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三千年以前，傣族先民已经在云南高原西部建立多个邦国。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云南高原西部的傣族邦国以“勐掌”（意为“象地、象国”）为中心组成联盟国家，“勐掌”君王成为整个联盟国家的共主，各国百姓称其为“诏隆”/“九隆”（意为“大王”）、各国君王称其为“哀隆”/“哀牢”（意为“老大”）；“勐掌”因此也被称作“勐哀隆”（“哀隆”原意为“老大”，延伸为“中央、中心”，“勐哀隆”就是“中央国”或“中心国”）或“勐达光”（“达光”原意为“目光焦聚的地方”，也延伸为“中央、中心”，“勐达光”也是“中央国”或“中心国”）。傣族口传历史中的“勐达光”、就是以“勐掌”为中心的联盟国家，汉史将这个傣族联盟国家记为“哀牢国”。
傣族形成联盟国家时，东亚黄淮流域进入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南亚次大陆处在佛教文明时期，地中海沿岸进入希腊化时代……全世界形成若干个相对独立、几乎同步的文明圈，这些文明圈各自向外扩张；地处南亚与东亚交汇处的傣族联盟国家亦是其中一个文明圈，也在不断向外扩张，逐渐与东亚文明圈、南亚文明圈接上，最终被相对强势的东亚文明圈吞噬；傣族由一个文明圈的主导者变成另一个文明圈的顺从者。
一、傣族与汉国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刘彻派使臣寻找从汉西南方向通往印度的民间商路。《史记·西南夷列传》载：“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史记·大宛列传》载：“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汉使经滇国（今滇东）往西就遭到昆明人的阻拦而无法通过，只听说了以西一千余里的地方有个“乘象国”，是通往印度的必经之路。《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史记·大宛列传》载：“昆明之属无君长，善盗寇，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国，曰滇越。”“昆明”为滇国以西至洱海一带的游牧民族。《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乘象国”为澜沧江西侧的傣族邦国“勐掌”。汉使在“昆明”地听说其西一千余里有“乘象国”，“昆明”地的中心在今楚雄一带，从今楚雄往西一千余里，按当时的路况计算在澜沧江附近，澜沧江西侧的保山盆地自古以来就被傣族称为“勐掌”（象地），亦是傣族古代邦国“勐掌”（象国）故地，方位、名称与《史记》中记载的“乘象国”完全吻合。傣族从此进入汉国的视野范围。
公元前109年，汉国吞并滇国设益州郡（今滇东）后，派兵攻打曾阻拦汉使过境的昆明人，并斩杀了数万昆明人。《史记·大宛列传》载：“元封二年……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而去。”公元前107年，汉国再次出兵攻打昆明人，但无功而返，主将郭昌还被撤职。《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载：“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郭昌）为拔胡将军，屯朔方。还击昆明，无功，夺印。”公元前105年，汉国再一次发兵攻打昆明人。《汉书·武帝本纪》载：“元封六年……昆明反，赦京师亡命，令从军，遣拔胡将军郭昌将以击之。”此后，在汉国军事打击下，很多昆明人部落逐渐西迁进入傣族传统势力范围，散布于山林之中，与居住在盆地溪谷的傣族形成交错杂居之势。《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傣族）往往邑居，散在溪谷”。汉国在征讨昆明人的过程中，也进入傣族传统势力范围设立了云南县（祥云西部盆地与东部盆地之间的高地）、叶榆县（洱海盆地北端高地）、比苏县（云龙河河谷东侧高地）、邪龙县（巍山盆地北端高地）、嶲唐县（云龙漕涧盆地南端高地）、不韦县（保山盆地西端高地）等军事据点；从洱海附近到澜沧江附近，汉国的军事据点、昆明人部落、傣族诸“勐”（邦国）犬牙交错。
公元前87年，汉武帝去世以后，很多昆明人部落接连反汉、攻击汉国的军事据点，汉国数次出兵征讨，很多昆明人部落被汉军击溃、人口散入云南高原西部的傣族诸“勐”。《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后三岁，姑缯、叶榆复反，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将郡兵击之。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战，士战及溺死者四千余人。明年，复遣军正王平与大鸿胪田广明等并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
