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出塞和亲的女子比比皆是,而且大多是位高身贵的宗室公主。但是,她们的事迹,绝大多数随着历史的消逝,早已默默无闻了。唯独“良家子”出身的普通宫女王昭君却名留千古,为人们怀念不已!人们把她出生的家庭叫“昭君宅”,生长的村落叫“昭君村”,浣纱洗涤过的河流叫“香溪”,行走踱过的桥梁叫“琵琶桥”,并且多处为她树碑、建庙。这一切一切,无不真诚地凝结着人们对昭君的敬仰,深切地寄托着人们对昭君的怀念!
昭君出塞是西汉历史上一次富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行动。从她后来所起到的历史作用来说,她之名留千古,是理所当然的。
昭君出塞的故事,广泛而强烈地吸引着历代文学艺术家。他们用音乐、绘画、诗歌、词曲、变文、戏剧、小说等各种文学艺术形式进行创作,咏唱的作品数以千计,真是“万种丹青画昭君”啊!因此昭君出塞的故事,在极大程度上,是由于历代文学艺术作品的咏唱和宣扬,而使它长期流传并日益见重于后世。
古代咏唱王昭君的诗歌很多。这些诗歌的内容如何?宣扬了什么思想?今天我们对这些作品应该如何看待,如何评价?这里打算作一简单的介绍和初步的探讨。
(一)
大概王昭君去世不久,故事就已经开始流传,汉代就有以昭君出塞为内容的乐曲。汉人为什么作这支乐曲,据《唐书·乐志》所载,为的是“怜其远嫁”。既然是“伶其远嫁”,自然也就多“哀怨”之声。
汉代乐曲这一基调,深远地影响着后代诗人,因而“怜其远嫁”竟成为后代多数诗人咏唱昭君出塞的主题思想。例如南朝刘宋鲍照的《王昭君》:
“既事转蓬远,心随雁路绝。霜鞞旦夕惊,边笳中夜咽。”
北周庚信的《明君词》:
“敛眉光禄塞,还望夫人城。片片红颜落,双双泪眼生。冰河牵马渡,雪路抱鞍行。胡风入骨冷,夜月照心明。方调琴上曲,变入胡笳声。”
鲍诗意深格高,庚诗情重词清,各有特色。鲍诗也好,庚诗也好,不仅仅只是“怜其远嫁”,同情其一路风霜之苦,还抒写了其思乡念国之情。特别是庚诗的“敛眉光禄塞,还望夫人城”,表达的绝非一般的感情。“光禄塞”乃边塞上的一个亭障,用意尚且一般,“夫人城”则是东晋时苻坚进攻梁州,刺史朱序之母韩氏率侍婢及城中女丁筑斜城于西北隅以拒苻坚,当时人称为“夫人城”。庚信借此作为家国的象征,不能说不含有更深的寓意!
当然,以“伶其远嫁”为内容而写得最好的诗,还应推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二首《王昭君》。先看第一首五绝:
“昭君拂玉鞍,上马啼红颜。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
语浅意深,短短四句,把王昭君远嫁之悲写得入木三分。“今日”、“明朝”、“汉宫人”、“胡地妾”,既是工整的对仗,也是鲜明的对比。再看第二首:
“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
一路孤寂,只有明月相送,只有明月陪伴,就够悲的了。但是,更可悲的是去无返日,永世不得归。全诗以离汉宫起,至“没胡沙”止,写出了远嫁胡地的全部历程。以明月比人,既形象又深刻。最后诗人以悲壮的心情哀叹了王昭君的不幸遭遇。
据史书记载,昭君出塞和亲是出于自愿。既是自愿,那就说明对出塞和亲有一定的认识,既然有认识,那就不会以远嫁为悲了。诗人们“伶其远嫁”的思想,可能来源于安土重迁和对“红颜薄命”的同情。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古代封建社会里,这种思想是可以理解的,故不应对它有过多的指责,但它究竟和历史上的王昭君的精神相去甚远,没有如实地反映了昭君的内在心情。
宋元以后的诗人中,也有人认为远嫁不可悲。例如元代诗人虞集,而在他的《题昭君出塞图》诗中,就表现了这种认识。诗曰:
“天下为家百不忧,玉颜锦帐度春秋。如何一段琶琵曲,青草离离永未休。”
这种见解和认识,才是反映了王昭君的思想和精神。
(二)
今天看到较早的以王昭君为题材的诗歌,是西晋石崇的《王明君辞》。《辞》前有《序》,序云: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司马昭)讳,改焉。匈奴盛,请婚于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故叙之于纸云尔!”其辞曰:
“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诀木及终,
前驱己抗旌。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
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行行日已远,
遂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
殊累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凌辱,
对之惭且惊。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
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愿假飞鸿翼,
乘之以遐征。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
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朝华不足欢,
甘与秋草并。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
