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怀念小时候，那时报纸、杂志、电视和广播是我们的灯塔，图书馆是我们的星辰大海。那时我们的记忆力好于体力，没有云存储，只有脑回路。
今天要写一篇历史大稿，很怕写不好。
——题记
明年，是王安石1000周年诞辰，而距离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变法，也已经过去了900多年，很多历史学家说，当年的王安石变法，其管理国家的深度与广度都不曾在当日世界的任何其它地方提出过，他的经济思想无比高明和超前，黄仁宇先生说，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反与同时代人物远。
然而，这正是事情的不幸与悲剧所在。
天还没亮，王安石起得太早了。
而因为那场变法，让原本和睦的三个人渐行渐远、反目成仇，终于彻底葬送了友情，成为政治上的死敌。
他们就是王安石、司马光和苏轼。
一切还要从王安石说起。
现在我们都知道，那场变法是失败的，以至于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在史书中全都被列入奸臣之列。然而，只有王安石，这一位高举变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无恙。面对所谓的史笔如刀，是什么让王安石不仅没有沦为罪人，反倒时常被冠于“伟大”二字——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改革家？
历史学家们把原因归于以下几点：
首先，就连王安石最凶狠的敌人，也很难在私生活上找出可用以攻击他的破绽来。
据说王安石生活极度不修边幅，长时间不换衣服、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他极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仁宗皇帝在皇家宫苑宴请臣子，让臣子们先行去钓鱼，然后让御厨用钓上来的鱼，做每个人想吃的菜，结果当所有人都去钓鱼的时候，王安石独自坐在桌子前，在沉思中，把桌上一个盘子里的鱼饵全都吃光了，在众人的一片惊讶声中，表示自己已经吃饱了。
一天，王安石的吴氏夫人为丈夫置了一个小妾，结果，王安石大吃一惊，问来者所欲何为？闻知女子被自己的丈夫变卖之后，第二天，王安石便命人将该女子的丈夫找到，让他把自己的妻子领回去，并且不必退钱。
王安石一生为官，官居宰相高位前后凡8年，一度权势熏天，几乎可以主宰百官的荣辱予夺。但是，王安石从未用此权利为自己及其亲族谋过私利。宰相俸禄也几乎变成了公费，任凭亲友甚至同事花费。就连后世相当厌恶他的批评者，都承认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真诚、虔敬的洁身自好之士。
其次，王安石多次拒绝肥美官差。
从22岁中弟开始，直到46岁位居显宦开始推行变法为止，他多次拒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对快速升迁的诱惑毫无所动、熟视无睹。
这20多年时间，他谢绝一次朝廷的美意，就导致他的声望升高一次。
如果说他是为了沽名钓誉、这时间未免太长了些；如果说是韬光养晦，这份沉得住气的功夫真正罕见。
总之，王安石在坊间名满天下，用他的朋友司马光的话说：介甫（王安石字介甫）一人享有天下大名30多年，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淡泊名利，志向高远。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介甫不当大任则罢，但凡身兼大任，则太平盛世指日可待，天下苍生都会承受他的恩泽。
当此时，在各方面能够与王安石相抗衡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司马光。
不仅司马光对王安石十分倾慕，确切说，二人是相互倾慕。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王安石22岁考中进士，司马光19岁便考中，但其受人称道之处，还不在于他少年得中高第，而是在于，司马光在父祖为官的“恩荫”下，明明可以直接升迁做官，但是司马光偏偏要凭实力考出前途。这个精神在司马光的少年成名之作中便可见端倪——司马光可比王安石成名早多了，砸缸救人的故事，流传了千百年。
这里要插一句，要说司马光和王安石为什么彼此很熟悉，是因为他们曾经做过同事，公元1054年，司马光36岁，王安石34 岁，而他们的顶头上司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包拯包青天，但因为一次包拯的劝酒事件，让两个人的争端初现，没想到，14年后，两人的争论一发不可收拾，直至决裂。
1068年，王安石和司马光二人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王安石第一次没有推辞便接受了此项任命。彼时，想要大干一番的20岁的宋神宗，对元老重臣们的各种华而不实的劝告感到失望和沮丧，只有王安石雄辩滔滔、充满激情地告诉他：大宋帝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可以扭转，大宋帝国扬眉吐气之后，西夏小国和幽云十六州都不在话下。而且王安石说的那些具体举措，都相当难以辩驳，深得宋神宗的心。
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副宰相，著名的熙宁变法开始了。变法整整持续了17年，直到1085年即宋神宗元丰八年，神宗皇帝去世，变法才宣告结束，最终以老百姓苦不堪言的变法失败告终。
这就要回到开篇说的那些当世的评价了，王安石变法中采用金融调控的方式管理国家的企图，具有超人的智慧，但这也恰恰是变法最终失败的原因，因为时代完全不同。
