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四川大学明信片专辑的封面照
01
贵州同学合影
在校园里被男生奉为校花的都是文科生。No. 1是中文系的,No. 2是外文系的。跟高年级的哥们在校园的荷花池畔和法国梧桐大道散步的时候,他们在后面指着前面的窈窕背影,说那是No. 1。过了几天,一个丽人从前面迎头而来,他们就在旁边一嘀咕,说这是No. 2。
No. 1和No. 2毕业后,校花不再是一朵两朵,就好像强权人物溘然长逝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集体领导。校花虽然多了,却没有旁落理科。也许,书读得好的,都上了理科。自恃漂亮,必然不好好读书;不好好读书,就只有上文科。
这个逻辑,理科的同学是很爱听的。或许,这个逻辑就是他们发明出来的。
外文系参加歌咏比赛的女生。图片来自网络
经济系在这个时候贡献了很多朵校花,这倒是有点意外。因为经济系应该有点偏重理科了,就算不谈数理模型,读《资本论》还是非常高深和痛苦的。其中一朵最灿烂的,姓X。她当时几乎左右了校园的颜值舆论导向。在舞台上,她跳的卡门可以穿透人的心,得到的掌声最热烈最长久。之后,当然也是她那个节目获得一等奖。
X的男友换了一个又一个,换的原因五花八门。之中一个小白脸,就像她的马弁一样,把她伺候得妥妥贴贴,走在路上,两人的书包,还有她的外套,都是披挂在小白脸身上的。后来,她却把他休了,理由是他太爱她了。太爱导致无爱,这倒是很辩证法的。
校运动会开幕式上的女生方队。图片来自网络
经济系的所谓精英们,很多是我的圈内朋友。那时舞会风行,但校园里资源匮乏,在饭厅里举办大型舞会,就像成千上万的人在黄土高原上打威风锣鼓,灰尘飞扬,人头攒动,一点也不小布尔乔亚。为了风雅,这伙精英就会找个场所,举办小型舞会。当然不公开,有人循了音乐而来,打开门,探头探脑一阵,壮了胆子进来,却被主办者礼送出境。小型舞会布置得还雅致,有彩带沿着天花板逶迤飘下,还有瓜果和水。
我在一个这样的小型舞会上遇到了X。待到一曲慢四舞曲的旋律悠悠传来的时候,我很快走到了她的面前,勉力做得很绅士的样子,伸出手去邀舞。跟她跳舞就像在云端里飘。稍稍一个暗示,她就跟你翩然而行。她问我是不是外文系的,把我吓了一跳,我一直以为我看起来应该很稳重一个人呢,是不是有时候还有些浮浪。赶紧对她说,我不是,学马列的,正经着呢。
之后,跟另外一个女生跳,感觉立时大异。那个女生长得墩实,一向自恃甚高,又自觉是跳舞高手。做舞伴,却不甘做附庸。她就像一个强大的叛逆者。一个干过农活的哥们后来跟我交流心得,说,跟她跳舞,就像把一个装满粮食的大箩筐搬到这儿,又搬到那儿。
很多年后,听说X走了,因为肝癌。我叹息了好久。她凋谢了,但她活泼奔放的卡门舞姿却仍然鲜活。
川大门口有条小巷,就叫培根路。路旁都是寻常人家,却清爽安静。我们当年从校园进城,都要过九眼桥,从校园到九眼桥,有三条道可取。一条嘈杂的大街,一条沿江的大路,一条就是培根小道。培根小道最后并入沿江大路。
培根路在右边,出来就是锦江湖畔。图片来自网络
如果到这三条道路上各设个关卡,统计一下过往学生的身份,会发现结果非常有趣。大街那个通道一定是理科生居多。沿江的大道上和僻静的培根路上多半是文科的学生。
大街那条通道,有很多店铺和馆子,顺路可以办很多杂事,从统筹学上而言,走那条通道可以获得最大效益。而且,从学生宿舍取这条大道上街,既直接,更节省时间。
滨江路上,除了锦江上永远吹拂的清风和江畔上随风招摇的垂柳,还有远处古雅的望江楼和对岸依稀的人影。从那里上街,当然诗情画意。当初,跟着录取通知书来的,还有一封煽情的欢迎词,据说是中文系的才子写的。开头就是“锦江的晨风向您们问好,望江楼的夕照把您们盼望!”不过,从这里上街,一来路途稍微远了些,二则基本上办不成其它的事。
