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罗汝芳在诗歌创作方面，无论从思想内容的深度广度还是创作技巧的精致与精湛而言，都远超其泰州学派前辈，堪称“诗人之诗”。受其哲学观影响，他在诗歌中大量以自然为描写对象，歌颂自然的神奇与伟大，但最终指向的却是主体人，“自然书写”成为其诗歌内容的最大特征。而且其在创作时遵循自然地书写原则，作自然的诗，自然地作诗，诗歌风格圆浑自然。
关键词：罗汝芳；诗歌；诗人之诗；“自然书写”；自然地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030(2007)05-0059-05
罗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其26岁正学于颜钧山农，为泰州学派三传弟子。虽然罗近溪以其思想上的突出之处成为泰州学派中的重要代表，因心学上的贡献列于思想家之列，他的重要贡献也在于哲学，非文学中的诗歌领域，不过他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诗歌创作不容忽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29部收据明万历刻本影印的《耿中丞杨太史批点近溪罗子全集二十四卷》，其中有《罗先生诗集》上下两卷，内附泰州学派五传弟子陶望龄《明德诗集序》、汤显祖《罗先生诗序》和何三畏《罗先生诗跋》。虽然罗汝芳诗作原稿多散佚，经左宗郢选后而成《明德集》，但此集实为研究近溪诗歌极好的资料。本文即以此集收录诗歌为研究对象，具体探讨有着心学家身份的罗汝芳的诗歌创作。
“诗人之诗”
泰州学派五传弟子陶望龄在《明德诗集序》中说：“予未尝见先生之诗，而平日持论窃谓先生全体即《三百篇》，其顾盼呿欠、激谭剧论即其章句耳。万历丙年……示以一帙，盖先生孙怀祖所编次。予于是又真见先生之诗也。论者或谓伊川击壤率取足胸次，不拘于法，而先生律调兼具，直类诗人之诗。若异乎所谓别传者。予曰：先生……而力造于平实。当其为诗也，宜亦诗人而已矣。尧夫之趣于诗，诗之外也，其意远，其诗传。先生之趣于诗，诗之内也，诗不必书传而意为犹远。若其以诗为人，以人为诗，以己为天地万物，以天地万物为己，好而乐之，安而成之，则二先生所同也。诗之工拙，传弗传，置不论已。”
这里陶望龄将罗诗与受明代理学家普遍推崇的宋儒邵雍的《伊川击壤集》相比，认为虽然从诗品与人品的关系来看，两人都是以己为天地万物，以万物为己，诗即人，人即诗，但邵诗乃在诗外，罗诗在诗内，言下之意，邵诗乃理学家之诗，罗诗则非。同时他不认同时人评罗近溪诗“直类诗人之诗”的说法，认为罗氏当为诗人无愧。有研究者指出陶望龄为学主张与明前期性气诗派相仿佛，赋诗为文颇重理趣，但从其对罗诗的态度来看，陶望龄认为罗氏全体即《三百篇》，而其为人尽超物伪，一任真性真情坦然流露，游乎天与人之间，一言一行皆如春行雷动，自然舒张，诗如人，不受儒家温柔敦厚矩镬所囿，律调兼具，尽显真性情，倒并未显出他重理趣的倾向，反而恰切地指出了罗诗的某些特点。虽然他将罗近溪与诗圣同列，认为人不可不识，是对罗诗实绩的夸大，但他指出近溪子为诗人，罗诗乃“诗人之诗”确为的论。
何为“诗人之诗”，历来诗评家说法纷纭，难以统一。不过在诗之道的看法上，几个基本要素全备且完满结合已是大多数论家的共识，即创作主体有一定的诗歌创作才能、技艺，此为诗才、诗艺；诗歌作品要言诗人之志，这个志，无所不包，有终生之志，有一日之志，大到理想、胸襟和怀抱的抒发，小到一己喜怒哀乐、人世悲欢离合的描摹，个中感情以真切、广阔、深厚为佳，此为诗情、诗志。
