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汤、张安世父子的官场人生（之二）
　　导致张汤最终败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四面树敌，得罪了士大夫阶层；二是兔死狗烹，失去了汉武帝的有力庇护。当然，第二个原因才是最根本的。
　　与那些靠察举（茂材、孝廉）、征召（对策）、父荫（郎官）、博士（射策）等渠道，从中央政府迅速提拔起来的官僚不同。张汤是从最基层官僚机构中经过长期历练，靠因缘际会、人脉关系、个人能力打拼出来的实干型官员。其处理政务能力远非公孙弘（文学之士）、庄青翟、李蔡、石庆（均为功臣之后）之属可比。根据史料记载，张汤办理案件，对待诸侯王、贵戚大臣、地方豪强等势力，总是毫不手软、不留余地予以打击；而对平民百姓阶层，相对来说却很宽容。《资治通鉴》载“赵禹、张汤以深刻为九卿矣，然其治尚宽，辅法而行”，并没有否认他们采取严刑苛法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所起的作用。但是，张汤的个人能力，掩盖不了其攀附权贵、见风使舵、心狠手辣、落井下石的刀笔吏性格。《史记.汲郑列传》载汲黯言：“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元狩四年（前119年），为了增加中央财政，改变币制混乱之局面，汉武帝和张汤商议发行皮币。取汉苑白鹿作币材，制成的皮币值四十万钱。因其作价太高，反对之人甚众。元狩六年（前117年），大司农（掌管财政、经济的最高长官）顔异因反对使用皮币致武帝不悦，借故将顔异下狱，并派张汤审理案件。顔异与人谈论此新政之时，因不好公开反对，只是嘴唇稍微动了一下（《资治通鉴》载顔异“异不应，微反唇”）。张汤便奏称“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于是颜异含冤被杀，我国历史上有了“腹诽”（嘴上不说，肚子里诽谤）的案例。
　　张汤没有发迹时，喜欢耍小聪明讨人欢心（舞智以弄人），利用手中权力结交当朝权贵、富商大贾。任九卿后，对待方方面面也算是周到、客气（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即使对不喜欢的人，也虚与委蛇，从不失礼。但升任御史大夫，取得汉武帝的绝对信任后，其性格缺陷渐渐暴露无遗。他常常借办理案件之机，舞文弄巧，罗织罪名，凌辱同列，迫害异己。虽然倚仗强硬的后台，他总是能把不同意见暂时打压下去，但是与上层社会的积怨却越来越深。终于有一天，多年的积怨强烈地爆发了。
　　我们看看欲置张汤与死地的这些人：赵王刘彭祖（武帝之兄），御史中丞李文，丞相庄青翟，前太中大夫朱买臣，前右内史王朝，前济南相边通（三人失官，为丞相长史），御史中丞减宣，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过张汤的迫害、侮辱，都在寻找机会进行血腥的报复。先是李文背地里搜集张汤犯罪证据，欲扳倒张汤。谁知他自己就不太干净，被张汤反过手来论罪处死。接着赵王刘彭祖上书告张汤“疑与为大奸”（怀疑他与鲁谒居做了坏事），此事惊动了汉武帝，命廷尉查办此事。然后鲁谒居之弟告张汤与鲁谒居合谋陷害李文，而查办该案件的正是与张汤有仇的减宣。最后三长史挑唆丞相庄青翟上告张汤内外勾结、囤积致富等种种不法情事。复仇者与张汤对付政敌所采取的手段是一致的，即诬告与刑讯逼供相结合（史称“笞服”，即严刑拷打）。这个案子到最后也没有查出眉目，因为张汤始终没有下狱。但是，汉武帝派张汤的好朋友赵禹传过来的一席话，总算点醒了心存侥幸的张汤：“你怎么不懂分寸？这些年你断案处死了多少人。现今人们指控你都有凭有据，皇上让你自己想办法。为什么还要给自己辩解？”
　　原来如此！多年来张汤查办诸侯王反叛大案、推行财政新法，无不按照汉武帝的旨意行事。现在皇帝的目的达到了，却弄得大家都有意见（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天怒人怨，张汤不死难以平民愤！赵禹的话实际上已经给案件定性了：皇上的意思是让你“自为计”。张汤要想避免晁错、主父偃那样的下场（遭族诛），只有选择唯一的一条路：服罪自杀。虽然如此，才智过人的张汤还是留下了“谋陷汤者，三长史也”的遗言，为汉武帝“尽按诛三长史”以及丞相庄青翟的自杀埋下了伏笔。自古以来，设计“死后复仇”的能人，张汤算是一个（前有吴起、苏秦）。
　　可以说，在大汉朝张汤算是很有个性的人物之一。他有过人的才干，能为国家做事，但是在性格上又有明显的缺憾，为时人所诟病。司马迁虽痛恨酷吏，却这样评价张汤：“国家赖其便”（国家依靠他得到了好处），应该说是较为客观、公允的历史评价。而张汤的悲剧，直接影响了张安世与张汤完全不同的官场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