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皇帝带头，围棋风靡
宋代弈棋风气在宋初皇帝的提倡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所谓上行下效。宋太宗赵光义（939-997）就是知名好棋之人，有关他的事迹很多。宋太宗的棋艺据称“棋品至第一”。《石林燕语》也记载：“太宗当天下无事，留意艺文，而琴棋亦皆造极品。”至于太宗的棋艺，可据《荆公诗注》提到棋待诏贾玄与太宗对弈的情况。
贾玄为太宗时的“棋待诏”，《杨文公谈苑》曾说：“待诏有贾玄者，臻于绝格，时人以为王积薪之比也。”贾玄实力应直比唐代最著名的国手王积薪，但是太宗与贾玄对弈，太宗却能饶三子，若贾玄没有放水，太宗棋艺应当是相当的高超。从这段引文来看，太宗饶三子，贾玄常输一子，太宗觉得贾玄有诈伪的嫌疑，因而有这两局对弈。贾玄能连两局与太宗战个不分胜负，不全然是因棋弈高超。其中第二局与太宗对弈时，藏棋子于手中，借此达到不胜不负的结果，藏棋子确实可以操纵胜负，输与赢都可借此术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可见除了棋弈之外，藉诈伪之术，以便控制棋局全况，借此使棋局陷入难分难舍的境界，也是贾玄博得君主喜爱的原因之一。
宋代设立“棋官”一职
除了贾玄之外，尚有其他棋待诏与太宗对弈。据《杨文公谈苑》，说：
太宗之世的棋官，杨希紫、蒋元吉、李应昌、朱怀璧、李仲玄皆是当时国手，但皆不敌贾玄，后来贾玄因酗酒而死，太宗甚为痛惜，不久有李仲玄入宫，年岁甚小，棋艺却可比拟贾玄，但是入宫一年多也死了。
宋太宗不仅自己嗜好弈棋，而且也倡导围棋。太平兴国六年（981），曾赐与甫献土称臣的吴越王钱俶（929-988）棋盘棋子，据《宋史》<钱氏世家>说：
钱俶在位三十余年，期间恭事后汉、后周和北宋。赵匡胤登基后，受北宋册封，且奉大宋之命，也因此宋太祖有“尽我一世”及“誓不杀钱王”之语。宋太宗即位后，仍封钱俶为尚书令、兼中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
钱俶献土于宋后居于东京礼贤宅，屡被宋太宗召入宫中赐宴、击球，并多次赏赐。而是在钱俶献土之后，宋太宗赠与钱俶棋盘棋子，借此推广宋太宗热爱的围棋，也用以安抚甫纳表称臣的钱俶，可在家中以此消遣度日，便无后患。
宋徽宗时，李逸民辑围棋棋谱以及围棋理论，着成《忘忧清乐集》一书，徽宗还于此书题诗。此诗表达了宋徽宗对围棋的评价，以及宫中侍女在照谱学棋的实况。此外，徽宗还作一词《念奴娇》。
词中提到徽宗与棋待诏对弈的情况，也述及宋代宫廷围棋，棋盘的质地颜色别称。
南宋孝宗亦好围棋，常于“万几余暇，留神棋局。”此外，孝宗亦曾与太上皇高宗一同观看棋官对弈。
淳熙八年（1174）正月一日，孝宗与年迈的太上皇于椤木堂香合内谈话，并且宣棋待诏以及小说人孙奇等十四人，下棋两局，局后赏赐甚丰。
宋代棋官的地位
“棋官”既然为天子近侍，或多或少也能影响皇帝。张洎原为南唐后主李煜之朝臣，后与李煜一同入宋，据司马光《涑水记闻》所载：
据此段所言，寇准曾推荐张洎给太宗，太宗考察张洎的为人，听闻南唐潘佑是因为张洎而死，因此对张洎的为人不甚满意。太宗爱好琴棋，他的琴棋待诏大多是江南人，而这些人曾经受过张洎的照顾。其文曰“洎皆厚抚之”，或许此句之意是棋待诏念于张洎在江南时的故情，进而影响太宗对于张洎的印象。且寇准再三对太宗美言张洎，对张洎在学术、知识上的能力有所肯定，于是太宗最后也改变对张洎的看法，让其官至参知政事。