我最钟爱的还是培根路,特别在仲夏夜。那里就是一条幽径,适合思考,也适合幽会。出了培根路,还可以在滨江大道上兜会儿风。
望江楼夕照。图片来自网络
看来,理科和文科生在价值观上差异甚大。理科生更实际一点,文科生多会平白地去追究一下情调。情调这种东西不是太实在,就像彩云一样,不接地气。
要论起校园文化来,一般人容易把它看成一种积淀,有着深厚的特性。其实,不然。校园文化更多的就像是一种时尚。
时尚是由媒体来渲染创造的。校园里的时尚基本上是由墙报、舞台、广播站、演讲会、百科知识竞赛、书法比赛、歌咏比赛、春季秋季汇演之类形成的。显然,文科生在这些方面得天独厚。所以,他们主导着校园文化的形成和走向。
这个现象何尝不可以放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张衡、祖冲之、毕生、黄道婆对民生的贡献无可伦比,然而在文明的舞台上闪亮登场的,还是老庄、孔孟、李杜这些文人。
《锦江》杂志1980第一期
学生办的《锦江》杂志美文不断,龚巧明的《思念你,桦林》就是在这个杂志上率先问世的。后来,这篇小说广受争议,成为全国文坛里的一个热点。毕业后,她自愿到了西藏。有次邀请她来参加座谈,却没有听到她的慷慨陈词。问她赴藏的感受,她只说:“西藏的天空真蓝。”不久之后,在一次采访活动中,她出了车祸。一个才女就葬身到了蓝色天空下的雅鲁藏布江。
“白色花诗社”是当初社团里动静最大的一个。诗社并没有一个纸质刊物,只拥有一块黑板。每次黑板上新的一期诞生,总是围满了阅读的人群。诗社里的男男女女总在演绎着死去活来的恋爱故事,成为校园经久不衰的话题。
当时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几乎一直为文科生所把持,学生这个群体里的上层建筑几乎就被文科生控制了。
理科生当然很聪明的。他们干的一些事情也很别出心裁。
新三舍竣工前,研究生都住在五舍。这是个老楼,砖木结构。经过多年的经营,老鼠在这里成建制驻扎,壮硕者可以让猫儿望风而逃。我曾经从三楼上,看准了在楼下沟道里逡巡觅食的老鼠群,丢下砖头轰击。鼠患成灾,校方却放任老鼠自流。
有一天,在楼下通道的墙上,赫然出现了一具老鼠尸体,是用钉子钉上去的。旁边还贴了一枚邮票,写了收件人地址。猜是谁收?日内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盛传这件事是无线电系的金某干的。
说到那个楼道,又引出另一桩旧事。那个楼道狭窄,研究生又多有自行车,为了避雨和防盗,一到了晚上,大家就纷纷把自行车都放到楼道里。于是,人过那儿,就只有侧着身子,斜斜地穿过自行车群。有人曾经发出过抗议,还在墙上贴了“交通要道,请勿停放自行车”的告示。可是,这不是行政命令,所以,大家都不把那歪七扭八的告示当权威,照旧一意孤行。终于,有一天。当人们起来的时候,发现所有自行车都被放倒,摞在一起,把过道活活塞闭。据说,这也是理科生的杰作。
读到研究生的时候,我们越发风流快活了。
有几个理科朋友,看到我们呼朋唤友,要么进舞场,要么约了女生去踏青,就长叹道:“你们文科真舒服啊。不像我们老是进实验室。”
的确,理科生再是花容月貌,也是风尘仆仆,奔忙于实验室和宿舍之间。我们是不一样,连学习着的时候,也是玩乐着的。上课就在寝室进行。老师和众弟子一同喝着茶或者咖啡,探究着黑格尔的恶分裂为二,聊着萨特和波伏瓦不要形式的爱,以及弗洛伊德的神秘外遇……
上课还经常跑题,明明上的《小逻辑》,扯着扯着,就海阔天空了。所谓魏晋清谈大约就是这样的。
看着理科的男男女女刻苦踏实,我的犯罪感也油然而生,本来一周跳两三次舞的,后来就躲着朋友们,只在周末跳一次。
1980年代川大校园舞会盛行。图片来自网络
我的理科朋友中,好几个突然悟到该是寻爱的时候了,一夜之间,就风雅起来,开始像苍蝇一样四处寻舞场。
