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者林其錟提出，传统商人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为内涵，形成了所谓的“五缘”关系。[1]亲缘，就是包括了血亲、姻亲在内的宗族亲戚关系；地缘，就是邻里乡党关系，亦即通俗所说的小同乡、大同乡；神缘就是共同的宗教信仰关系；业缘，同业、同行关系；物缘，以物为媒介、实质是以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关系。物缘关系不在本课程的讨论范围之内，神缘关系将在本讲义第六个专题中进行专门讲解，此只讲对于商人起到组织作用的亲缘、地缘和业缘三种关系。
在周以前的封建贵族制度下，家族以五服之亲为限，五服之内的血亲为族。“以世代言之，包含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所谓九族是。”[2]顾炎武说：“同姓高祖之兄弟即为族，族非疏远之称。”（《日知录》卷二十四）关于九族具体包括哪些人，请看图6-1所示。家庭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基层组织，也是一个关系密切的经营团体。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传统中国的家庭不是单纯的父母—子女构成的团体，而且常常是“扩大了的家庭”或“小家族”。“为了要经营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中国家庭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的。”费孝通先生看来没有明确划定“小家族”或“扩大了的家庭”的规模，只强调因为事业的需要而确定其规模。不过总的看，传统社会的家庭，绝大多数还是以五服内血亲为限的，即在亲子小家庭之上，而在家族范围之内。
这样，我们可以给明清时期家族和家庭作一个界定：
在传统社会，家庭有两种含义：一、家庭是指同居一处的血亲团体，此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家庭。二、家庭是单独共同生活的既同居、又共财的血亲团体，此为法律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家庭。根据以上意义，我们以是否同居作为标准，将传统家庭分成两种模式，即同居同财型和同居分财型，其规模至少在亲—子规模以上，是“扩大了的家庭”。家庭扩大到什么样的规模，视经营的要求决定，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事业的大小”，根据事业的大小或经营的需要，可以把家庭扩大到所需要的规模。这种扩大，在各地域商帮的情况来看，一般均在同族范围之内。同族，是指有同一高祖的、往往在家庙中祭祀高祖下列位祖宗的所有男性血亲。（如图6.1所示）
家族性特征为中国传统商人的共同特性，各大商帮无不注重家族，而家族组织最完备、家族之功用发挥得最成功的，当属徽商家族。从徽州商人来看，家族组织之对商人的支持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1、提供资金支持
商人的资金来源分成八种类型：共同资本、委托资本、援助资本、婚姻资本、遗产资本、劳动资本、官僚资本和借贷资本。其中，借贷资本是徽州商人的主要资金来源形式，而贷本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宗族。徽州商人得到族人贷款资助的事例很多，如明代天顺间的许积庆：
委财利为外物，九族贾而贫者多惠贷，不望其息。（歙县《许氏世谱》第5册）
附股经营也是商人的一种融资途径，属于委托经营的一种，附股者投入资金给某商人，然后共同分其利润。这种融资形式在徽州，则主要表现为族人的附股。明清之际，歙县商人江国政经商于淮阴，其主要资金数千两银子，来自于族人的附本金。
传统商人十分强调家人、族人间的合作以扩大资本金总量。在徽州商人的合作经营中，主要合作者为族人或家人。明代大商人程锁的起家之初，是在同族中选出十个杰出的族人，然后各持三百缗钱入股，有了三千缗的启动资金，其经营活动由此发轫。曾任兵部侍郎的学者、文人汪道昆家本来很贫穷，他的祖辈有七兄弟（从兄弟），同心合作，共同经商，使得家业兴旺。其家称此七人为“七穆”，其家道之兴旺被称作“七穆中兴”。兄弟、族人的合伙经营，是徽州商人获得更多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起到了集水成渠的功效。
2、提供人力资源
用族人为伙计、雇工是传统商人的又一共性，这一点也以徽州商人最为显著。对族人更了解，当然也更信任，这是用族人的前提。明嘉靖、万历间的歙县商人吴德明很具代表性：
起家坐至十万，未尝自执筹策，善用亲戚子弟之贤者，辄任自然不窥苟利。
生平其于亲族之贫者，因事推任，使各得业。（吴羊祜《丰南志》第5册）
汪道昆的曾祖汪三仪经商中，“昆弟子姓十余曹”，都参与经营活动，“凡出入必公决策然后行”。（《太涵集》卷一）后来的“七穆”之所以形成一个稳固的经营团队，是和汪三仪树立的规矩分不开的。
大的商人，常常经营地域广泛、经营项目众多、经营店铺广设，当然需要众多的伙计和经理人员，以形成对经营的全面控制。每个店铺都需要有代理人、副手、掌计、店伙、雇工等。
代理人受商人委托，人、财、物诸权一手操控，用族人或家人来承担这样的职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如徽商江承封初给族人作代理人：
