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4年的2月,我所在的报社内部进行人员调整,我从总编室调到副刊部工作。 到副刊部以后,我一面组稿,一面和同事商量一些栏目。商量来商量去,我们决定把副刊的名称定为“森林”,并且分为文学、文化、生活和社会四个专题。 名称有了,我们又商量着请个名家题写刊头。想来想去,大家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最后,主任以征询的目光看着我问:“请孙犁先生题写怎么样?” 我马上表示赞同,并且自告奋勇地说我去求先生;拍完胸脯以后,我心里又打鼓了:孙犁先生会答应么? 从北京到天津并不太远,我们的车上午九点出发,十点多就到了孙犁先生所住的楼下。到他门前,我轻轻地敲他的门,他却在独单那边开了门。看见是我,略有意外地说:“是段华啊,快进来吧。” 进屋后,先生听清了我的请求,马上爽朗地回答:“好,我给你题,就怕我写不好。” 我高兴得哈哈大笑,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在我的记忆里,我到过先生家多次,这是第一次显得这么张狂和放浪。 先生并没有不快的表示,他一边笑,一边把我们带到隔壁偏单的屋子——在这里,他经常会见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客人,写出一篇篇令人击掌的精彩的文章。 此时,先生把宣纸在桌上铺好,往砚台里浇了一点水,开始慢慢地研墨。他研得很慢很仔细,生怕墨不匀,影响效果。他一边研墨,一边回过头来,问我最近又读了什么书,写了什么东西。当我回答说我正在读些外国前卫作家的小说时,他连声说:“好,好,青年人多读外国的作品,可知世界文化发展的状况。”这句话,在他以后给我的信中,又几次写到。 正在他聚精会神地写字的时候,保姆阿姨回来了,她说:“大叔前两天感冒了,还没痊愈。”这么说,孙犁老是拖着病体给我题字了。此时,他已把字写好,正在桌子边端详着。在研墨和题字的过程中,他一直是站立着的,近二十分钟的时间过去了,对于一位八十余岁的老人来说,该多么地不容易啊! 字共题写了三次,每一次都很认真。他一边说写得不好,让我从中挑选一幅合适的用,一边坐下来喘了一口气。 整整八年的时间过去了。今天,在北京的深夜,在明亮的灯下,凝视着孙犁老当年题写的、我珍藏下来的“森林”,我心里的思念又重新泛起,耳边重新荡着他爽朗的笑声了。 刊载于天津《今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