公元8年，王莽篡汉建新，益州郡（今滇东、滇中）节制的滇人、昆明人及越巂郡（今滇西北、蜀西南）节制的巂人，纷纷趁机起兵反新，新太祖王莽多次派兵攻打，被击散的滇人、昆明人、巂人多流入云南高原西部的傣族诸“勐”。《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三边蛮夷愁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骚动。莽征茂还，诛之。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始至，颇斩首数千，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而越巂蛮夷任贵亦杀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越巂姑复夷人大牟亦皆叛，杀略吏人。莽遣宁始将军廉丹，发巴蜀吏人及转兵谷卒徙十余万击之。吏士饥疫，连年不能克而还。”
公元25年，公孙述据巴蜀建成家国，收编了临近的巂人部落。《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载：“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为天子，号成家。”“越巂任贵亦杀王莽大尹而据郡降。述遂使将军侯丹开白水关，北守南郑；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江州，东据捍关。于是尽有益州之地。”此时，成家国南面的益州郡太守也收编了临近的滇人部落及昆明人部落，拒不归顺成家。《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以广汉文齐为太守，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率厉兵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及公孙述据益土，齐固守拒险，述拘其妻子，许以封侯，齐遂不降。”公元36年，汉光武帝扫灭公孙述势力、益州太守文齐主动称臣，汉国诛杀成家官员及滇、昆明、巂等种族的贵胄，恢复汉西南郡县，滇人、昆明人、巂人再次大规模流向云南高原西部的傣族诸“勐”。《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会莽败汉兴，诛贵，复旧号云。”
公元42年，益州郡所属很多部落再次接连反汉，汉国把这些部落逼至“勐掌”境内击溃，其人口多散入周边的傣族“勐”。《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建武十八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楪榆、梇栋、连然、滇池、建怜、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益州太守繁胜与战而败，退保朱提。十九年，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击之。尚军遂度泸水，入益州界。群夷闻大兵至，皆弃垒奔走，尚获其赢弱、谷、畜。二十年，进兵与栋蚕等连战数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韦，斩栋蚕帅，凡首虏七千余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诸夷悉平。”
从公元前87年至公元42年的一百多年间，汉国（含新国）多次对其西南用兵，导致很多滇人、昆明人、巂人及大量财富流入云南高原西部的傣族诸“勐”，促进了傣族诸“勐”的发展。《华阳国志·南中志》载：“益州西部，金银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
公元47年，以“勐掌”为首的傣族诸“勐”出兵攻打澜沧江中游地区的小国“鹿茤”，虽然获胜，但战死了六个“诏勐”（国王），为首的“诏勐掌”（象国国王）怀疑“鹿茤”背后有汉国支持（鹿茤离汉国交趾郡比较近）。《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贤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汉，击附塞夷鹿茤。鹿茤人弱，为所禽获。于是震雷疾雨，南风飘起，水为逆流，侴涌二百馀里，箄船沈没，哀牢之众，溺死数千人。贤栗复遣其六王将万人以攻鹿茤，鹿茤王与战，杀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复出其尸而食之，馀众惊怖引去。贤栗惶恐，谓其耆老曰：‘我曹入边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辄被天诛，中国其有圣帝乎？天佑助之，何其明也！’”