心学家身份的罗汝芳在哲学上的贡献远远超出其文学实绩，他的章句之说亦多过诗歌创作，与后来文人身份的李贽、袁宏道不同，但无论就创作主体的才能、修养还是诗歌的质量或数量而论，罗汝芳的诗歌创作成绩远高于泰州学派三王的诗歌创作。据罗氏孙怀祖重梓《罗先生诗集》所录罗汝芳诗作来看，、其诗歌形式多样，有四言古体2题，五言古体4题，七言古体10题。五言近体19题，七言近体38题，五言绝句24题，七言绝句55题，共计152题。从其诗歌内容来看，罗近溪的诗作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酬赠应和之诗。粗略统计其诗题目中有送、寄、赠、题、别、赋之字眼的诗约50题，而标明次韵、和韵的诗作亦约30多题。可见其诗作中酬赠应和之诗占有一定比重。作为一代心学大师的罗汝芳交游几遍天下，且明代文人学士彼此之间诗作往来频繁，已蔚为风尚，故其酬赠诗作甚多亦属自然，况这类诗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非一味为文造情之作。另一类为偶然兴到之作，多数是其游学各处游览登临后的作品。罗氏诗作的一半均属此类。可以认为罗汝芳已具有较泰州学派前辈更自觉的诗歌创作意识。从现存的诗歌资料来看，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已表现出“诗人之诗”的某些特征。
近溪各体诗歌都有和韵、次韵之作。《明德集》卷上收五古如《宝陀岩次何冢宰韵》；五言近体如《宿罗田岩和罗念庵韵二首》、《王太史招饮北田学舍次韵》、《林仲山雪后过访从姑次韵》等；七言近体如《殷中丞燕集松泉亭次黄太史韵》、《沈玉阳枉顾从姑次韵》、《过小水驿和王阳明韵》等。卷下收五绝如《春日酌杨爱柏西园和牧之韵》；七绝如《自毕峰夜过吴元可宅用韵纪游》、《题葛百冈芙蓉轩和韵》。其中有和时人之韵的，如前所引诗题中的王太史、何冢宰、罗念庵、黄太史、沈玉阳、王阳明等人；有和古人之韵的，如《武夷九曲棹歌次朱紫阳韵十首》和朱熹、《春日酌杨爱柏西园和牧之韵》和杜牧、《珠溪谩兴》和元人揭奚斯、虞集等。据统计，罗近溪有30多题诗标明为次韵、和韵之作。
我们知道和韵，是和他人之诗而用其韵，韵同字不同。次韵，是更严格的一种和诗方式。它不仅要求用韵与和诗的韵部相同，且韵字和用韵顺序都要一致。文人相互唱酬往来本无严格的用韵要求，自元、白始为之后，文人以此文字游戏逞才弄情，乐此不疲，和韵之风盛行不衰。这种以韵为主、意为次的作法因有为诗而诗、桎梏真情的一面一直遭人批评，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和韵、次韵往还虽是游戏，但调配韵部里有限的字进行创作，且创作的作品不论情真情伪，均工整合乎诗格诗律，也需有创作主体具备相当的诗学修为。罗汝芳爱和韵诗反过来恰好证明其诗学学养之充分。
不能说罗近溪每首和韵之作都足称精巧，但不少和韵作品写得清新且意象出奇。如卷上《兴林寺次南岳韵》为和吴南岳之作，诗云：“舟度兴林歇晚桡，晓携风雨上层霄。烟回树色千林绕，瀑引泉声万壑朝。钵里龙归云更湿，天中人立气偏骄。空明直透三千界，欲借长虹驾玉桥。”诗人用“携、上、回、绕、引、朝”几个动词刻画了兴林寺云烟缭绕、泉声呜咽，空明似仙界般的景色。尤其是“携风雨”既写出了人的豪迈之气，又显出了人与自然相洽融融的氛围。而《武夷宫次陈狮冈韵》：“幔亭霞彩倚天开，燕罢鲁孙更未来。舟架碧岩蓬海隔，鸡鸣玄峡岁华催。妆台玉女虚琼户，丹灶金砂散草莱。惆怅升遐千古事，几人平地是仙才。”虽说有道家风华，但对武夷宫云霞满天、地势险要亦做了刻写，更是在升天不可、仙才难得的感慨声中结束全诗，使得一首可能流于歌颂的诗有了主体朴素情感的参与显得真切与真实。他如《王太史招饮北田学舍次韵》有句如：“云光闲弄影，花气口消尘。步转柴桑径，槎浮牛斗津。倚杯歌峡口，新月挂嶙峋。”写景亦是精彩。
在那些非和韵、次韵的诗歌作品中，近溪的诗歌才华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如《明德集》卷上所收《道经山家》云：“村坞人家翠作堆，偶扶双屐趁闲来。径穿疏竹云光乱，屋接绯桃日影回。最是野情偏汉漫，那堪春事足俳徊。山童为语仙岩近，人望真成碧玉台。”村户人家积翠成堆，疏竹丛丛，门后桃花满树，衬以日影，最显春情。整首诗画面清新，加上作者白描手法的运用，在娓娓述说中自然流露出片片愉悦。再如《九牧铺遇雨》：“村径历深树，苍茫雨更奇。云光寒欲敛，人影暮初稀。饥管除残黍，悬猱下远枝。高歌频抚景，忽尔起遐思。”写雨后自然界光影变幻，鸟兽频出，人对景生情，浮想翩翩。
