必其有成”。《美芹十论》的结撰,对于打击主降派的气焰,鼓舞抗战派的斗志,坚定人们抗战复国的信念,树立必胜的信心,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广泛的社会意义。 大约写于乾道六年(1170)的《九议》书,写于淳熙二年(1175)的《论行用会子疏》以及淳熙六年(1179)写成的《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也都是有的放矢之作。宋金“隆兴和议”成立后的第五年,孝宗任用曾反对议和、主张抗战的虞允文为相,于是“‘为国生事’之说起焉,‘孤注一掷’之喻出焉”(《九议》)。辛弃疾针对这种情况,撰成《九议》,上书虞氏,陈述恢复大计,指出“恢复之道甚简且易,不为则已,为则必成”,只要“上之人持之坚,下之人应之同”,“而恢复之功立矣”。这对排除主降派的干扰和阻挠,帮助当轴者树立抗战的决心和信心,起了积极的作用。 《论行用会子疏》就当时货币流通领域的弊端而发,作为“卷藏提携,不劳而运”的纸币“会子”,比起搬运沉重的金银铜币来,自然方便得多。但由于朝廷发行和使用的政策不当,致使“民间争言物货不通,军伍亦谓请给损减,民怨沸腾,军心不稳。”作者建言朝廷调整政策,兴利除弊,这对保证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生活,对于稳定军队的情绪,避免战斗力的涣散,同样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淳熙已论盗赋札子》则针对当时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的社会现象,究察“贪浊之吏迫使为盗”的事实,建言朝廷申敕州县,“自今以始,洗心革面”,皆以惠养元元为意,这对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防止农民起义的继续发生和蔓延,维护南宋的统治,以至改善统治者与人民对立的关系,都不无益处。 关心现实,正视现实,干预现实,反映现实,是一切进步作家的共同特点,也是古代文学的优良传统,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不为文而作”[11]。古代散文史上的许多名家无不强调文章同现实的联系。北宋古文运动更是把密切联系现实作为创作的准则之一。诸如孙复主张文章须“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尚书》);欧阳修反对作家“弃百事不关心”(《答吴充透才书》);王安石提出“务为有补于世”(《上人书》);苏轼强调“有意于济世之用”(《凫绎先生诗集序》);无一不是强调文章的现实性。辛弃疾正是继承、发扬和光大了这一优秀传统,并把它推向了新的高度,在现实斗争的实践中写作散文,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了鲜明的针对性和强烈的现实性。这些作品由于深深的植根于现实斗争的社会土壤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要求,代表着那个特定时代的最高呼声,因而又有着广泛的社会性。 三、兵法与文法的融合:稼轩散文的结构与层次 法度谨严,节制有序,变化出奇,不主故常,是稼轩散文的第三大特征。辛弃疾是“谙晓兵事”(《朱子语类》)的军事家,他精通兵家之书,熟知用兵之道、运兵之术,这在他现存的文字中有着充分体现,无须赘言。细绎其散文结构布局的安排,叙事论理的层次和方法,亦深得兵家布兵行阵秘诀之助,融兵法于文法,使得文章结构严整,节制有序,布局合理,主客分明,层次清晰,富于变化。 《美芹十论》篇幅恢宏,最有代表性。全文十章,另有引论,共十一部分。其整体结构,布局安排,内容详略,先后秩序,表达方式等方面的设计,均匠心独运。引论部分点明本文的立意与基础,实乃号令全文的旗帜与统帅。起笔“臣闻事未至而预图,则处之常有余:事既至而后计,则应之常不足”,为本文立论的基石与着眼点,也是驾驭全篇的总纲。作者不叙事而言理,避免了就事论事而立身高处,视野开阔,眼界宽广,便于全文的调度安排,千变万化,不离其纲,使之成为文章整体结构的中心与肯綮。同时,还表达了作者的意图,强调了本文的意义,成为统篇摄意的主线和全篇文字的导源。刘熙载说:“雄者善用直捷,故发端便见出奇”(《艺概·文概》),本文正是如此。