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之发愤
明代文学评论家李卓吾先生说:“《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竞,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至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也。”[1]这一番话道出了《水浒传》小说写作的历史背景,也道出了小说创作的中心意旨——《水浒传》实为发愤之所作。
有宋一代,外敌凭陵,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这对于当时的中原农耕民族来说,应该民族恨、家国仇。对于这一点,《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也有深刻的论述:“《水浒》愤书也。宋鼎既迁,高贤遗老,切实于中,假宋江之纵横,而成此书,盖多寓言也。愤大臣之覆,而许宋江之忠;愤群工之阴狡,而许宋江之义;愤世风之贪,而许宋江之疏财;愤人情之悍,而许宋江之谦;愤强邻之启疆,而许宋江之征辽;愤潢池之弄兵,而许宋江之灭方腊也。”[2]陈忱先生所说的这六个方面的“愤”,概括了《水浒传》小说的创作意旨。
水浒一书说赵宋,悼亡追逝话忠诚。
言来语去皆存愤,字里行间总是情。
宋汴城中伤往事,梁山寨里觅遗踪。
贤良千载留长恨,一曲悲歌唱义雄。
[1].见李卓吾(李贽)《读<忠义水浒传>序》。
[2].参见陈忱的《水浒后传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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