为族人代理鹾务，绝无染指，经营或拙，致亏赀本，愿倾产以尝。族人信其无私，恒谅之。（《澄阳散志》卷三）
副手是商人的助手，其主要作用有三：一是商人与掌计之间的中间环节，起协调作用；二是商人的耳目，使商人能掌握商业信息和组织动态；三是联络官府，负担政治公关的作用。“大贾辄数十万，则又副手而助耳目者数人。其人辄铢两不私，故能以身得幸于大贾而无疑。他日计子母息大羡，副者始分身而自为贾。故大贾，非一人一手足之功也。”（《肇域志》卷十一）副手以其作用之重，由族人、亲人来做则无猜疑。万历间的婺源商人李世福，就是从其父辈作副手起家的：
从诸父贾于江宁，握算计画，上佐诸父，下督掌计，而业日隆隆起矣。（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
掌计，是店铺的管理人员，担负销售采购业务。此亦为经营关键角色，故多由亲人、族人承担。歙县商人鲍志桐就是从给他的同族长辈鲍氏父子当掌计开始的：
（志桐）少依我大父凤占公习鹾业，旋为我父司出纳，有才干。其资倚畀阅二十年，未尝易主，家由是渐起。（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祠谱》卷二）
3、组织信息网络
商业经营，对市场行情的预测和判断尤其重要，这种判断光凭经营者的眼光和经验是不行的，也需要广泛的信息收集，建立一个完备的信息网络。在传统商人，尤其徽州商人，建立信息网络主要是通过家族关系来完成的，而在这个信息网络中，族人的副手以及族人的经商者，是其中重要的环节。徽州商人的家谱、族谱和宗谱于是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徽州商人联络图的作用。明代徽商程季公（按：季公是尊称，其本名尚需考证）是个突出的典型。他是个行商，经营地域广阔：
东出吴会，尽松江遵海走淮扬，北抵幽蓟，则以万货之情可得而观矣。
他的经营之道“善察低昂，与时盈缩”的前提是有广泛的信息渠道和丰富的信息来源，家族网络的细密广布，使他可以轻松地获得有价值的商业信息。他“坐而策之”，指挥族人同时进行多头的贩运贸易：
东吴饶木棉，则用布；淮扬在天下之中，则用盐策；吴郡（徽州）瘠薄，则用子钱。诸程聚族而从公，惟公所决策。
行之十年，诸程并以不赀起，而公加固业数倍。（《太函集》卷五十二）
4、强化宗族垄断
商人通过家族组织对经营活动的垄断，主要通过两途，一是控制镇市的全部贸易，二是把持某一行业的全部业务。
一个徽州商人在某地落脚后并经营某个项目，族人、乡人往往随之而来，形成了对这个地区商业的垄断格局。“无徽不成镇”，就是这种情况的形象描述。例如山东临清，为大运河上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其地居民十之八九为徽州商业移民。嘉定的南翔、罗甸，是明代重要的商业集镇，其地亦多为徽州移民。
汉口的徽商程栋：“凡亲友及同乡者，借助数月，不取伙食，仍代觅荐生业。”（《婺源县采辑·孝友》）
江西吴城的黟县商人朱承训：“乡人觅业而来，与失业而贫者。因材推荐。”（同治《黟县三志》卷七）
正阳的徽商许孟洁：“尤睦于亲旧，亲旧每因之起家。”“正阳之市，因公而益盛。”孟洁死日，挽者近三千人，观者万人皆叹息，以为商而感人者如此，虽达官显宦未之有也。（《许氏统宗谱》）
徽州商人对于一个地域商业活动的垄断往往是从一个行业开始的。他们的经营策略是族人乡党从事同一行业，凭借雄厚的资本，采取统一的行动步调，降低价格协议，以排挤资金少、价格高的外地同行。金陵的休宁典商，就是这样获得行业垄断地位的：
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少，取利三、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于贫民，人情最不喜福建，亦无可奈何也。（《金陵琐事剩录》卷三）
其他地域的徽州典当商人，其垄断地位也很明显。浙江平湖县，“城周广数里余，而新安富人，挟资权子母，盘踞其中，至数十家世家巨室，半为所占”。（康熙《平湖县志》卷四）江苏泰兴，“质库多新安人为之，邑内五城门及各镇皆有”。（康熙《泰兴县志》卷一）
绩溪上川胡氏，在上海十分鼎盛，其始者为胡孔兆，孔兆兴起，族人遂迁徙于此，几乎垄断了上海墨业。源于宗族的辅助。据《上川明经胡氏宗谱》：
吾族自十三世以前，经商者颇少。其后文阑公于闽，兆孔公于上海，汉三先生于广，其业皆焜耀一时。逮道、咸间，端斋公起，遂以开文墨业名天下。同时族人列肆上海者，又有万字招十三肆，皆孔兆派也。鼎字招九肆，皆志俊公派而余派亦称是。同、光之际，则有上海贞海公之鼎茂、玉廷公之万生端、贞春公之松茂，南京有方楷公之恒三，三溪有先大父荫林公之景隆。
吾族食以上海一带为多，率常有数百人，闻始商上海者即孔兆公，然则今沪地旅侨，宜祀公为哥伦布矣。
5、培养政治代言人
家族或家庭也充当了培养商人政治代言人的角色。传统商人最大的，也是最明显的特征是他们在商业经营的同时，坚持“士商互动”、“官商一体”的原则，晋商中的很多人是文化教养很高的人，他们的原则是“学而优则商”，徽州商人以“贾而好儒”为准则，他们自身标榜为依托商业活动的士和儒，坚信“良贾何负闳儒”的理念。他们在经营活动中，历来都注重与士阶层的联络，建立与官员的关系网络，疏通与官府之间的连通渠道。商人同时鼓励子弟读书、科举、入仕，进入官场，家庭或家族教育、科举和政治上的成功不但是家庭或家族事业兴旺的标志，也可以为家族商业的繁荣带来更大、更多的机会。
各地儒商商帮虽然没有徽州商人这样强的家族性，但其家族经营的特点却别无二致。
[1] 林其錟：文化·商帮·网络，东南学术，1998年第5期。
[2]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