公元51年，“诏勐掌”贤栗通过汉越巂郡太守郑鸿，寻求归附汉国，汉光武帝认可了“勐掌”等傣族诸“勐”。《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二十七年，贤栗等遂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巂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
公元69年，“诏勐掌”柳貌携“勐掌”及所属七十七个傣族“勐”并入汉国，汉明帝刘庄把益州郡西部与傣族诸“勐”重叠的不韦、嶲唐、比苏、邪龙、叶榆、云南等六县划出，与七十八个傣族“勐”合设永昌郡（今滇西、滇西南）。《后汉书·哀牢传》载：“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种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傣族诸“勐”并入汉国时，除军事实力及领土面积与汉国相差甚远外，其文明程度甚至比汉国高。《后汉书·哀牢传》载：“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其竹节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汉国对傣族诸“勐”也极其重视，派原本就与傣族熟悉的益州郡西部都尉郑纯来担任永昌郡太守，与傣族诸王一起治理永昌郡。《后汉书·哀牢传》载：“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洁，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天子嘉之。即以为永昌太守。” 郑纯对傣族也很尊重，只象征性对所属傣族诸“勐”收一点赋税，从不干涉傣族其它事务。《后汉书·哀牢传》载：“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
公元76年，永昌郡太守郑纯死后，本土傣族势力与汉官之间的矛盾爆发，“诏勐掌”杀死一个县令公开反汉，永昌郡新任太守王寻逃回内陆，以“勐掌”为首的三千傣族军越过澜沧江向东挺进，汉章帝刘炟从越巂郡、益州郡等地征调了九千夷汉联军前来迎战傣族军。《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建初元年，哀牢王类牢与守令忿争，遂杀守令而反叛，攻巂唐城。太守王寻奔楪榆。哀牢三千余人攻博南，燔烧民舍。肃宗募发越巂、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
公元77年，汉国征调邪龙县山区的昆明人部落与各地赶来的夷汉武装在博南县境内击溃傣族军。《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传首洛阳，赐卤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此后，怒江以东的傣族“勐”尽归汉国，参与反汉的傣族渡怒江西遁。
公元97年，怒江以西的傣族“勐”也向汉国靠拢，经永昌郡向汉国朝贡。《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永元九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公元121年，怒江以西的傣族“勐”再次遣使到汉国。《后汉书·安帝本纪》载：“永宁元年十二月, 永昌徼外、掸国遣使贡献”。
公元117年，包括多个傣族“勐”在内的云南高原数十个部族联合反汉，没多长时间就被汉国扑灭。《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元初四年，益州、永昌、越巂诸夷封离等反，众十馀万，多所残破。益州刺史张乔遣从事蜀郡杨竦将兵讨之。竦先以诏书告谕；告谕不从，方略涤讨。凡杀虏三万馀人，获生口千五百人，财物四千馀万，降赦夷三十六种；举劾奸贪长吏九十人，黄绶六十人。诸郡皆平。”
公元131年，澜沧江中下游地区的傣族“勐”也向汉国靠拢，经日南郡（今越南中北部）向汉国朝贡。《后汉书·顺帝本纪》载：“永建五年十二月，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
公元176年，汉国益州郡各部族再次反汉，汉国内部已经有放弃益州郡的想法，益州郡之外的永昌郡傣族诸“勐”与汉国也仅剩名义上的从属关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灵帝熹平五年，诸夷反叛，执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龟讨之，不能克。朝议以为郡在边外，蛮夷喜叛，劳师远役，不如弃之。太尉椽巴郡李颙建策讨伐，乃拜颙益州太守，与刺史庞芝发板楯蛮击破平之。还，得雍陟。颙卒后，夷人复叛，以广汉景毅为太守，讨定之。”
公元219年，益州郡、永昌郡所属各部族趁汉国内乱之际各自独立，永昌郡傣族诸“勐”、除“勐掌”被汉臣吕凯占据外，其余各“勐”均脱汉。《华阳国志·南中志》载：“章武初，郡无太守。值诸郡叛乱，功曹吕凯奉郡丞蜀郡王伉保境六年。”