诗人之诗言必有物，言必由衷，诗中处处真情流露。读罗汝芳的诗，我们明显地感到诗境开阔，气势温和却暗藏生命的张力。透过文字，看到的是一个温厚的长者，用自己一生的人生经历与体验向世人缓缓述说，内中有亲情，有友情。如《明德集》卷上《许佥宪过访从姑次韵》是一首应酬诗，但诗云：“有客明仙仗，乘风过草堂。纤歌将进酒，清响谩调簧。帘启青春满，尊移白昼长。更看江阁外，晚色动云光。”有客来访，进酒调簧，纤歌美景中任日光西斜。淡淡的叙述中透出彼此交往深情，毫不造作，尽显从容。诗人的感情不是一味平和淡漠，高蹈出世，有时他也会因景起愁。如《渡黄河寄朱东源督学》：“朝步黄河上，怀人宛水央。漫言云树接，相望海天长。”黄河之水漫无边际恰如诗人怀人之情漫长无涯。
罗近溪的诗重视内心世界的挖掘。他也写外部世界，却不是日常琐屑的生活，而是从日常之平常中生发开去、幻想开来，远游到一个更为飘渺的世界中，但这个世界不是一味虚无，而是立足于现实人生加以构想的。如《云轩次韵》：“爱尔开三径，苔痕了未斑。心方游物外，轩更住云间。花鸟春长静，琴书意自闲。蓬莱琼岛上，信有玉为圜。”诗人因生活的静谧、时间的凝止而由现实的云轩想到蓬莱，真幻莫辨。又如《观日示同游诸子》：“祝融飞驭欲南离，早睹轮乌出海时。四顾人寰犹夜色，一登峰顶已晴曦。霞蒸绀宇金浑胜，云绚瑶空锦未奇。霄汉即看尘增迥，神游谁许共心期。”日出东方，登峰远望，霞光闪动，天空云彩绚丽，让诗人不禁神游天外。
从近溪诗所言之志来看，有终生之志，有一日之志。既有深刻人生的哲理、人世的感慨，有成就事业的气魄、报国的热忱，有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决心，更有功成身退后退隐“欲长歌归去来”的渴求与弃置俗世的豁达。这是生活在明后期的文人们常见的心态，近溪也毫不掩饰。只消看他的《致仕偶兴》和《偶成》诗即可明了。前者云：“乾坤到处有行窝，解组飘然发浩歌。传世幸遗清白吏，居官已入孝廉科。隐心秋水眠凫鸭，诗兴春风长薜萝。俯仰自知无愧怍，渔樵伴里听那何。”后者道：“世际升平遁亦嘉，丘园雨足遍桑麻。客来一饭云同煮，酒乏千尊月可赊。身健未惭生计拙，住深休讶路头斜。狂歌忽忆青天上，直欲扶摇吸紫霞。”人在仕途只求清白孝廉、问心无愧，而解组归田，过躬耕自给、自在洒脱的生活才是最终的追求。
若通观近溪全部诗作，应酬、赠答之作也好，即兴游览之作也好，创作主体自身学识的精深、学养的丰富和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与积极的淑世意识，使其作品大多有着深厚的思想与情感。最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心学家的罗近溪没有将他的创作变成说理的工具，变成宣扬其心学主张的传声筒，其诗歌毫无僵硬的说理气息，而是以多种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
罗汝芳的诗歌正如后学何三畏在《罗先生诗跋》中所云：“其诗大都渊源于二风雅，而出入于两汉三唐，揽其意象，色泽古而沉，隽而有味，真讽讽乎大雅之音哉。顾亦先生鼎脔豹斑之一，未足以概大全。而先生更有进于是者。”可以认为在泰州学派三传诸弟子中，近溪的诗歌创作堪许为佳，称其诗为“诗人之诗”不为过。
“自然书写”
“自然书写”(NatureWriting)作为一个术语，指一切以自然为描绘和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前面已经引用了罗汝芳的许多诗歌，从中可以看出，罗近溪诗的最大特色正在于其中绝大部分是以自然为描绘和表现的对象，虽然诗中的自然有时是用来作为情的引子，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还是得到了近溪最大的关注。可以说，“自然书写”就是罗汝芳诗歌内容最主要的特色。当然近溪笔下的“自然书写”主要还是强调作家的主体精神，通过大自然神奇景色、神秘变幻的描写，赞美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歌颂人与天地万物同一的和谐，自然只是书写的客体，一切旨在指向书写的主体——人。