从石崇这首《辞·序》中,固然可以看出它和汉乐曲的渊源关系——怜其远嫁、多哀怨之声,但是他把和亲说成是民族屈辱,把再嫁说成是人身羞耻,则大大地宣扬了大民族主义和封建道德观念。
石崇这首诗: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好的。继石崇之后,隋代有薛道衡的《昭君辞》,唐代有东方虬的《昭君怨》、李中的《王昭君》等,都宣扬了类似的思想。宋、元、明、清各代,更是不乏其人,不乏其诗。特别是明清两代,把王命、君恩、女子节操等,都附会上了,内容更为反动。这里不再一一枚举。
(三)
历代歌咏王昭君的诗词中,据说以白居易的《王昭君》最“负盛名”。宋人魏庆之说:“古人作昭君词多矣,余独爱乐天(白居易字乐天)一绝。其意优游而不迫切。然乐天赋此诗[时]年甚少,才十七岁。"罗大经也说:"古今赋昭君词多矣,唯乐天作有恋恋不忘君之意。欧阳公(欧阳修)明妃词,自以为胜太白(李白字太白),而实不及乐天。”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既然是一首绝唱,那就有必要拿来研究研究,分析分析。先录白诗于下:
“满面胡沙满鬃风,眉销殊熏脸销红。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
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
白居易的《王昭君》有二首,评论者最津津乐道的是这第二首。白居易是唐代的著名诗人,写有不少内容健康、思想性强的好诗。但就这二首、特别是就古代评论者最爱称道的这一首看,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因为诗中宣扬的是一种封建伦理道德和奴才思想。《鹤林玉露》的作者说“唯乐天作有恋恋不忘君之意”,这话确实是道出了白诗的本质。只是作者对这种思想抱的是肯定态度,而我们则相反。
自从白诗开了宣扬这种封建伦理道德的先河之后,宋元以后,步其后尘的诗人屡见不鲜。例如明人陶安的《昭君图》,顾鼎臣的《明妃词》,李有朋的《明妃新曲并序》都是的。
历史上的王昭君是没有"恋恋不忘君之意"的。而是"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也许是这样的原因,其他一些诗人却没有走白居易的道路。例如较白居易为早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唱的就是别调。杜甫有一首《咏怀古迹五首之一》是写昭君故事的,不仅艺术性高,内容也好。原诗云: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前人评论此诗,说“此诗风流摇曳,杜诗之极有韵致者”。从艺术上讲,这也算是一种的评。诗以记叙昭君的遗事始,以憑吊昭君怨恨终,确实是“风流摇曳”。“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夜月魂”,是说生前尚不曾识面,死后魂归也是徒然。不难看出,这里对于君王是有所谴责的。如果说诗人在这里说的还比较含蓄,那末下二句就说得十分明白了:“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怨”和“恨”都是对着汉主君王而发的。杜诗不仅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而且还扫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污垢;所不足之处,只是没有从昭君出塞的历史作用取意,反而把远嫁认作是昭君的“怨”。
唐代诗人中,与白居易唱别调的还有王睿的《解昭君怨》:
“莫怨工人丑画身,英嫌明主遣和亲。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
诗人对昭君出塞和亲不一定有正确认识,但是就其宣扬摆脱“宫中一舞人”这一点看,其立意还是可取的。虽然他的着眼点只是庆幸昭君个人能借出塞机会而摆脱宫中的"牢笼",但起码不同流俗,与“悲怨”及“恋恋不忘君”唱了反调。元人张翥的《昭君怨》词及明人邱濬的《题明妃图》诗,也都是属于这类内容的作品。特别是张翥,较之王睿更进了一步。他在那阙《昭君怨》词前面先作了如下的说明:“昔人赋昭君词,多写其红悲绿怨,作此解之。”以明作者反对把昭君出塞描写成为"悲怨"之旨。其词曰:
“队队毡车、细马,簇拥阏氏如画。
却胜汉宫人、闭长门。看取蛾眉妒宠,
身后谁如遗冢。千载草青青,有芳名。”
在张翥笔下,不但写出了昭君出塞要比禁闭在宫中幸福,而且留下“遗冢”(昭君墓)墓草常青,“千载有芳名”——赢得了流芳千古的美名。至于他的词仍题作《昭君怨》,那不是他没有跳出“悲怨”的圈子,而只是按照一般词曲的旧例,袭用“昭君怨”的词牌而已。
(四)
古代咏唱王昭君的诗歌中,最受谴责的是北宋王安石的《明妃曲》。谴责王《曲》最厉害的要算宋人罗大经和明人瞿佑。罗大经说:“荆公(王安石被封荆国公)论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尝不行,奚独有取于鞅哉?东坡曰:‘商鞅、韩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则舜之术也。'此说犹回护,不如荆公之直捷无忌惮。其咏昭君云云,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弃其夫乎?其视乐天所作,盖天渊悬绝也。”又说“至于‘汉恩自浅胡自深'云云,则悖理伤道矣。”瞿佑说:“诗人咏昭君者多矣,大篇短章,率叙其离愁别恨而已。惟乐天云‘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不言怨恨,而倦倦旧主,过人远甚。其与‘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贵在相知心'者异矣!”王安石的《明妃曲》为二首,为了便于探讨,现全录如下: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鬃脚垂。