发端之后,其下言人们“思酬国耻”的普遍与迫切,叙自家爱国抗战的经历与忠心,议今日“和战之权常出于敌”的被动局面,谈“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计”的观点,说“忠愤所激,不能自已”的创作冲动等等,又为打动读者,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作铺垫和渲染,同时也交待了本文结撰的思想基础和现实基础,加强了内容的可信性与方略的可行性。至其释题言目,则使读者未睹全篇,纲目已在胸中。故引论虽在“十论”之外,而“十论”皆由此生,成为提携“十论”的总纲。 引论之后的十章,其布局结构与次序安排,亦运思精严,主次分明:“其三言虏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当行。先审其势,次察其情,复观其衅,则敌人之虚实吾既详之矣;然后以其七说次第而用之,虏固在吾目中。”——这就是作者的框架设计和整体规划。在层次安排上,则先敌后我,由虚到实,敌我结合,虚实相间。前三章言敌则务虚,侧重于理论分析;谈敌方弊端为主,说我方优势为辅;知有弊可乘,则畏敌之虑消,明我所长,则胜敌之念增。后七章言我则务实,侧重于具体方略;讲我方营度为主,揣之以情,揆之以理,衬之以敌;方略既定,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则恢复大业可成。言敌先审其势,言我首云自治,则由大到小,由高到低,由重及轻,先急后缓,层层深入,步步为营。其间明断而暗续,似断而实连,斡施驱遣,节制有序,繁简奇正,各极其度,不可尽言。在论述方式上,前三章的开头都是从理论角度提出问题,但《审势》用直入法,开门见山,正面立论;《察情》取切入法,从反面入手;《观衅》则以归纳肇笔于比兴,可谓篇篇变化,不主故常。古人认为“文章贵于精能变化”(《艺概》),《美芹十论》正可见出作者驾笔驭篇、变幻莫测的腕力。自然,象《十论》这样的鸿篇巨制在现存的稼轩散文中并不多,但也不是绝无仅有,象与《十论》并称的《九议》,即有异曲同工之妙,限于篇幅,不再细论。 稼轩散文长篇如是,短章亦然。其《跋绍兴辛已亲征诏草》云: 使此诏出于绍兴之初,可以无事仇之大耻。使此诏行于隆兴之后,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诏与此虏犹俱存也。悲夫!嘉泰四年三月。门生弃疾拜手谨书。 《亲征诏草》拟于北宋灭亡三十四年之后,即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又三十三年(1204)辛氏作跋,此距北宋灭亡已达七十七年,金人依然占据着中原,而南宋朝廷仍旧统治着半壁河山,不谋恢复,偏安江南。国人愤慨,志士扼腕。跋语表现的正是强烈而深沉的爱国情感,悲诏、悲国、悲时、悲已!作者紧扣“此诏”,以时为序,先虚(假设)后实(现实),虽止数语,而行文变化,法度精严,依稀可见。其他如《谢免上供钱启》、《祭 四、学养与笔力的造型:稼轩散文的语言与节奏 雅健雄厚,凝炼精警,生动形象,文彩斐然,具有优美的节奏和旋律,是稼轩散文的第四大特征。 辛弃疾虽志在建功,无意为文,但却十分注重文彩,故其称扬陈亮文章“俊丽雄伟,珠明玉坚”(《祭陈同甫》)。而他本人又才高学富,茹古涵今,思力果锐,大笔如椽,纵横驰骋,左书右书,无不如意,所作长篇短章,皆能妙语连珠,新人耳目,堪称出色的语言艺术大师。《十论》、《九议》之类的力作自不必言,即便是书启、祭文也篇篇可观,语语可味。如写于江南西路提点刑狱任上的《启札》: 弃疾自秋初去国,倏忽见冬,詹咏之诚,朝夕不替。第缘驰驱到官,即专意督捕,日从事兵车羽檄间,坐是倥偬,略亡少暇。起居之问缺然不讲,非敢懈怠,当蒙情亮也。指吴会云间,未龟合并,心旌所向,坐以神驰。右谨具呈。 此札表述思慰之情与疏问歉意,开头四句叙别后之思。首言离朝三月,时如过隙,“秋初”、“见冬”分指离朝之时、作书之日 ,“去国”、“倏忽”各代离都之事与光阴之感;次说天天赞颂祈祝,未尝一日有废,所谓“詹 之诚,朝夕不替”。“第缘”以下讲赴任勤职,公务繁忙,疏于问候。“驰驱到官”、“专意督捕”、“兵车羽檄”、“倥偬”、“少暇”,皆遒笔劲语,气宇轩昂。结尾叙向往之切。“指吴会云间”化用王勃《滕王阁序》中“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之句,言相隔遥远;“未龟合并”,以龟印兵符未合,代言尚未完成任务,不能还朝面晤,故只有“心旌所向,坐以神驰”。全文起处自然平实,中间气势雄壮,结穴典雅奇伟,起于实,结于虚,笔势奔放。措辞置句,深厚峻雅,文采飞扬,笔力遒劲,字句凝炼,行文变化,极见学养深厚与驭笔吐辞之功力。 