公元225年，蜀汉大军南征平定云南后，蜀汉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越巂郡（今川西南、滇西北）、建宁郡（今滇东、滇中）、永昌郡（今滇西）部分领土曾设云南郡（今滇西北、滇中靠西、滇西靠中），怒江以东的傣族“勐”分属永昌郡及云南郡。《三国志·蜀书》载：“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越巂〕、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臧柯为兴古郡。”蜀汉大军北归后，包括傣族在内的云南高原各部族再次反汉，后被汉臣李恢平息，反汉的傣族贵胄被李恢迁往成都。《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李〕恢身往扑讨，鉏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傣）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还有一部分傣族被李恢迁至云南郡（今滇中、滇西北）、建宁郡（今滇东）。《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李恢迁濮（傣）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
公元263年，最后一个刘汉政权被曹魏政权取代，魏国接管了怒江以东、澜沧江中游以北的傣族“勐”。
傣族从公元前122年引起汉国的注意，公元前105年以后通过“昆明”等部族与汉国开始有接触，与汉国之间的纠葛长达三百多年。汉国虽然对傣族的军事及政体冲击比较大，但对傣族的文化及经济等领域推动也不小。首先，汉国很多人口流入傣族地区，促进了傣族地区的开发，这些人口逐渐与傣族发生融合后提高了傣族的人口质量；其次，汉国的语言文字传入傣族地区，扩大了傣族的视野范围、推动了傣族的文化发展；再次，汉国的天文历法、农业水利等科技知识传入傣族地区，弥补了傣族在科技领域的短板，使傣族远远领先于周边其它民族，为傣族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实力基础。
二、傣族与晋国
公元69年，以“勐掌”为首的傣族联盟国家（哀牢国）归附汉国后，历经东汉、蜀汉近两百年的羁縻统治。曹魏灭蜀汉三年后、中原归晋，怒江以东、澜沧江中游以北的傣族也过渡为晋国属民，以“勐”（盆地）为单位向临近的晋国郡县纳贡；怒江以西、澜沧江中游以南的傣族以“勐”为单位保持独立状态。
公元270年，晋武帝司马炎将益州（今巴、蜀、滇、黔、桂北）所属的永昌郡（今滇西、滇西南）、云南郡（今滇中、滇西北）、建宁郡（今滇东）、兴古郡（今滇东南）分出来设宁州。《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泰始六年，以益州大，分南中四郡为宁州，婴为刺史，治云平（今宾川）。”傣族主要分布在哀牢国故地的永昌郡，以及云南郡邪龙县（今巍山县、弥渡县、南涧县）、叶榆县（今大理市、洱源县、漾濞县、剑川县），兴古郡西随县（今金平县、绿春县、元阳县、红河县）。
公元284年，晋武帝司马炎废宁州，云南高原各部族划归益州南夷府，益州南部五十八部夷族均归南夷府校尉节制；包括傣族在内的晋西南各民族被统称为“夷”。《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太康五年，罢宁州。置南夷府，以天水李毅为校尉，持节统兵，镇南中，统五十八部夷族都监行事。”晋国实行专制统治，激怒傣族在内的晋西南各民族。《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每夷供贡南夷府，入牛、金、旃、马，动以万计；皆豫作忿恚致校尉官属。其供郡、县亦然。南人以为饶。自四姓子弟仕进，必先经都监。”
公元299年，永昌郡傣族起兵反晋，永昌太守将郡治迁至人烟稀少的永寿县（今临沧西南五县、普洱西南三县及缅甸果敢、北佤）、永昌郡与宁州失联。《华阳国志·南中志》载：“祥子，元康末为永昌太守。值南夷作乱，闽（孟）、濮（傣）反，乃南移永寿，去故郡千里，遂与州隔绝。”公元302年，晋西南多地豪酋也起兵反晋。《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太安元年秋，诜、叡逐俊以叛。”晋国为加强对其西南各民族的管制，又恢复宁州、并扩大宁州辖地。《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诏书复置宁州。增统牂柯（今黔西南、桂西北、滇东南）、益州（今滇东/分建宁郡东部设）、朱提（今滇东北），合七郡，毅为刺史。”
公元303年，晋西南各民族掀起反晋高潮，宁州所属郡县多被周边部族攻陷，晋人四处逃散，州城孤立无援。《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夷愈强盛，破坏郡县，没吏民。会毅疾甚，军连不利，晋民或入交州，或入永昌、牂柯，半亦为夷所困虏。夷因攻围州城。毅但疾力固孤城，病笃不能战讨。时李特、李雄作乱益州，而所在有事，救援莫至。”公元306年，宁州刺史李毅去世，宁州已无辖地；包括傣族在内的晋西南各部族已各自独立。《晋书·王逊传》载：“宁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余人奉毅女固守经年。” “吏士散没，城邑丘墟。”
