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20世纪80年代,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引发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热潮,又经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的推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应用(白云翔､顾智界《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考古》1992年第6期)｡在“文明”的定义上,当时普遍接受“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说法｡关于“国家”的标准,有学者坚持柴尔德提出的城市､金属和文字“三要素”说,认为中国在殷墟时期才出现国家,形成文明,考虑到殷墟时期各种文明因素均已经成熟,或可上溯到与史载第一个王朝夏代相当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但更多学者提出只要有足够的反映“国家”“实质”的考古证据,就可以认定国家的出现,文明的起源｡另一方面,将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文明体和政体的结合体,探寻其起源和发展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使命｡1979年,苏秉琦指出:考古学“必须正确回答下列诸问题,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等｡”“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对'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做出自己更多的贡献”(《在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摘要)》,《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因此,正如张光直指出的,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既要关注“文明”,又要关注“中国”(《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2004年第1期)｡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准,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进化论视角下的社会发展方面的标准;二是以历史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和文明体为参照的文化共同体形成方面的标准｡二､文明定义的两重内涵｡从进化论的角度观察,文明可以定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在西方语言中,civilization(文明)一词起源于拉丁文civilitas,指的是公民的品质与社会生活的规则等｡此概念起源于18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启蒙思想家,他们认为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将要达到的那种有教养､有秩序､公平合理的高级发展阶段｡19世纪以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发展,产生了对文明的新的看法,即文明不仅存在于现在和将来,也存在于过去;不仅存在于西方,也存在于世界范围｡在这种意义上,文明为人类社会的开化状态｡美国进化论学派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中就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大的阶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更加充分地论述了这一观点,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从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角度观察,文明是包含特定基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综合体｡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文明对应着特定地理区域内的人类社会,有自己的人口和经济生活,有共同的集体心态,即具有共同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由此主导的行为方式｡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都将文明视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汤因比提出:“能够予以认识的历史研究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人类整体,而是我们称之为一个社会的人们的某个群体”——即文明(《历史研究》,郭小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同样认为“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这些学者均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多个文明体进行研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修订版,2010年)｡兼顾普遍进化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两个方面,我们可将中华文明定义为:中华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具有独特文明基因和发展道路的灿烂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的总和｡(一)国际学术界关于文明标准的主要观点｡文明起源研究中,关于社会发展程度方面的标准的讨论更加丰富｡摩尔根提出在野蛮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出现冶铁技术,而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以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字的出现为文明的标志｡恩格斯提出因铁器的使用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引发社会分工的加剧､商人的出现和阶级分化,“国家”因此产生,提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经典论述,以“国家”为文明形成的标志遂成为世界学界的通识｡对于“国家”的标志,恩格斯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地缘关系在政治组织中超越血缘关系;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产生了强制性权力机构｡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V.Gordon Childe)则提出城市､金属和文字的国家形成“三要素”说,影响深远｡但随着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和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深入认识,这一标准受到了挑战｡中美地区诸文明自奥尔梅克文明至玛雅文明均未使用金属,以黑曜石为主要工具材料｡同时代南美地区文明已经有发达的金属工艺,制造金､银和青铜饰品及工具,中美地区文明对此也有所了解,但并未引进｡说明金属并非文明的必要物质元素｡