前文曾指出，泰州学派五传弟子陶望龄高度评价了罗汝芳的诗歌。有学者认为，陶望龄承荫泰州，推赞近溪，一方面是他注重诗歌描写带有人性色彩的如“梧桐月照，杨柳风吹，人耶诗耶”这样的自然万物，一方面是随性气诗派流风余韵，对其时诗坛复古派所谓“诗必盛唐”的一种异动。不过从陶氏为罗近溪诗集所作的序语来看，陶氏恰切地指出了近溪诗歌内容上的一个特点：描写多为自然万物，且是带有人性色彩的自然万物。
近溪乃性情中人，登山见山山水水，则情满于山，情溢乎水；他又是一个有细致观察力与敏锐感受力的人，在他笔下自然界的泉石云峰之秀境、稍纵即逝的烟云光影与一己之娱乐愁怨能较好地融合，处身于境，视境于心，张之于意，最终深契其情。此类诗作前引已多。再如诗集卷上《山居怀友》：“客坐高林鸟道寒，玉芙蓉叠翠屏看。吴门帆落江于影，楚峤云穿阁上阑。双眼自随今古迥，一襟谁共海天宽。莺声谷口相求切，幽思翻成绪万端。”诗中之景色描写最终指向的均是作者怀友之幽思愁绪。《望岳阳楼柬汪伯玉》：“洞庭浩渺古今闻，湖上层楼更入云。城堞波浮疑蜃气，敛芒霞衬识龙文。川巴水共三湘合，吴楚山从七泽分。况是故人开府日，论心那得坐晴曛。”景工情偕。他如《坐白鹿洞思贤亭赋勉诸生》、《宝陀岩次何冢韵》、《夜游莲花峰》、《登高望洞庭湖》等莫不如是，情景交融，思与境合。不用多引，只消读读他的诗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每首诗中都有自然的存在，或花或草，或山或水，而景无不与人与情和谐一致。
罗汝芳的诗之所以能达到情景交融、景与情相谐的境界是和他的为学与哲学主张相一致的。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34《泰州学案三》中说：“先生(按：罗汝芳)之学，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的；……此理生生不息，不须把持，不须接续，当下浑沦顺适。功夫难得凑泊，即以不屑凑泊为功夫；胸次茫无畔岸，便以不依畔岸为胸次，解缆放船，顺风张棹，无之非是。”罗近溪以不屑凑泊为功夫在创作上的表现，就是要求未离见在，凡眼所见、心所想方可入诗。其为学主张简捷明了，不做经院式的繁琐工作，这影响了他“自然书写”的诗歌美学表现。“学问须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淡饭，随时遣日，心即不劳，事亦了当，久久成熟，不觉自然有个悟处，盖此理在日用间，原非深远，而功夫次第，亦难以急迫而成，学能如是，虽无速化之妙，却有隽永之味也。”做学问如此，创作也是，要顺其自然地进行创作，不强求，不故作，不急迫，自然地作诗，作自然的诗。用诗笔来写自己的内心，发抒自己的怀抱。具体到诗歌创作，一切诗歌均是眼前见得，即可成诗料入得诗来，诗歌要自然直接、清新。
考罗氏生平，其嘉靖三十二年中进士，曾知太湖县，擢刑部主事，出守宁国府，以讲会乡约为治，后迁云南副使。可见罗氏学问甚佳。但在创作中，他继承了钟嵘直寻之主张，诗中较少典故，少掉书袋。其心学中重视“当下”。“识得时的根源真，执得时的机括定”，故他写诗时亦能随景随情自然生发，强调随其心自然而然。他说：“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浑是赤子，赤子浑解知能，知能本非学虑，至是精神自来体贴方寸，顿觉虚明，天心道信为洁净精微也。”赤子虚明境界的达到是精神自然体贴的结果，而不是外在强求所得。故他的诗不晦涩难懂，虽间杂有心学术语，但一是此种诗数量不多，二是其在宣传心学主张时本身即从生活现象、从自然现象而阐明道理，“童子捧茶是道之日用功夫”。从眼前所见人手，用语简单扼要，能让各种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受众听懂是他的为学追求，其作诗时追求的亦是自然而然，写眼前景述当下情，道得出即是诗。
