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禅是个好事情,谁都想搞一搞。
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里,早说得清楚,“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
这是能够产生重大政治影响,具有深刻政治象征意义的东西。
史公善谑,曰“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
什么意思?
就是说,封禅这么好的事情,只有条件不具备而硬干的,没有时机成熟了却又不敢干的。
前一阵子,听说央视在“春晚”中也搞了个“封禅”,好像还引发了一些争议。
有人就批,说他们不专业,搞得不伦不类,莫名其妙。
这就冤枉了有关部门。
因为封禅这事,从历史上看,没什么专业不专业的,只要旗帜高举,基本属于怎么搞怎么好。
更早些时候,就不说了,至少那年秦始皇想搞封禅时,具体该怎么封,怎么禅,就已经说不清楚了。
原因很简单,就是多年不搞了,都忘了。
当年孔夫子叹息,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说的就是这个情况。
幸而始皇帝大度,说这是大事,我们不搞一言堂,最好都能参与一下,群策群力,也是个和衷共济、高度认同的意思。
毕竟是给天下人看的。
于是,有关部门就组织理论界开会,直接公车拉到泰山脚下,管吃管住,研究到底该怎么封禅。
这么大的事,不能露怯。
要周到稳妥,万无一失。
否则,不利国体观瞻,有害今上君德,依律,要治罪的。
讨论很激烈。
有的说,该这么搞。有的说,该那么搞。有的说,搞什么搞?要这样搞!
理论界内部,尤以儒者们最为兴头。
他们都自诩搞仪式的专家,不但同其他学派商榷大体,而且还死抠细节。
有的儒者说,陛下的车驾上山时,不能伤了山上的土石草木,所以要用某种草结绳,小心告祭了,再细细地裹住车轮。
这样才有德,有诚意云云。
如是种种。
最后,把秦始皇搞烦了。
始皇帝把报上来的那些材料一扔,大骂他妈的理论界就这个水平?
他不愧是雄才大略,千古一帝,索性就把这一批理论界给解散了,挥手就调了一些兵,“遂除车道”,从容登临泰山之巅。
也不纠结仪式的程序和细节了。
就用从前秦国祭祀的一些办法来搞。
始皇帝还特意指示说,封禅是个政治工程,不要搞成什么学术问题,我们又不是靠“本本主义”打天下的。
这是自信。
理论界听得呆了,一个个都怏怏。
有些儒者还开始妄议,背地里嘲讽皇帝“不师古”,瞎几把搞。
还有人说秦始皇是弄了个假封禅。
始皇帝一笑,没动手,让他们先说,多暴露自己,过一阵子再收紧,该焚焚,该坑坑。
这都是历史的教训。
始皇帝说了大实话,封禅不是一个学术问题,纠缠于礼的细节,就可笑了。
所以说,伟大的领袖,都是一样的,不伟大的领袖,各有其不伟大的原因。
在封禅这类问题上,深得始皇帝之义的,还是“意豁如也”的刘邦。
那年,革命还没最后成功,事实上,是刚打了败仗,退回关中根据地修整。
军心不稳,群众观望,刘邦意识到,该抓一抓意识形态和个人崇拜了。
于是,他也召集了个会,问理论界,“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
从前怎么搞?
理论界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
刘邦一笑,很感兴趣的样子,说不是有五个吗?怎么成四个了?
“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
理论界很激动,觉得领袖正带部队打天下的时候,还能挤出时间,思考这么重大的理论问题,应该是很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
于是,就一齐颂,说陛下英明,这个问题太深刻,请给理论创新一点时间,让我们好好议一议。
刘邦曰可。
于是众人就议。
议了半天,也没考据出那个“五帝”来。
他们只好惴惴地上奏,说臣等愚蠢,“莫知其说”。
刘邦哈哈大笑,说那老子心里就有数了。
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
“五帝”就是白青黄赤加上我啊!
“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
理论界会来事,立刻开始写文章论证宣传。
有关部门也立刻开始搞工程。
终于等到要堂而皇之祭这个“黑帝”时,他们兴冲冲地跪下请示,问领袖要不要亲自过去主持下仪式?
刘邦批示说,天下未定,反动派猖獗,群众还不幸福,朕很忙,也低调,就不过去了。现场该怎么弄,不能耍老粗作风,还是要多咨询专家。
刘邦的意思是,从前秦皇帝留下的那批祭祀干部队伍就不错,接着用就行。
“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
这种事上讲自信,你能不服高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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