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说独无处,传语琵琶心自知。
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思自浅胡自深,人生贵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读完王安石的两首《明妃曲》,我们丝毫也不能苟同罗、瞿二人的看法。因为罗、瞿二人的观点是地地道道的封建伦理观点和大民族主义观点。罗、瞿二人的立场,完完全全是封建卫道者的立场。我们认为:王安石这二首《明妃曲》,从思想内容上说是健康的,从艺术技巧上说是十分成功的。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看,他是具有进步的政治思想和立意改革的人物,所以革命导师列宁称他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政治思想上的进步,使他在文学艺术领域也不守旧。传统的历史题材,他都立意翻新、除其旧套,他歌颂商鞅和写这两首《明妃曲》,都是翻新、除旧的极好的例证。我们看第一首,他一反过去归咎毛延寿欺君的正统观念,对封建皇帝的好色、自欺,进行了批判,而肯定了“人生失意无南北”。第二首则一反过去的“怨恨”、“倦倦旧主”的封建伦理观念,而肯定了“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贵在相知心”。这种“相知”,不仅仅存在于汉人与汉人之间,也可以存在于汉家与胡地、汉人与胡人之间,而且十分明确“汉浅胡深”。这是何等的进步思想!又是何等的大胆言论啊!没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是不敢这样歌唱的。
王安石这两首《明妃曲》传出后,当时轰动了整个诗坛,很多人纷纷起来相和,就是当时的文坛宿将欧阳修也不例外。但是谁也没有王安石这两首曲子的立意新颖、思想高远。其原因是当时文坛诸人的思想都没有达到王安石的思想那样高度。
元明清各代,虽也有少数诗人表达了与王安石同一的视点,但也因为他们的政治思想远远不及王安石,故作品的思想高度也就不可能超出王曲。
(五)
古代作家常常借怀古、咏史来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或者表达对人生的、政治的某种见解,或者谴责某种社会黑暗。咏唱王昭君的诗词中,也有一部分是属于这类的。先看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于阗采花》:
“于阗采花人,自言花相似。
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
乃知汉地多明姝,胡中无花可方比。
丹青能令丑者妬,无盐翻在深宫里。
自古妬蛾眉,胡沙埋皓齿。”
在作品中,诗人以极深的爱慕之情赞扬了王昭君之美丽:以人比花,花人相似;以汉地、胡地对比,则“胡中美女多羞死”,“胡中无花可方比”。“胡中美女多羞死”及“胡中无花可方比”两句反映了诗人思想上的偏见,但这里为的是强调昭君之美,且诗的落脚点不在这里,而是在下文:即象王昭君这样一位如花似玉的美女,本应让她去其相称的去处,可是事情恰恰相反,却被恶人陷害,“埋没胡沙”,象战国时齐国无盐地方的丑女(名钟离春)那样丑陋,竟至“翻在深宫”。所以诗人又以极为愤怒之情,谴责了妍丑不分、黑白倒置那种极不公平的社会现象。黑白倒置、有才华的人受气,李白对此是有深刻体会的。因此,诗中所鸣的不平,在极大程度上也是他个人怀抱的抒发。
再看宋代文学家苏轼的《昭君村》:
“昭君本楚人,艳色照江水。楚人不敢娶,谓是汉妃子。
谁知去乡国,万里为胡鬼。人言生女作门楣,昭君去时忧色衰。古来人生尽如此,反覆纵横安可知?!”
和李白一样,苏轼在诗中对王昭君的艳丽表示了赞美,对其不幸遭遇表示了同情。最后鸣了自己心内的不平,抒发了对人生颠沛、坎坷的不满。
故怀古、咏史这类作品的中心思想,往往不在诗人咏唱的本事上,而在鸣不平的议论处。例如唐代诗人李商隐的《王昭君》,也是属于这一类的:
“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为人。
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生春。”
李诗虽也题名为《王昭君》,但其重点不在对昭君的赞美和同情,而是对毛延寿的谴责。诗中开始先点出毛延寿,后乃点出王昭君,这种格调,在以王昭君为题材的诗中是少有的。李商隐对毛延寿是深恶痛绝的,似乎是很久以来压在心里的话,非要把它骂出来才痛快。李商隐是把丑恶的现实概括到作品里去了。当时宦官、军阀以及朋党,无不是一手遮天,认钱认势不认人,他们毫无人格,毫无人性,排斥异己,压制有才能的人。李商隐就是被排挤、被压制的一个。他是借王昭君的身世,抒发自己遭遇的不满的。
借昭君故事抒发自己胸怀的诗歌,它的内容也是多方面的。清人沈德潜考试未中,写了一首题名为《落第咏王昭君》,就是借王昭君的“不幸”,抒发自己落第的不幸遭遇的。诗云:
“毳帐琵琶曲,休弹怨恨声。无金赠延寿,妾自误平生。”
言外之意,也就是因为没有金钱贿赂考官,所以不可能被选中,只得象昭君那样,“自误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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