世界几大原生文明中,仅有关系密切的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在距今5000多年文明形成之初,便发明了较完备的文字书写系统｡印度河文明的印章上虽然有较复杂的符号系统,但至今仍未被认定为文字｡中美地区的奥尔梅克文明有类似文字的符号,也未被认定为文字｡随后的玛雅文明虽然有了复杂的文字系统,但与之有密切交流的墨西哥高地的特奥提瓦坎文明是否有文字目前未有定论｡南美地区诸文明直至印加文明时期仍然没有文字｡城市应该是文明共有的特征,但在各文明中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功能均有差别｡(二)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准｡中国考古学界根据中国考古资料反映的史前社会发展和各地区的互动与融合,不断提出适合中华文明起源实际的文明形成标准(王巍《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求是》2020年第2期),目前达成的共识大致包括以下内容:1.生产力获得发展,出现社会分工｡在农业显著发展的基础上,出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并且部分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如琢玉､髹漆､制作高等级陶器､冶金等)｡2.社会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社会阶层分化显著,少部分社会上层精英垄断社会管理权,形成王权､军权和神权,岀现最高统治者——王,形成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及维护社会等级制度规范的礼制｡权贵控制盐､铜等重要的经济资源及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出现埋葬王和高等级权贵阶层的专门墓地和随葬高等级礼器的大型墓葬｡3.人口显著增加和集中,出现都邑性城市,并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岀现反映王权的高等级大型建筑和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兴建的大规模公共设施｡岀现明显的城乡分化｡4.出现王权管辖的区域性政体“古国”和“早期国家”,构成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密切结合的政治组织｡形成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具有暴力职能的公共权力｡战争､刑罚和杀戮等暴力行为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祭祀等礼仪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5.各地区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发生密切互动,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的基础(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四､中华文明的起源｡依据上述标准,中国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距今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已经形成｡距今6000年至5300年前后,中国各地区同步进入跨越式发展的灿烂转折期｡在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出现随葬品超过百件的大型墓葬｡在长江下游,安徽凌家滩遗址出现祭坛和随葬大量玉器的大型墓葬;江苏东山村遗址发现目前崧泽文化最高规格墓葬｡以晋陕豫交界地带为核心的仰韶文化进入庙底沟类型时期,出现10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最引人注目的是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出现辽宁牛河梁遗址群,是专门举行宗教仪式活动的“圣地”,在方圆50平方公里范围内,集中分布着祭坛､冢墓和“女神庙”,高等级墓随葬玉猪龙等有特殊内涵的玉器｡这些考古发现表明,各地区已经出现苏秉琦定义的“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古国”(《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文物》1986年第8期)｡这些“古国”在地域范围､聚落结构､社会组织及治理方式等方面已经具备了夏商周三代时期“国”的基本内涵｡“古国”如“满天星斗”熠熠生辉,各类型政治构想被广泛实践,各地区的“撞击”不断迸发新的火花,造就出更具雄心的领导者｡在此形势之下,距今约5300年前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的领导者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的促动下,有目的地借鉴各地区“古国”的兴衰经验和“领导策略”,首次完成了构建早期国家的政治实践｡浙江良渚遗址群为良渚政体的核心区,其中良渚古城分为三重,内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中心为人工堆筑的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上有35处大型建筑基址,为中国史前最早的宫殿区｡遗址群中的反山和瑶山墓地发现高等级墓葬,随葬品中包括精美玉器､象牙器､精致陶器和漆木器｡琮和璧等玉器上有达到微雕水平的神人兽面和神鸟等精细刻画图像,蕴涵宇宙观和宗教信仰,表明神权的突出地位;大量随葬的玉钺和石钺反映了王权和军权的形成｡陶器上出现被认为与文字起源密切相关的复杂的刻画符号系统｡古城周边有规模庞大的水利设施,包括阻挡山洪的土筑水坝和引水渠道,水利调节面积达100平方千米以上｡古城内仓储区发现稻谷遗存195吨,附近的茅山遗址发现5.5万平方米稻田,反映了稻作农业的高度发展和国家对农产品的掌控｡古城周围玉器作坊的发现则表明国家控制的特殊物品手工业的发展｡良渚文化分布的环太湖地区,聚落等级清晰,以玉器为物化载体的宗教信仰及礼制系统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良渚社会基本符合上述中国考古学对于“文明”社会发展程度的定义,形成了比一般“古国”更加成熟､可以称作“早期国家”的高级政体｡2019年,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表明世界学界对其文明发展水平的认可｡中国史前社会在上述多元发展的同时,各地社会上层为获取远方的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识以宣示自己拥有超越本地民众的特殊能力,努力开展远距离交流,形成连接各主要文化区的交流网络｡交流内容包括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文物》2015年第4期)｡交流催生了一个在地域和文化上均与历史时期中国契合的文化共同体,张光直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国”｡至此,中国史前时代形成了“多元一体”式文明演进的宏大格局｡踊跃参与区域间交流的社会上层应该采取了亲身远距离旅行的方式,并以某种方式记录见闻,勾画最初的“山海经”和“九州图”,积累“最初的中国”的地理范围､山川形势和物产人文的知识,代代相传,逐渐形成对“最初的中国”的共识｡日益丰富的考古证据充分揭示,中国史前各地区在距今6000年至5300年前后同步跨越式发展形成如“满天星斗”的“古国”;良渚文化在距今5300年前后形成早期国家并持续发展;各地区相互交流碰撞形成可以被称作“最初的中国”的文明体｡据此,中华文明在距今5000多年前已经形成｡本文为中国历史研究院李新伟学者工作室研究成果,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课题“中国文明起源进程的整体性研究”(编号:2020YFC1521608)资助（作者：李新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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