公元310年，晋怀帝司马炽任命王逊为南夷校尉、宁州刺史；王逊到任后，收拢晋人、恢复宁州吏治，出兵征讨反晋的部族，怒江以东、澜沧江中游以北的傣族再度归晋。《晋书·王逊传》载：“逊披荒纠厉，收聚离散，专杖威刑，鞭挞殊俗。又诛豪右不奉法度者数十家。征伐诸夷，俘馘千计，获马及牛羊数万余，于是莫不振服，威行宁土。”
公元316年，晋愍帝司马邺投降匈奴人前赵政权；此后，匈奴、鲜卑、羯、羌、氐等民族陆续入主中原建立政权，长江以北地区进入长达百余年的“五胡乱华”时代，有条件的士族阶层纷纷南迁、在中土南方与诸“蛮”逐渐融合，没条件的普通百姓只能顺从北方游牧民族、逐渐与北方游牧民族相互融合，长江以北地区在北方游牧民族的主导下、语言文化发展方向由此改变，长江以南地区在晋士族阶层的主导下、加速了诸“蛮”的汉化速度。
公元317年，南迁的晋室在长江以南重建政权，宁州刺史王逊支持琅琊王司马睿继承帝位、捞到丰厚的政治资本。《晋书·王逊传》载：“遣子澄奉表劝进于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骑常侍、安南将军、假节，校尉、刺史如故，赐爵褒中县公。”得到晋元帝司马睿支持的王逊对宁州进行高压统治，将宁州七郡拆分为十三郡，加强对晋西南各部族的管制。《晋书·王逊传》载：“逊以地势形便，上分牂柯为平夷郡，分朱提为南广郡，分建宁为夜郎郡，分兴古为梁水郡，又改益州郡为晋宁郡，事皆施行。”《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河阳郡，刺史王逊分云南置” “平乐郡，元帝建兴元年，刺史王逊割建宁之新定、兴迁二县，新立平乐、三沮二县，合四县为郡。”引发晋西南各部族及地方势力的不满，宁州所属郡县、部族纷纷倒戈，或投北面的氐人成汉政权、或割地自治。《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而严猛太过，多所诛锄。犍为太守朱提雷照、流民阴贡、平乐太守董霸，破牂柯、平夷、南广，北降李雄。建宁爨量，与益州太守李易、梁水太守董慬，保兴古盘南以叛。”
公元321年，王逊暴病而亡，其子王坚代行宁州事务。《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太兴四年，逊发病薨。州人推逊中子坚领州事。”公元322年，零陵太守尹奉调任宁州刺史。《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元年，晋朝更用零陵太守南阳尹奉为宁州刺史、南夷校尉，加安西将军。”公元333年，尹奉投氐人成汉政权，怒江以东、澜沧江中游以北的傣族纳入成汉的统治。《晋书·李雄李班李期李寿李势记》载：“宁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
公元347 年，晋灭成汉、宁州归晋，怒江以东、澜沧江中游以北的傣族再度归晋。《晋书·李雄李班李期李寿李势记》载：“始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灭。”
公元373 年，益州、宁州陷于北方氐人前秦政权，怒江以东、澜沧江中游以北的傣族归入前秦。《晋书·苻坚记》：“于是西南夷邛、莋、夜郎等皆归之。……姚苌为宁州刺史、领西蛮校尉”。
公元383年，前秦在淝水之战中失败后、势力向关中平原收缩，东晋再度恢复对益州、宁州的统治；怒江以东、澜沧江中游以北的傣族又再次归晋。
公元420年，刘裕废晋恭帝司马德文建宋国（刘宋），宁州与中土朝廷失联；数年后，怒江以东、澜沧江中游以北的傣族诸“勐”也不再向宁州所属郡县纳贡，所有傣族“勐”各自独立。晋之后，在中土南方建国的宋、齐、梁、陈等政权对宁州所属各部族已无实质统治，云南高原各部族各自独立。《宋书·州郡志》所载州郡中，虽有宁州，但已无永昌郡。《南齐书·州郡志》载：“永昌郡有名无民，曰空荒不立”。《梁书·胡僧祐徐文盛杜掞兄岸弟幼安兄子龛阴子春传》载：“（宁）州在僻远，所管群蛮不识教义，贪欲财贿，劫篡相寻，前后刺史莫能制。”
从公元270年晋武帝司马炎在云南高原设宁州，到公元420年刘裕废晋恭帝司马德文，西晋、东晋政权对傣族实施了一百五十年的羁縻统治，但傣族在这一百五十年当中、有一半时间在反晋。晋国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矛盾冲突中，对非华族群产生了极大的偏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排斥非华族群的论调在晋高层极为普遍，甚至设置了专门弹压非华族群的官职（南蛮校尉、南夷校尉、西戎校尉、宁蛮校尉等），包括傣族在内的非华族群对晋国并不是真心归附，多因惧其威而归附；自晋以后，傣族与中土朝廷越来越疏远。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