一个甘肃张掖来的同学,把“葡萄美酒夜光杯“挂在嘴边,臂膀下夹了一把雨伞,俨然一副旱涝保收的态势,在校园各个角落出没找舞跳。他后来如愿以偿,找了一个法律系本科的小美女,终成伉俪,现在纽约幸福地生活着。
历史系有个新来的女生,亭亭玉立,文雅含蓄,娇羞无比,端的是个粉妆玉琢的人儿。男生们在后面都叫她林妹妹。一个文科生,长得矮小,自谓拿破仑,一定要去追她。他在研究生会里做部长,跟做研究生会主席的密友密谋,要封她一个副部长的头衔,做他的副手,好近水楼台而得手。不料,人家林妹妹心里明亮,婉拒了事。
有一天,我去造访一个理科朋友,却看到他跟林妹妹坐于床沿促膝谈心。我把林妹妹的归宿说与“拿破仑”听,他一边说那就算了,一边却愤愤不平,说理科生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可以干的,我们也可以干;我们干的,他们却不一定能干。还把我有次为女生寝室带来光明的事情拿出来佐证。
我带去光明的故事是这样的。有天傍晚,我到一个师妹那里去。一片黑暗笼罩了寝室,问她是不是在打坐。她苦笑了一下,说寝室里两只日光灯都坏了。我问:“怎么不叫房产科的人来看看?”她说:“叫了好久了,还没有见人来呢。”我壮壮胆,说让我试试。然后,上了桌,把灯管取下来,用钥匙在两端的金属头上摩擦摩擦,把氧化层去掉。然后,再放回去,灯就亮了。她一声欢呼,还拍了一下掌。我如法炮制,第二根日光灯也光明如初。这下,她可是对我迷信了,把不再发声的录音机也拿了出来,要让我修理。
理科的踏实岂止是修灯配锁这点雕虫小技,“拿破仑”自己也非常明白。后来,林妹妹难求,他干脆杀入理科阵营,把局面搅乱。物理系一个女生,长得比他高了一个头,还是校女篮队员。他对她着迷起来,频频约会,邀了人家看蒙田的画展,又去看白淑霜的《天鹅湖》,直到把“爱”说出口,可惜人家有着物理世界的冷静,恁是生生把他拒绝了。
那年,《走向未来》丛书暴热起来,校园里的文科生,或者企图染点人文光环的理科生纷纷买来这套书,一时言必称未来。正好演讲在校园里突然风行,研究生会组织了一个读书报告会。我推不过,也上台讲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省里各类媒体也来了记者现场采访。宽大的阶梯教室里,连过道里窗台上也坐满了人。从讲台上一眼扫去,都是人头和人头上专注的眼睛。文科的荣景在那个时候,达到了一个巅峰。
理科生中,自然有要与文科生争风的。一个北大来的化学系研究生,张口闭口北大人,后来干脆组织了未来科学协会,还四处张贴广告,上台慷慨激昂做了一个北大与川大之比较的演讲,无非说北大如何进步,川大如何保守云云。我们在后面都笑他,两者如何比较?生源和投入的财源都大相径庭。此君倒也是个奇人,从来不洗澡。有人以为他盖的被子是军用被子,却原来那被子的本色乃白色。他毕业之后,却也自有主张,到了一个乡镇企业当了管技术的副厂长。
前面来自张掖和得到林妹妹的两个理科生,也不见得就比这位仁兄好到哪里去。第一次到他们寝室里,我震惊不已。衣物乱七八糟堆在柜子里,满得装不下,好些就被挤出来,散落在地下。相比之下,文科生的寝室就要入眼一些。寝室大体还干净。衣服都叠好,放在柜子里。墙上可能还有一些艺术品,画啊,字啊。床上靠里一侧,还整齐地堆有很多风雅深刻的书。
我的宿舍
即使是破口大骂,文科生也多染上些艺术的光环。一个小师弟,看去老实巴交,心里却塞了很多的愤懑,多少有点落魄文人的意思。他专心学了书法治印,学成之后,就在一块硕大的鸡血石上,用潇洒的行书刻下了“见他妈的鬼”这五个大字,端放在床前的案头上。我到他的寝室去,看到这方印,夸了一声好,还说是一个时代一类人的情绪表达。不久,他就把这句话刻在石头上,当成礼物送给了我。
情调是生活的,生活包含着精神和物质,精神和物质互为交流激励。有个外文系的老兄,暑假回来,带的东西都不起眼,唯独一个腊猪头让他最得意。他把那猪头挂在阳台上,时而割下一小块,切成丁,用煤油炉炒了,就是一顿上好的下酒菜。