而对王安石变法持绝对反对态度的司马光，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历时25年撰写《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唯有《史记》才能够与之比肩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后代甚至现代中国人关于历朝历代兴衰治乱的许多知识与见解，都是拜司马光这位史学宗师之赐才得到的。而他的反对，恰恰建立在对于帝国历史脉动的精确理解与把握智商，这使得他的反对，拥有了极其雄厚的基础与令人敬畏的力量。
但司马光的反对无济于事，王安石命令他归田继续撰写《资治通鉴》，司马光也终于在1084年完成了这部巨著的撰写工作，据说，全部完成时，手稿装满两个房间。
而当神宗皇帝驾崩当年，司马光也得以再次返回汴京，群众高呼，请先生不要走，留下来，救救百姓。
神宗去世后，继位的哲宗皇帝只有9岁，宣仁太后垂帘听政。
宣仁太后坚决反对变法，于是，67岁的司马光奉命回京城，开始主持中央工作。用一年半的时间，将17年变法新政全部废除，史称“元祐更化”。
没错，全部废除。
而以苏东坡为代表的人，建议司马光保留那些经实践证明是合理的新政，结果遭到司马光断然拒绝。致使苏东坡等人相当惆怅地叹息，怎么又出了一个和王安石一模一样刚愎执拗的宰相。
不管苏东坡的政治见解是不是受到了他和王安石私交的影响，苏东坡对王安石都应该是感激的。
当年苏东坡24岁的时候中了进士，这里还要插一个小故事，苏轼本该得第一名，结果主考官欧阳修误以为文章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苏轼便只能屈居第二。
按例，中弟之后要由王安石给苏轼写推荐辞，但是王安石却没买苏轼的账，推荐辞写的模凌两可，以至于在文坛日渐崛起之后，苏轼虽然表面支持变法，但还是会写文对具体的变法细节无情指摘。但王安石基本是闭口不言。
结果后来王安石着了自己一手提拔的小人的套，被罢相了。但变法还在继续，苏轼还在得吧得不停，没有了王安石领衔的改革派忍不了了，索性给苏轼加了个罪名，神宗无奈只好下令将苏轼关押入狱。
已遭罢相身处金陵的王安石，听闻苏轼的凶险情况，不问政事已久的他立即写下退隐三年来的第一份奏表，上书皇帝为苏轼求情。面对没事讥讽自己亲自主持的新法的苏轼，王安石在奏表中却竭力为之辩解，而一句“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更是彻底打动了皇帝。神宗才下定决心不杀苏轼，将其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一个并无实权的小官）。
而史载，在王安石给苏轼求情的三年前，其弟王安国遭人诬陷而放归江宁，尚在丞相任上的王安石不曾为其上表求情；两年前，其子王雱被人诽谤以“弄权混蒙”之名获罪，王安石也不曾为其上表求情。
说回苏轼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黄州对于苏轼来说，即有恨，也有爱，在黄州，他度过了他这一辈子最艰辛的几年，他一辈子的煎熬、彷徨甚至恐惧多集中在这几年里。当然，在这里他达到了他一辈子的才气顶峰，而他所有的转机也来自这里——本来苏轼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一个朋友帮忙替他向黄州政府申请了一片小山坡，苏轼可亲自开垦耕种，在那里，苏轼生活逐渐有了着落，便迅速变回那个无可救药的吃货和乐天派。
苏轼在黄州成了苏东坡。
今天，再读苏轼在黄州写下的词句，不禁感触良多，明天的文章，我会专门写一篇苏东坡在黄州。
几年后，苏轼平调为汝州团练副使。但是，苏轼却没有直奔汝州，而是兜了一个大圈子的线路设计，就是为了绕道金陵，去看看王安石。
而病卧半山草堂的王安石听说苏轼即将到达，他即刻从床上爬起，穿着粗布睡衣，骑上毛驴，向长江渡口奔去。
恩怨纠葛的两人，相逢一笑。
苏轼诗中写：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这次相见，空前，也绝后，又过了一年，听闻变法被司马光全部废除的王安石，发现自己一辈子的心血，一朝尽毁，吐了口老血，便病逝了。
死后的王安石，无一人为其送行，棺椁后只跟着两个老头，一个司马光，一个苏轼。
司马光说：“安石只是不晓事，又固执。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
苏轼白了他一眼：“你俩的名字换一下，这句也成立。”
而当苏轼看到旧党对新党无原则的打压，才明白，老的旧的，不过都是一个土堆上的貉，没啥区别，自求外调，到杭州修堤去了。
而在王安石死后仅五个月，司马光便也随之而去，让人不禁唏嘘。
这一年是1086年。
从此，王安石和司马光的继任者，分成了两个政治派别，支持变法的称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一派，则被称之为“元祐党人”。
宣仁太后先是重用反对派，结果1093年，宋哲宗亲政之后，再次起用变法派人士，严重打击“元祐党人”。短暂的被召回朝的苏轼，作为元祐党人，在1094年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州），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公元1100年，24岁的宋哲宗病死，宋徽宗赵佶继位，向太后垂帘听政，结果，再次起用“元祐党人”。废除变法新政。
上帝仿佛存心要毁灭北宋帝国一般，数年间，波诡云谲，政潮叠起，每翻覆一次，便使帝国的元气正气衰减一分，直到病入膏肓。
而让司马光和王安石没有想到的是，随着两位具有大家风度的政治领袖去世，两派政治力量已经早已不是道义与治国理念之争，而是蜕变成了私利与权力之争，由确曾有过的君子之争，堕落为真正的小人之争。
随着1101年苏东坡的黯然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正式结束。
从此，在大宋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再就很少见到那种信念坚定高远，人格高尚纯粹、学术博大精深的伟大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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