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与《干山志》

列于《明史．文苑传》之首的杨维桢，又是小昆山“七贤堂”中祭祀的“三高士”之首。1363年他写过一篇《干山志》，把干山列为九峰之甲，理由不仅是其在九峰中最高，还有传说中的干将冢，而山形也如“首昂脊弓”之奔马，所以又名天马山。后来，他在天马山不仅手植了“双松台”的双松，并筑有以求干将剑的“看剑亭”。1670年，太守林孟善把他葬在情有独钟的天马山，并把与之唱和的“三高士”中的另两位也相邻而葬，也算是一段值得欣慰的佳话了。

至正九年（1349年），松江大户吕良佐慕乡举里选之盛，举办“应奎文会”，聘杨维桢为首席评审。结果“山林学者，无不欲列名于其门”，使这场“征文比赛”盛况空前，东南之士以文投者七百余卷。从中评出优秀者四十卷成集出版。也进一步确立了他文坛领袖的地位，并使他开始了在吕家璜溪义塾教诲子弟的八年生涯，直到被任命为杭州“四务提举”。至正十九年（1359年），他又应松江同知顾逖之邀，他携妻儿到松江，以授课松江府学为生。于是，三泖九峰间，元末四大家中的黄公望、倪攒、王蒙以及高克恭、宋濂、吴镇、柯九思、曹知白等，都留下了和杨维桢唱和游赏的身影。“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履无虚日”，表现他心之所至的《干山志》，也在此期间应运而生。

杨维桢的文艺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书法多以“乱头粗服”的“乱世气”独树一帜；其文也如门人贝琼所言：“务铲一代之陋，归于浑厚雄健，故其所著卓然成一家言”。成化年间章懋的《枫山集》评论说：当时“作者徒知从事声偶之间，而不能驰骋，以极夫人情物理之妙，其去古也远矣。独先生之作，逸于思而豪于才，抑扬开阖有美有刺。”文章强调言之有物，成为了一座奇倔而巍峨的孤峰。不过，才高必有诋毁者，也容易让人产生仰望高人的眩晕。王彝专门写了《文妖》一文说：“余观杨之文，以淫辞怪语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到了清人冯班的《钝吟杂录》里，就说：“杨铁崖诗不解用古事，剪截无法，比儗不伦，句法多不完整，工夫浅也。”简直一无是处了！杨维桢真正被人诟病的，是有妓女绣鞋“金莲杯”之类耽于声色的毛病。但宋濂解释说：“盖君数奇谐寡，故特托此以依隠玩世耳，岂其本情哉？”反而是“俨然有晋人高风”的表现。

各种有关他的记载，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少谜团。祝允明在《野记》中说：“太祖召杨维桢，将用之。维桢八十余矣，作《老客妇谣》以见意。或劝上杀之。上曰：“老蛮子，止欲吾成其名耳。”又在《懐星堂集》中评论说：“其为《客妇》诗不恭也，匪为不恭，亦大愚矣。”但蒋一葵的《尧山堂外记》却说是:“杨铁崖不赴招，有《商山》诗云云，太祖阅之，乃云：“老蛮子，止欲吾成其名耳。”而所谓《商山》诗：“皇帝书征老秀才，秀才懒下读书台……”是宋福建秀才邱葵的大作,杨维桢也没有活到八十岁。宋濂写的《墓志铭》说他“被命至京师，仅百日而肺疾作，乃还云间九华山行窝”，并说他死于“洪武庚戌夏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贝琼的《铁崖先生传》则说是“洪武三年正月至京师，年已七十有六，有疾得请归，夏六月卒。”贝琼毕竟是比较贴心的门生，知道先生是小月生，所以虚岁七十六。《明史》只说他从金陵回来，就“抵家卒”了，也让人怀疑是否正常死亡,。郎瑛的《七修类稿》甚至毫无根据地说他“托疾固辞，作诗缢死”。但贝琼告诉我们，他正月到金陵，三个月后回来，六月病死，其间是有一段时间的。说明洪武初年，朱元璋虽然明白文人们用精神国度里获得的地位，在抗衡世俗的权威，但此时他确实没有太为难杨维桢。他说：“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这句话，也是数年以后的事了。

杨维桢从金陵回来，先到的是“云间九华山行窝”，后来病危了才移往“拄颊楼”的，现在，他的“九华山行窝”已经湮没无踪，我猜它原本也应该是在天马山的吧。

原载《旅游时报》2015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