罗汝芳诗歌之所以有如此特征，直接与他的哲学思想相系。首先，他主张身心合一，一切自善，方能以天地万物同体，彻形骸，忘物我为大。他坚持认为“夫合天地万物而知其为一气也，又合天地万物而知其为一我也，如是而谓浩然而充塞乎其间也，固宜如是而谓大之到而弘足以任重，刚之至而毅足以道远也，亦宜，是故君子由一气以生天生一，生人生物，直达顺施而莫或益之也，本诸其自然而已也，乘天地万物以敷宣一气充长成全而莫或损之也，亦本诸其自然而已也。”…气生天生一，生人生物，此气又是本诸自然而来。可见自然的地位极高。因为重视自然，近溪讲授心学，常常通过自然界的事物说明某种哲理，花草树木，鸟兽虫鱼，静动之间，无一不是哲理是妙道。恰如詹事讲《近溪罗夫子墓碣》说的：“(按：罗近溪)常语人日鸢飞鱼跃，无非天机，声笑歌舞，无非道妙。”与其游山讲学生活相适应，近溪诗中与自然相关的内容就占据绝对的份额，自然成为他笔下赞美的对象亦不足为奇。
其次，在情与景的关系上，他说：“枝叶与根本，岂是两段?观之草木，彻头彻尾，原是一气贯通，若头尾分断，便是死的，虽云根本，堪作何用?”草木是整体，枝与根一脉贯通，无法截然分开，若强行分成两个东西，则成僵死之物。他又说过：“人性不能不现乎情，人情不能不成乎境，情以境囿，性以情迁。……事之接于己者，时时不断，而情之在于己者，时时不同。事有当喜时来者，有当怒时来者，亦只得随彼时之心而应之也。”“情境之现，有自外之物感而生者，有自内之思想而生者。思想在心，……虽是情境相殊，而心体则一。若功夫熟时，遇着事来，便随时答应，有何不可?”凡此种种虽都强调的是要自然地书写诗歌，尽管这种自然是建筑在一定的如修养等功夫之上的，但若专就情与景的关系而言，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自然地书写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其诗中的情与景的关系。情乃根本，景乃枝叶，没有无情之景，也没有元景之情，情与景彼此相辅相成，互为存在的依照。当然这个景自是包含广泛并非常见的自然风景。但情为本，景为枝叶，情乃贯通头尾的活物，情与景不可分，自是明了。
再次，正像王畿《王龙溪先生全集》卷4《留都会纪》所云：“近溪之学，已得其大，转机亦圆，自谓无所滞矣，然尚未离见在。虽云全体放下，亦从见上承当过来，到毁誉利害真境相逼，尚未免有动。”罗近溪以转机为圆为哲学的最高追求，讲究直达顺施、莫或益之的融洽圆成和一气充长成全而莫或损之的整体完满性，这表明近溪重在自然顺适之全美与真美，强调美在纯然无杂、浑然无为，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两者的和谐共融。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近溪虽认为物我一体都本诸自然，“我身以万物而为体，万物以我身而为用”，万物为体，身为用，但同时他说体用之间还应有一个对待的态度：“生我之生以生天地万物，仁我之仁以仁天地万物也，又恶能以自己也哉?夫我能合天地万物之生以为生，尽天地万物之仁以为仁也，斯其生也不息，而其仁也无疆，此大人之所以通天地万物以成其身者也。”只有注意仁的态度，才能是大人，才能成就其身。因为求仁，故要求由爱己到爱一切人，合万物之生，尽万物之仁。他同时认为，大人求仁为的还是通过天地万物成就其身，“反身莫要于体物，而体物尤贵于达天。”这样，天地万物又从体的位置逆转为“我”通向大人的工具，变为用。
所以有着大雄氏之慈悲的近溪子本着仁爱之心爱自然界万事万物，其诗中无处不有悲天悯人之情怀，笔下的自然界中一草一木皆关情与理。但受他的哲学观影响，罗汝芳诗歌中的自然有一定的地位。是他歌颂的对象，不过是不具备独立主体地位的对象，而是附属于主体人的精神而获得存在的意义的对象。从对自然的歌颂中诗人需要颂扬的是人这个主体，是人的精神在自然中的升华，自然的壮美倒在其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罗近溪诗歌的内容可谓是“自然书写”。
(责任编辑闻德)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