文科生里拥有炉具的不少,有时煮面条,有时下饺子。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却没有炉具,就轮流做东,到校门口的餐馆里海喝大吃。
一次,走得远了点,到了音乐学院门口一家餐馆去,那家餐馆以肘子炖雪豆而名噪全城。我们吃得多,喝得更多,一个人足足喝了五大海碗啤酒,回来的时候,骑在自行车上,跟飘一样。不得已,只好摇摇晃晃、哼哼呀呀,推着车走回来。
读研究生的时候,上课不再像本科生那样,所以早早就可以到食堂去。遇到熟人,就站在外面宿舍前的平地上,边吃边聊。秋冬相交的时候,大家都嚷道:“收点太阳过冬。”就三五成群站在和煦的阳光里,消消停停地吃和聊。
食堂里经常有卤猪肉卖,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肥瘦不等。买了饭菜,往往就会到卤肉摊那里去,选上一小块,称了付钱,然后让师傅切了。这顿饭就有了些格外的奢侈。我有个师弟,来自农村,被系资料室的一个资料员追上了。那个资料员父母都是食堂工人,卤猪肉摊也许就是他们承包的吧。我这个师弟常常被拉去肉摊帮忙。自然,有他在的时候,我去买肉,肉就会瘦些,斤两上就会让我些。
我们还有更奢侈的时候,就是到校门口的食堂吃饭。通常一个月出去吃几次,轮流请客。点上大蒜炒鳝鱼、回锅肉、宫保鸡丁等等,再来一大碗啤酒,那顿就有了酒席的意味。最后结账也就是12元左右。
那时候,我们很有些富农的感觉。领的助学金是56元,相当于大学毕业生的水平。之外,还到外面上课。报酬可谓丰厚,一小时可以拿到30人民币,而且外带一次正餐。吃馆子多了,就只好多代课。消费大了,代课多了,胆子也大了,就通吃,吃到外专业去。
一天中午,我正午睡之际,却有人砰砰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历史系的老G。他拿着形式逻辑的课本,说两点半就要到外面去代课,要我给他补习一下。端的艺高人胆大,他老兄此前没有修过形式逻辑,却从容不迫,先睡了半小时午觉,才来找我上速成课,然后马上就去现炒热卖。
老G有家有小,却自己把外快全部吃了。舞会过后,女生们往往就会捧着他迫着他,要他请客。后来,他官至厅长,威风八面。每次跟他相聚,他总是无比甜美地沉醉在过去,品咂有声地说,只有那段日子才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这也难怪,他那时是很多女生心仪的偶像。
写论文期间,老G回到外省家里。回归校园的时候,收到了小女生这样的纸条:“你来了,我的生活终于充满了阳光和空气。”另外一个质朴的女生,在跟他分别的时候,给他的留言充满了实证色彩:“你就像一粒味精,让我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那段日子的确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不光老G,连我,也是这样体会的。欢乐是那时候的主旋律,梦想是那时候的主色彩。没有难堪的重负,没有苦恼的算计,生命的每一天早晨和黄昏都是光明绚烂的。人生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每种都往高峰伸延而去。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又充满了现世享受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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