他如以“兵寝刑措”《盗贼札子》)写承平景象;以“受鏖济南,代膺阃寄,荷国厚恩”(《十论》)叙家世;以“耕而食,蚕而衣,富者安,贫者济,赋轻役寡,求得而欲遂”(《十论》)写北宋生活;以“虏吾民,墟吾城,食尽而去”(《九议》)述金兵侵扰;无不雅健而凝炼,峻峭而遒丽。至如“谋贵众,断贵独”(《自治》)、“患生所忽,渐不可长”(《防微》)、“顺乎耳者伤乎计,利于事者忤于听”(《九议》),其警策,则又近乎格言。 辛弃疾还雅善设譬用喻。其论观察分析敌国,谓“如良医之切脉,知其受病之处而逆其必殒之期,初不为肥瘠而易其智”(《十论》);其言不能正确运用自己的力量而向敌方屈服投降和媾和,是“犹怀千金之壁,不能斡营低昂,而俯首于贩夫,惩蝮蛇之毒,不能详核真伪,而褫魄于雕弓”(《九论》);无不生动深刻,浅显易懂。 有时,作者也运用比喻使文辞变得委婉,减少其强烈的刺激性。比如在批评朝廷时战时和的政策与用人不专的情况时说: “虏人为朝廷患,如病疽焉,病根不去,终不可以身安。然其决之也,必加炷刃,则痛亟而无后悔;而其销之也,止于傅饵,则痛迟而终为大患。病而用医,不一而言,至炷刃方施而傅饵移之,傅饵未几而炷刃夺之,病不已而乃咎医,吁,亦自感也”(《十论》)。 从而使对方易于接受,予以纠正。 辛氏还用比喻将抽象的事物或深奥的道理变得通俗易懂: 何谓形?小大是也。何谓势?虚实是也。土地之广,财赋之多,士马之众,此形也,非势也。形可举以示威,不可用以必胜。譬如转嵌岩于千仞之山,轰然其声,嵬然其形,非不大可畏也,然而堑留木柜,未于容于直,遂有能迂回而避御之,至力杀形禁,则人得跨而逾之矣。若夫势则不然。有器必可用,有用必可济。譬如注矢石于高墉之上,操纵自我,不系于人,有轶而过者,抨击中射惟意所向,此实之可虑也。自今论之:虏人虽有嵌岩可畏之形,而无矢石必可用之势。举以示吾者,特以威而疑我也,谓欲以求胜者,固知其未必能也。《美芹十论·审势第一》 “形”与“势”本来是一对非常抽象的概念,作者运用譬喻作了生动的解释,既深入浅出,又通俗形象。 稼轩散文的语言节奏性极强,富有优美的旋律感和音乐感。辛弃疾继承和发扬了古文运动在语言形式方面创造的传统,化骈为散,骈散间用,以散行单句为多,时杂骈语,这种亦骈亦散、骈散兼用的形式,构成了文章语言节奏富于变化性和音乐感的突出特点。前面所引诸篇及段落,已可概见。再如《美芹十论·致勇第七》谈及军队中的不平等现象时说:“营幕之间饱暖有不充,而主将歌舞无休时;锋镝之下肝脑不敢保,而主将雍容于帐中。”其思想内容的深刻且不说,在形式上则吸收了骈偶对仗的美感性,而走笔行墨却取散行单句之便利,在语言章节和旋律上构成了既与骈四俪六之文不同,又与散体单行之篇有别的特点,显示出语言节奏丰富的变化性。象“一人醒而九人醉,则醉者为醒而醒者为醉矣;十人愚而一人智,则智者为愚而愚者为智矣”(《九议·其九》)亦然。至于辛氏用骈语式节奏写成的散文作品或段落,如《新居上梁文》中“青山屋上,古木千章,白水田头,新荷十顷”之类,其语言的自然节奏性、语感的优美音乐性就更不待言了。前人谓“文章最要节奏”[12],稼轩散文语言节奏方面的突出特点,正是其精于此道的具体表现。 南宋散文向有文采派、事功派、道学派之分。辛弃疾作为抗战派的杰出代表。自然位列事功派之中。就其内容而言,诚为不错,观其语言,则兼有文采派之长。前人谓“道德之言不专主乎文,而亦未始不有其文……而况其人与文之光明俊伟若是者乎!”[13]信然。韩愈“文起八代之衰”[14]、欧阳修人称“今之韩愈”[15],二人俱为散文大师,一代宗匠,沾溉来人,影响后世,既深且广。辛弃疾生活在北宋之后而去唐未远,韩柳欧苏诸家馨烈所扇,得之非浅。其《周氏敬荣堂诗》自言“长歌谪仙李,茂记文公韩”。他的散文作品不论从丰厚的思想内容方面,还是从密切联系现实方面,也不论是从结构布局方面,还是从语言锤炼方面,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前人的影响,诸如韩文的雄直与笔力,柳文的凝炼与形象,欧文的辞采与结构,苏文的气魄与奔放等等,在稼轩散文中都有充分的表现。同时,稼轩散文也形成了雅健雄厚、豪壮奔放、遒丽优美的自家特色和风格。笔者认为,稼轩散文是南宋散文的杰出代表,在当时文坛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典型性,其成就固不能与韩柳欧苏比并,但亦不在八家之亚。他的散文无论内容还是艺术,都足以代表他那个时代的水平。虽然存篇不多,却足以使我们窥见其的确是一位“散文高手”[16]。长期以来,文学史家只述其词,鲜论其文,这种局面应有改观,给稼轩散文以相应的评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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