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沈静(1984——),女,杭州图书馆馆员,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
近日,笔者获赠《王思任小品全集详注》一书(以下简称《详注》),挑灯试读,不觉夜深。王思任是晚明文人,他最为世人熟知的文章恐怕要数《致马士英书》(又名《让马瑶草》),其中“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一语,最为脍炙人口。这篇文章气势如虹,字句晓畅,是作者庄语。其实,王思任本性诙谐,发为文章则趣味盎然,这些都体现在序跋、尺牍等短篇散文中。这些短小又饱含趣味的文章又被称为小品文。王思任的小品文蕴含了作者无限情思,得到了张岱、周作人等小品文名家的肯定。为了另辟蹊径,王思任在文中常常使用生僻典故和尖新字眼,而现今王思任文集的整理本多以标点校勘为主,极少有注释,仅有的少数注本也只注解寻常字句。因此,似懂非懂、若有若无,成了笔者阅读王思任文集时常有的苦恼。如今,新出的《详注》一书恰好为笔者解决了这一苦恼。此书收罗丰富,句读准确,注释详细,可以说是近年来少见的有关王思任小品文整理的佳作。
断句(即句读)是古文整理最基础的工作。通过句读,普通读者可以轻松理解文义。但同时,错误的断句也极易将读者引入歧途。就笔者所见,《详注》句读得当,又多纠正通行本错误,是一个不错的古籍整理本。如《游金山记》开篇交代时间和人物,通行本断为:“万历丙申秋,吴敦之、李润予与徐季鸣道出京口,敦之举金山之觞,一舸乘风,泠然而骤泊其下。”(任远《王季重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这里出现了三个人物,吴敦之、李润予和徐季鸣。吴敦之即吴化(字敦之),徐季鸣即徐如珂(字季鸣),两人与王思任是同科进士,交情甚好。按照上述断句,所谓“李润予”似乎亦与王思任等人为同科进士,至少也应是诗文之交。但查各类史传文集,不见记载,不知其为何许人物。细审文章,其中有王思任的感慨议论,有吴、徐二人的言行举止,独独不见李润予的一言一行,甚为奇怪。且按照如此断句,游金山的似乎只是吴、李、徐三人,王思任又去哪里了呢?如今翻阅《详注》,笔者方才发现,原来“李润予”并不存在,这是由于断句错误而生造的一个人物。按照《详注》,此句应断为:“万历丙申秋,吴敦之李润,予与徐季鸣道出京口,敦之举金山之觞,一舸乘风,泠然而骤泊其下。”“李”指“司李”,同“司理”,是各州郡负责刑狱的官员,明代指推官,此处用如动词,谓出任推官。“润”指“润州”,是镇江的古称。明代文人惯用古称代指当时的官名、地名,以示文章雅驯。“予”是第一人称代词,代指王思任自己。可见,真实情况应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吴化出任镇江府推官,王思任和徐如珂即赶赴镇江,与吴化相会,同游镇江名胜金山,写下这篇游记。而所谓“李润予”,竟然是由一个动词、一个名词和一个代词错误组合而来,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民国时期阿英的整理本中即已存在(《王季重十种》,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后来学者陈陈相因,致使“李润予”一直面目生动。如陈龙飞《王思任文论及其年谱》(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0)万历二十四年(1596)正文称:“季重返山阴故里。秋,奉亲老北上京师待诏;同行有年友吴敦之、李润予、徐季鸣等,尝共游京口(今江苏镇江县)、焦、金二山。”在这里,“李润予”不但有了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的身份,还栩栩然与王思任等人同在京口、焦山、金山作一番畅游,最后一起北上京师,着实令人发噱。《详注》通过正确的断句,解决了这个相沿已久的问题,使读者避免了理解误区。