不过，在制度上棋官地位明显低于士人。“棋官”属于诸色伎术官，宋太祖时明令“不得拟外官”。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以后，诸色伎术官不得“配鱼”。真宗干兴元年（1022）以后，诸色伎术官则取消“磨勘”，此后虽时有特例，但大体情况如此。从此看来诸色伎术官的地位，不比从“正途”管道，晋升官员的“士大夫”。
至于皇帝对于诸色伎术官的看法，宋太宗以后唐伶人为刺史为例，如教坊使卫德仁，曾经向太祖以其年纪已老之故，并且引用后唐时转官之事，乞求转任外官，太祖认为“用伶人为刺史，此庄宗失政，岂可效之邪！”当时宰相原本上奏要给予州司马的官位，但太祖认为伎术官员不得转任外官，因此命卫德仁为太常寺大乐署令。
此外，在“配鱼袋”一事上，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十月：“翰林待诏太子中舍同正王文度言：'近书勒牌额毕蒙恩赐紫缘见今赐绯鱼袋，乞依旧配鱼。’仁宗曰：'旧条曾有条约，不许伎术官辄带鱼袋，所以区别士类，不令混淆，今宜遵守，所奏不行。’”王文度为御书院待诏，获服紫乞求“配鱼袋”，仁宗以“区别士类，不令混淆。”为由拒绝。
宋高宗时，有沈之才为棋待诏，据《挥麈录》记载：
沈之才者，以棋得幸思陵，为御前祇应。一日，禁中与其类对弈。上喻曰：
“切须子细。”之才遽曰：“念兹在兹。”上怒云：“伎艺之徒，迺敢对朕引经邪？”命内侍省打竹篦二十逐出。
沈之才与其他的棋待诏于禁中对弈，高宗观看他们对弈，并对沈之才说：“切须子细”，沈之才回说：“念兹在兹”，高宗大怒，认为伎艺之人怎么可以对他引经据典。从这则记载看来，在宋高宗眼中，棋待诏仅是供皇帝娱乐之用而已，没有资格对皇帝引经论典，因此予以打骂逐出。
至于士人对于诸色伎术官的看法，宋太宗时言官曾杯葛棋待诏贾玄，据《湘山野录》记载：
谏臣称贾玄时常进献“新图妙势”，使太宗沉迷于这些棋势图上，因而“万机听断，大致壅遏”，认为贾玄是一个悦惑明主的角色，这可以做为当时人对于贾玄的看法。太宗则为贾玄辩白，自谓他纵情于棋弈间，只是要“聊避六宫之惑”，他自己有分寸，谏臣则不必再提及此事。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十一月，王珪为仁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他认为诸色伎术官与士人不同，因蒙恩赐得以升官者众多，且所用法条又参用士人之例。使得“杂污仕途，莫斯为甚”。因此他奏明应使诸色伎术官，专心于其伎艺上，不得任意“转官”。
王栐《燕翼诒谋录》说：“应伎术官不得与士大夫齿，贱之也。（太宗）至道二年（996）正月，申言其禁，虽见任京朝，遇庆泽只加勋阶，不得拟常参官。”则把诸色伎术官评为“不得与士大夫齿，贱之也”。这大致上也是宋代士人对于诸色伎术官看法。
综上所论，北宋初期对于诸色伎术官的限制较少，但从皇帝的言论中可推知渐渐有限制诸色伎术官的征兆。宋真宗朝后，基本上诸色伎术官的升迁管道已被封死。他们若想要升官，只能依靠权贵关说，或是皇帝特别的宠幸，才有办法“转官”。长此以往，棋官无论是在皇帝、士人的观感中，皆认为他们地位低下，而伎术官若得蒙恩赐升官，则使士人反感“杂污仕途，莫斯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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