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的写作课，给学生讲了五篇作文的立意，其中一篇的材料是关于张继科的个性的，主题立意也自然是关于个性的。
材料中问了一个问题：“一个人的个性与其成就是否有必然的关系”，学生们意见不一，但是都简单的回答“是”或者“否”，在我提示了几句后，学生明白过来，有些问题是不能简单地回答是或不是的。
紧接着我又问：“一个人有个性好不好？”聪明的孩子这次已经不回答了，依然有几个孩子脱口而出一个“好”字后又悟到了什么赶紧捂嘴。
他们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地说“好”或是“不好”了。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个性也一样，要看是什么个性，用在什么地方，用在什么情况下，才能作出判断。这也是在上写作课时，我一直在培养学生的一种思维习惯。
给学生讲完，自己也就想写一点关于个性的东西。
作为一名师者，无论从教育专业还是个人意愿上，我都不愿去扼杀学生的个性。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在我的随笔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至今我仍能完整地背出：“个性在不在乎对不对，个性是一个人走在红尘中的光芒。当一个人缺少了个性，即使优秀，既使美满，恐怕也只是万千色彩中的一笔，那样绚丽一笔，倘若看不出是自己的画又有什么意义呢？”
然而，随着岁月的推移，阅历的增长，现在的我，开始一方面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学生的个性，一方面婉转地告诉他们，个性是一把双刃剑，能成就你，但也有可能毁了你。
告诉他们社会的真相有些残酷，但是我不得不告诉学生，因为“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这是我的责任。尽管我知道，血气方刚青春年少的他们，必定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很多事还是需要他们去经历，去体验，去反思，去收获。
一个人经验丰富，那必是经历的多了。看透了一些事情，也必定是吃亏吃够了。
讲唐诗宋词的时候，曾经跟学生讲过，中国的文人，绝大部分是没有好下场的。很简单的道理，因为他们是有才华，所有往往也就有思想，而有思想的人往往也就有个性，而有个性的人则当不了奴才，只能做人才，恰巧，统治者需要的奴才而不是人才。
所以纵观中国历史，能臣干吏辈出的朝代，遇到的也必定是明君圣主，反之，昏君治世的朝代，鲜有名臣廉吏，其实不是没人，是被干掉了。
中国人不允许有个性的人存在，追根溯源，是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有关系的。
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清朝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无不昭示着以君为本的霸权政治。百姓不能随意读书、随意写字、随意说话，生活像被一根绳索牵着，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被绳子勒着走，稍不留神，就得坐牢，就得丢命。君主制的统治，就是将人像猴子一样牵着走的统治，就是一个人自由，部分人半自由，剩下的人没自由，就是大一统。这种大一统的统治其特点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许乱说乱动，要统一思想。
历史上，无论出现多少种思想最终都会被一种思想代替，这种思想注定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服务的。自从君主制的大一统的统治出现，中国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就始终是对立的，从来是被统治者服务于统治者。
中国人除皇帝外，最认可的就是共性，一旦有人与众不同，就是个有个性的人，就会群起而攻之。不一样的有个性的人会被一样的众人排挤抛弃，和大家一样才是最正常的，最受欢迎的。
易中天先生在《闲话中国人》中，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做了一个对比，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而西方人则是个体意识。以吃饭为例，西方人是自己吃什么就点什么，结账的时候AA制，中国人却是别人吃什么就点什么，结账的时候争着付款。你去看一个任何中国人，他几乎不会说“我要怎么样”，而会说“你们要怎么样”，一件事成功了，他也不会说“这是我的功劳”，而会说“上赖领导有方，下赖万众一心”。中国人办什么事，总会想着别人怎么看，他总要秉持中庸之道，照顾到大多数人的意愿，如果有一个人，他总是特立独行，打破常规，这种人就很难有好下场。
在中国旧时代的文化中，是没有个体意识的。在西方，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而在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欧洲经过启蒙运动后，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口号已经喊的很响亮了，中国则不行，中国依旧是尊尊，亲亲的关系社会，如果有谁在父母面前公事公办，人们不会赞扬这个人因公忘私，而会批判这人脑子有问题。
这也是有原因的，《万历十五年》曾对这个情况做过深刻的解释。在旧社会，各种职业基本上世代相承，一个农民家庭要想出人头地，唯一的道路就是做官，但做官这条路很难由一个人或一代人完成，小说里那种贫苦人家寒窗苦读，最后考上状元衣锦还乡的故事大都不实，或者说它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旧社会大部分时候，只有家境殷实的人才能读得起书。而对于农民家庭来讲，家境殷实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奋斗，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这个人一旦中了举，有了功名，就必须要饮水思源，想一想你这功名是怎么来的，想明白了，你就知道，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家族的事，所以你当了官，整个家族都会庆贺，但同时，整个家族里如果有什么需求，你就要去处理，并且义不容辞，这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说，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只有在不冒犯群体意识的前提下，才可能有自由意志，明白了这个，你就明白了中国人，也就明白了中国为什么容不下个性太强的人。
写到最后又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呐喊》自序中的一段话：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先生总是盼着有那么几个人起来大声呐喊一下，唤醒更多沉睡的人，他自己也为之奋斗了一生。而我脑海里却闪过了这样一个版本：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一个蠢人大嚷起来，惊起了几个人，他们恼怒道：“你嚷嚷什么！作死吗？”蠢人说：“要憋死了啊！”几个人上去一顿老拳：“要你说！当家的没说能憋死，你敢说吗？你以为你是谁？回去挺你的尸！”
一屋人，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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