又如《重游麻源三谷记》,通行本有一处断句失误,《详注》亦加以纠正。这篇文章记录了王思任两次到麻源三谷礼佛占卜之事。第一次是幼时与母亲一起,第二次则是四十年后独自前来。巧合的是,两次占卜得繇相同,内容都是“儿成名,当再至”。因此文中说“再卜筊,复得前之繇,似吾有诗儿当续此愿。余此生或不再至矣,乃黯黯辞去。”(《详注》)“诗儿”指会写诗的儿子,全句意指若干年后儿子学诗有成,或许也会如自己今天这般前来还愿。通行本断为“再卜筊,复得前之繇,似吾有诗,儿当续此愿。余此生或不再至矣,乃黯黯辞去。”(蒋金德《文饭小品》,岳麓书社,1989)“诗儿”处断开,显然不确。可见,句读虽是“小学”,寻常处似乎人人皆会,但一遇到艰难复杂的地方,断句者的水平高下立可分判。
注释是古文整理的另一项重要内容。《详注》不但解释字句和典故,对当时的人物和史事也发覆甚多。王思任为另辟蹊径,不落前人窠臼,文中常常使用生僻典故和尖新字眼。这本是他文章的特色之一,却给笔者带来许多阅读障碍。如王思任游览北固山时,曾写过一篇新奇而有趣的《游北固山记》。在文中,他没有按照游记的寻常写法刻画山水,而是模仿屈原《天问》,向北固山提出十七个疑问。这“十七问”包含诸多生僻典故,如“六化人”、“僧繇神物”、“赞皇手柏”、“天监宝书”、“四十九枚鲈鱼”、“三十六峰研山”、“鱼作人语”、“徐凝恶诗”等等。有些仿佛模糊可解,更多的则是一头雾水,不知何意。这“十七问”本来连贯如贯珠,从作者胸中喷薄而出,极有气势。但由于不熟僻典,笔者徒快意于连珠之问,却不能完全明了其中含义。这一难题直到如今读到《详注》一书才豁然得解。
王思任交游很广,文章中涉及大量人物和事迹,往往能补史事之缺。但他行文遵循当时惯例,对尊长朋友不称名,只称字号,而字号重复率极大,笔者往往花费许多时间翻检各类工具书,最后所得却只寥寥。如今《详注》一书不但一一注明人物,有时还引用他书,将人物背后的史事串联起来,带给笔者莫大的方便和阅读乐趣。如《心月轩稿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篇文章是王思任为友人“寅侯”的文集所写的序文,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名。文中“我与公安、竟陵不同衣饭,而各自饱暖”这句话,几乎为每个晚明文学研究者所熟知。这句话可以说是作者自评,最早却是出自这位“寅侯”之口。笔者多次读到这段文字,一直遗憾不知“寅侯”姓甚名谁,生平若何,序文开头提到的“获夷铳”又所指何事。而今翻阅《详注》,方才获知“寅侯”姓名生平,而“获夷铳”一事竟然关系到明与后金的战局胜负,直接影响明清之际的历史发展。据《详注》考证,邓士亮字寅侯,蒲圻县(今湖北赤壁市)人,万历十九年(1591)举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初任彝陵州学正,再任四川绵州学正,升广东肇庆府推官。在肇庆担任推官时,邓士亮发现并打捞起荷兰和葡萄牙沉船上的三十六门红夷大炮,解京二十四门,根据明廷官方记载,实到北京二十二门,其中十二门又被继续运到宁远。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大炮,可以说袁崇焕能够在天启六年(1626)击败努尔哈赤的精锐部队,取得宁远大捷,一举成名,离不开这些大炮的威力。当时还没有潜水设备,邓士亮只能依靠人力探测沉船的具体方位。打捞时,他先在船上盛装巨石并设置车绞装置,再将长绳一端系住大炮,另一端系在车绞装置上,然后投巨石入海,利用浮力慢慢把大炮打捞出水。当时海上打捞经验极少,邓士亮仿照曹冲称象的办法打捞大炮,非常机智。彼以一介文士而为此壮举,信奇士也。《详注》注释“寅侯”其人,着重于其发现和打捞大炮之事,使序文中蕴藏的史事豁然彰显。笔者读罢,疑义顿解,甚为快意。其他如《简周玉绳》叙崇祯初年裁撤驿站事,《简徐十洲》叙万历年间开征矿税事,又如注释李玄素、唐存忆、吕豫石、阮寄卿等难解人名,本文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展开。
王思任晚年手订其文,拟为六十卷,取名“文饭”,即以文为饭之意,正如余增远序中所言:“饭则人人可饱,合智愚贤不肖皆用为自养养人之具,故以之名其文。”(《文饭小品》余增远序)《详注》解释字句僻典,又对书中人物史迹发覆甚多,使笔者快尝此饭滋味,大惬心意。今笔者将初读所见精彩之处列举于上,供大家参考,未备之处,容另撰文补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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