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作品的故事来源(下)
段 华
其五,安新锄奸团与《新安游记》。上文已经说过,孙犁写《新安游记》,受到猛烈的错误批判。日本鬼子侵占安新后,安新组建了锄奸团,专门打击汉奸,其中著名的人物有熊管、杜朋、曹连升、田章等人。此时,熊万东当了维持会长、县商会会长、新民会会长、“剿匪”司令,死心塌地的为日本鬼子卖命,杀害抗日军民。一天,安新县委书记侯卓夫要锄奸团除掉熊万东,任务就落到了熊管、杜朋和曹连升身上。熊管是孙犁写到的“熊氏三杰”之一,其大哥熊生,当过冀中行署主任罗玉川的警卫员,后被日本鬼子逮捕押到日本当劳工,抗战胜利后才回国。熊管的弟弟熊老黑也参加了八路军。熊管在家排行老二,原名熊得胜,1.77米高,解放后一直在家种地当农民,1985年去世。杜朋当时30来岁,住安新县城南街。他十来岁到北京天桥学艺,三丈高的房子一个筋斗就能翻下来。有一次,端敌人的岗楼,日本鬼子看他在岗楼上走,刚要开枪,他一个凌空飞跃,就扎到河里去了,敌人送他绰号“杜云飞”,意思就是“飞毛腿”,会“天”上飞。曹连升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和熊管、杜朋是儿时的伙伴,1953年开春,在城南与漾堤口之间做“摆脚”(即摆渡),因船遇到大风而翻,为抢救落水的乘客,曹连升最后溺水冻死。1940年3月15日(并不是孙犁所写到的中秋节),夜晚十点多,漆黑一片,孙犁笔下的“熊氏三杰”(安新县锄奸团团长熊焕章领导的锄奸团团员)熊管、杜朋、曹连升到了安新城南河村附近,在小南街,熊万东就住在这里。熊万东的房子在全县城最高,日寇岗楼也紧靠在这里。他们从熊万东房子后面的一棵大树上进到院子里,熊管进入熊万东居住的西屋,杜朋在当院警戒,曹连升把守大门。熊管进到屋子里,因和熊万东是远房叔侄关系,就要和熊万东借钱,情节和孙犁写的差不多。杜朋到厨房拿了一把刀,曹连升也进了屋子,随后,熊管从腰里拿出一根绳子,套住了熊万东的脖子,和曹连升一起勒死了熊万东,杜朋用菜刀砍下了熊万东的头,从床上扯下一条布单子包裹了起来。三人又走到北屋,看到熊万东的二儿子熊哲先和他的妻子刘菊仙,就押着这俩人悄悄出了新安县城,回到城西18里的三台,胜利完成了任务。但是,日本鬼子把杜朋的父亲杜春亭老人抓走,要求换回熊哲先两口子,杜朋坚决拒绝了。杜春亭对敌人大骂不止,老人被残暴的日本鬼子捅了7刀,又大卸8块,为国尽忠。至于英雄的牺牲,也与孙犁写的稍有出入。1941年冬天,马本斋的回民支队驻扎在三台,锄奸团派了杜朋、田章等四人在县城西关外放哨。西关外敌人挂有汽灯,严重影响我方的行动,因此要摘下它。那晚杜朋穿的是黑白毛皮袄,又多喝了点酒,晕乎乎的参加了摘汽灯行动。到了地点,杜朋摘下汽灯,被敌人发觉,田章轻声让他快走,杜朋因耳朵有点背,没有听见,还想去城楼上夺敌人一条枪,就没有和田章一起撤出去。等杜朋清醒过来,便往敌人设置的铁丝网外边跳,跳第二道时,铁丝网上尖利的蒺藜挂住了他的皮袄,扯响了网上的小铃铛,敌人一阵扫射,杜朋当场牺牲。田章无法把他背回,只好自己撤退。第二天,日本鬼子反复给杜朋照相,并让医生验看他脚心里是否有“长毛”,验证他是否是“飞毛腿”。熊氏三杰的故事皆在张开明的史实著作《白洋淀传奇》里查得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孙犁写《新安游记》时,其实是把熊氏三杰的事迹经过剪辑,以典型、艺术化的手法再现了历史的真实,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与顽强。所谓的诗与真实,在孙犁的笔下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与实践。土地改革时,孙犁受到粗暴的批评,其中之一就因为《新安游记》与历史史实不那么完全一样,说他写的锄奸英雄姓氏有误,汉奸恶霸的宅院写错了位置。孙犁是把《新安游记》当小说来写的,以此批判孙犁,这不是驴头不对马嘴的关公战秦琼的荒诞剧么!
其六,杨各庄突围与《碑》。抗战时期,冀中七分区机关和司令部,唯一一次受到损失,就是在杨各庄战斗中。1944年2月13日夜,在司令员于权伸的带领下,冀中七分区机关和司令部转战到安平县滹沱河边的杨各庄宿营,由于汉奸的告密走漏消息,敌人动用安国,安平,深泽,定县和新乐五个县的兵力进行围攻,45区队三连和一连一部分为保卫司令部英勇抵抗,在突围中许多战士在冰冷的河水中冻成冰,牺牲在那里。西赵庄,辽城(孙犁的家乡村庄)的许多群众寻找牺牲的战士,掩埋战士的遗体。1945年末,孙犁从延安回到冀中家乡,听说此事后,以深情之笔写了《碑》。
此事见张英《第45地区队的战斗历程》(《滹沱河畔的战火》第13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5月版),张凯、杨铁夫、赵志和《保证作战胜利的通结工作》,(《滹沱河畔的战火》第198页),刘德荣《机要工作回忆》(同上书第210页),张亮、刘其恒、张根生《安平县人民的抗日斗争》(同上书440页),张根生《噩耗传来,无限悲痛》(1944年2月14日日记)(《滹沱河风云》第345——346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11月版)。
1946年4月15日,《碑》发表于《冀中导报》。两个多月后,6月30日《晋察冀日报》发表了白桦的批评孙犁《碑》的一篇文章(作者白桦生平不详,既不是解放后天津市委宣传部前部长白桦,也不是著名作家白桦),对这篇文章大加鞭伐,颇有“诛心”的味道。1946年7月31日,孙犁在致康濯的信里,对白桦的批评进行了认真、详细的反驳,并说“这个批评我觉得不够实事求是”(孙犁《致康濯信》,《芸斋书简》上册第32——35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6月版),可惜这只是一封私人间的通信,当时并没有公开,直到康濯去世几年了,孙犁也失去活动能力以后,这封信才公之于世。
其实,就是当时公开了,在当时那种“左”的环境之下,只能加重孙犁的负担,并不能帮他解脱。不久之后,他又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带着沉重的包袱,到饶阳大官亭一带去搞土改了。
这真是历史的长河里,作家与道德无可奈何的悲剧。
2009年10月10日,在北京天桥。
2010年5月10日改讫,在北京天桥
(原载2010年第7期《天津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