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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元旦后，我穿了一件我妈织的土布衣服回校，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杨双福说：“这种衣服好看个屁，人家不要丢掉的，去拣来当宝贝。我跟你讲真心话，别人讲好是嘲笑你的。”
我顿时火冒三丈，就奚落他说：“你管得倒多，人家穿衣服都管，人家穿鞋子也管，人家放个屁都管，只没管人家拉大便了。”
正巧马军民也走了过来，他又管起马军民来了：“你这个口罩挂在颈上多不好看啊，我很不喜欢看。”
我趁机又挖苦他说：“他又没请你看过，管他怎么样啊，你是不是管家婆出身呀？”
这时，杨双福呆在那里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瞪着眼，朝我看了看，甩头就走开了。
昨天起气候突变，气温急剧下降，下午起又下起了中雨，雨像撒沙似地敲击着瓦片，一直下到晚上还不停息。晚自修下课后，我仍然坐在教室里看《古典文学》，累了，就站起来伸伸懒腰，用嘴呵呵寒冷和僵硬的手指，随后又双手相搓，使之发热。这时教室里只有五六个人还在用功着。吕为苗对我说：“别看了，睡觉去吧，快十一点了。”
教室里灯火明亮，可教室外却是一片漆黑。通往寝室的路，没有路灯，我们只好借着教室透出来的光亮，慢慢地摸索而行。
同寝室的王国富是城里人，他面白而清瘦，平时很清高，也不太理人，我对他也是爱理不理的。我想：城里人，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在同一个教室里听课，在同一个寝室里睡觉？但他有自己的个性，我是很欣赏的。比如这些天王庸华老师来讲文字学课，他就敢不去听，自己躺在寝室里看小说。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我们班里，小说看得最多的非他莫属，他三两天就能把一本厚厚的小说读完。
第二天上午还是王老师上文字学课，我对这门课一点不感兴趣，就没去教室，躲在寝室里看自己的书。
“陆文三，你不去听课了？”他睡在上铺，探下头来问我。
“只许你躲着，不许我不去啊？”我没好气说。
“你有一点，我很欣赏，不趋炎附势，有自己的思想，而且敢做敢为。”我被他夸得不好意思起来。
“我是农民的儿子，本身就朴实，没有奸刁基因。”我淡淡地说。
后来我们两人居然聊起了人生和社会。他跟我一样发牢骚，恨自己生不逢时。也许他在高中的时候谈过恋爱失败了，他十分感慨地说：“人应该有悲观和痛苦的时候，每当经历过一次，你就会前进一大步”。我对他这话非常赞赏。
他跟我说：“我现在就是做自己爱做的事，看自己爱看的书。”他的意思是学校安排上的一些课，全是无用的，如文字学，政治，还有现代汉语。他只喜欢文学，对小说很入迷。
他说的一句话，我记得尤为深刻，他说：“对于自己的哲学和原则应该是自信、自信，还是自信；对于别人的哲学和原则应该是：怀疑，怀疑，还是怀疑。”
1981年的第一场雪是在1月7日的早上下的。灰蒙蒙的天突然飘起了雪花来，而且越下越大，到近中午的时候，雪片像鹅毛一样一片一片地从空中飘落下来，把大地装点得银装素裹。下午的时候还雪夹着雨，淅淅沥沥地，雪片变成了碎雪，气温下降了不少，我冷得缩紧了脖子。
晚饭前，下累了的雪才停歇了下来。
“我们出去走走暖暖脚吧”。晚饭后韦东明对我说。
我望了望门外的白雪，雪虽停止了，但蒙蒙细雨还在下，天气格外的冷。我突然想起来，都已经好几天没出校门了，下过雪的天地应该与平时有所不同了。我略踌躇了一下，点点头说：“去就去。”
他穿着雨衣，我带着雨伞，我们朝着三板桥方向走去。寒风从耳旁呼呼地刮过，我冷得直打寒颤，我们就在公路上小跑了起来。
我说：“你知道吴敬梓'暖足’的故事啊？”
韦东明说：“只要读过《儒林外史》，一般人都会知道这个故事的。”
据说吴敬梓写《儒林外史》这部小说的时候，家中十分贫困。冬天，家里没钱买木炭取暖。夜晚，他冻得实在不能写字，衣被单薄又睡不着觉。于是，吴敬梓就乘着月光沿着城墙跑步，直到浑身出汗才回家。吴敬梓趁着身子热乎，手脚暖和，立刻坐下来写他的《儒林外史》。他把外出跑步称为“暖足”。
我说：“在这种天气下还出来散步的人，都不是常人。”
笔直的柏油路上已经盖上了一条长长的白地毯，那么纯洁，那么晶莹！纯洁晶莹得叫人不忍心把脚踩上去。路两旁的杨树像穿上白披风的卫士。地上、树上、屋顶上，大地的角角落落都积满了雪，白茫茫的一片。“东风春雪满山家，银树先开六月花”，这是此时此景的最恰当的描写。
我们跑了一阵子后，就靠在一棵树边停了下来，这时，韦东明用手拍拍树干，树上的雪就纷纷扬扬地落了下来，确属撒盐空中差可拟。
我就抱着一棵树摇晃，枝条上的雪大块大块地掉落，雪块把地上的雪砸得一个一个的洞，满目疮痍。我们就这样走着跑着玩着，直到浑身上下暖暖的，才回到明亮的教室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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