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吟水浒之二十二——《水浒》之发愤

《水浒》之发愤

明代文学评论家李卓吾先生说：“《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竞，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至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也。”[1]这一番话道出了《水浒传》小说写作的历史背景，也道出了小说创作的中心意旨——《水浒传》实为发愤之所作。

有宋一代，外敌凭陵，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这对于当时的中原农耕民族来说，应该民族恨、家国仇。对于这一点，《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也有深刻的论述：“《水浒》愤书也。宋鼎既迁，高贤遗老，切实于中，假宋江之纵横，而成此书，盖多寓言也。愤大臣之覆，而许宋江之忠；愤群工之阴狡，而许宋江之义；愤世风之贪，而许宋江之疏财；愤人情之悍，而许宋江之谦；愤强邻之启疆，而许宋江之征辽；愤潢池之弄兵，而许宋江之灭方腊也。”[2]陈忱先生所说的这六个方面的“愤”，概括了《水浒传》小说的创作意旨。

水浒一书说赵宋，悼亡追逝话忠诚。

言来语去皆存愤，字里行间总是情。

宋汴城中伤往事，梁山寨里觅遗踪。

贤良千载留长恨，一曲悲歌唱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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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李卓吾（李贽）《读<忠义水浒传>序》。

[2].参见陈忱的《水浒后传论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