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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上午，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无非总结上学期工作情况，展望下学期。葛书记作工作报告，他总结上学期学校获得了哪些哪些荣誉，表扬了上学期表现好的同学，又提出了本学期的工作思路。这和中学时候开学典礼没什么区别。
学校把我们管得像小学生似的，每次开学时总要训一套话，台上在训话，台下在讲话。学生哪个在听？不是看书就是看杂志。有些同学干脆就不去参加这种没有意义开学典礼。他们躺在床上看书，要躺就躺，要睡就睡，是个自由的天地。
会议结束后，有些同学问我：“今天开会讲了些什么？”我就摇头说：“不知道。”
下午分班对葛书记的报告进行讨论，班里又分组讨论。讨论些什么呢？大家都在谈些题外的话，年纪大一点的人说：农村田地分到户了，为了抢水而争吵，为了耕牛而打架。天南海北的，无事不谈，就是不谈所谓的正题。我把这种讨论称为新时代的“燕山夜话”。这倒是同学们很喜欢的，讨论最容易消磨时间啊。
晚饭后，吕为苗约我到斯村代销店买东西。那时候学校连个小店也没有，要买东西，要么到塘西，要么到冯家楼，再就是去斯村了。我说，下半年用钱要尽量节省点，不是必需品决不乱花，暑假里农场打工让我见识了赚钱的不容易。
新学期，新生活开始了。每天早上起床洗脸后就跑步。电大英语课又要重新开播了，我继续去听。新生活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片光明。
1980年下半年的《外国文学》是由金循华老师和季将耀老师共同担任的。上的是大课，天气又闷又热，讲堂设在饭厅里，饭厅的一角堆着许多施工用的水泥，经常有建筑工人来抬水泥，弄得课堂上尘埃飞扬。在阳光透进来的窗边尤其看得一清二楚。很难想像，这就是大学的课堂。
《古代汉语》仍由楼嘉济老师教。开学的第一天，他首先讲两个故事。他说，有一个翰林出身的先生，去教《百家姓》。他读一句“赵钱孙李”，学生跟他读一句“赵钱孙李”。先生只管读，学生只管跟读。学生很反感这位先生，要求换一个先生教他们，理由是这个先生只会照着书让学生跟读，不作分析和讲解，他们不满意。后来先生换成了一个秀才，秀才在叫学生跟读后，就把为什么“赵”姓排第一讲了，再依次一一讲解其他姓氏。同学们很欢迎这个秀才来上课，认为这个秀才有学问。
另一个故事是他自己上大学时的经历。给他们上化学课的是一位教授，他们却听不懂，就要求教务主任给予调换。教务主任听了后说：“你们知道吗？他在国际上是很有名气的化学专家，化学造诣很深，你们不信，去翻开看看××期刊第×期好了”。
学生果然去翻翻看××期刊，果然如此！
第二天上课，原来像闹市一样的课堂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了。
这是什么缘故呢？学生认为教授是大学问家，自己听不懂，是自己学问太浅，不能怪老师。
人往往就是这样，认为这个人有名气，就认为他的一切都是好的，即使他很教不来，但人们还是敬佩他，反之，也同样。
楼老师说：一个教师的好坏是没有绝对标准的，一切都只是人们心理的缘故罢了。
每周一、三、五中午11点30分，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英语》讲座时间。教室里放有一架电视机，中午时间是允许开放听电视讲座的。我急急地吃了中饭，有的同学干脆把饭端到教室里来，想边吃边听。不听电视讲座的同学，吃了中饭后，就去寝室里午睡了。但大家千难万难等来的却是“无机化学”，大家都哄笑了起来。可能因为什么缘故而临时改变了课程，但我们都没有得到过通知。这种自觉自愿求学的精神，几十年之后，我想起来都是十分自豪的。
处在南街口的东阳剧院是1978年上半年建成的，快两年了，我还没有去看过一场戏！近来剧院正在演出《火焰山》，是由浙江绍剧团来演出的。我本来想和叶勇挺一起去看戏的，刚从新华书店出来，碰到了马良兴。他说“这戏他看过了，不好看，不要看了，还是回去好。”我们也就顺着他一起回校了。
晚上几阵秋风一吹，天气渐渐地转凉了，气温明显下降，穿一件衬衫已感觉凉了。昨晚只盖一床单被，我冻得有点儿受不了。
周末是个好天气，早上我把棉胎抱到太阳底下晒。吃过中饭后与马军民一起合作缝被子。我这条被子先缝，花了一个半小时才缝好，还缝得还很不理想，由于线拉得太紧，被面子皱皱起来，很难看。而马军民的被子就缝得好多了，既平整又省时。
9月7日晚上看电视新闻，华主席宣布辞掉总理的职务，还有其他一些领导人也辞掉了一部分职务，同学们中有许多议论，认为华主席太老实，没有自己的忠实势力，以致于不得不交出自己的手中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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