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17年12月14日，为世人留下了经典诗作《乡愁》的余光中老先生于高雄病逝，享年90高龄。让人唏嘘的是，一生辗转流离于海内外的余光中老人，在生命最后的日子终究未能回归故里，倒是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台湾，冷静而平和地陪伴这位曾经的异乡人走上最后一程。
日久他乡成故乡“之意，大概就是你在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地方生根发芽，最后它与你的日常生活盘根错节，并入了灵魂的底色。
然而余光中与一衣带水的中国大陆，终究还是血浓于水的母子深情。新中国成立前夕，苦难深重的中国社会，让这份母子情更添悲怆与深刻。
余光中与南京
1928年，国民党将中华民国定都南京，展开了自国民党北伐以来的黄金“建国10年“。那时候的南京，都市中心遍布荒草与瓦砾，人声寂寥、满目萧条。同年余光中的诞生，恰好见证了南京的复苏：短短10年不到的时间，南京市的人口总数跌破了100万。
好景不长，1937年爆发8八年抗战，民国政府首都迁移到重庆，只有9岁的余光中被迫离开家乡避难。他回忆那段日子也感叹道：“ 9岁那年我逃过了一劫，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离母亲和我不过100公里。”给予余光中生命的母亲之城——南京，从此成为了他心头不可磨灭的胎记。
余光中与重庆
一边是血洗的故乡，一边是求生的欲望。年仅10岁的余光中在战火声中走过了安徽、上海、贵阳与安南，最后在重庆展开了长达7年的巴渝生活。在重庆，余光中生活在悦来古镇的朱家祠堂，枕着嘉陵江水而眠。
由于学校距离当时的家将近10多里，余光中只得定时与母亲写信交流，于是信封上那一枚小小的邮票，就贴在了《乡愁》的开头。在7年的青春岁月里，余光中还学会了四川话。可以说，重庆就像余光中的养母，以江水的雄浑滋养了余光中的艺术细胞。
余光中与台湾
1945年，余光中重返南京。被战火蹂躏过的城市仍未从伤痛中复苏。而余光中，在短暂的2年学习后，又匆匆挥别故乡，以厦门为跳板，自此远走台湾，开始了漫长的70年海外生涯。
如果说南京和重庆是余光中的生母与养母，台湾就是与他厮守一生的爱人。没有乱世的硝烟，一颗陶醉于诗词歌赋的心再度活络起来。在这里，余光中与范我存结成夫妻，并潜心研究翻译与写作。
在梁实秋的推介下，于1955年前往美国开展了5年的异国进修生涯，就像跟情人短暂的一次幽会。其后，再次回到相濡以沫的台湾怀抱里，用漂洋过海的经历继续为自己的文学实业添砖加瓦。
余光中与美国
可以说余光中是不幸而又幸运的人：生于战乱时代，自幼开始颠沛流离的岁月；成年后在异乡实现自己的抱负，也找到了一生所爱。只是，个人的微小命运背后，却是一整个国家的起落，这足以让余光中的人生历程背负着不可承受之重。
如果说美国是余光中的露水情人，那它明艳照人的一面，必然衬托出他内心的浓重阴影。在余光中远赴美国的日子里，异国文化的巨大差异让他始终感到格格不入，而中国的苦难更是让他如芒在背。“当你不在中国的时候，你就成为全部的中国，当你走到异国之地，所有的国耻都会贴到你的脸上，中国的痛楚就是你的痛楚。
文革期间，余光中再次与另一个魅力四射的城市发生了命中注定的关系，那就是香港。在这里，他度过了10余年的执教生涯，创作诗歌多达190首之多。与祖国大陆更接近的地缘与文化关系，让香港像余光中的“第二任妻子”那样，温柔地输送文学灵感，为他缓解思乡之苦，但又给予他足够的心灵空间。
余光中与我
对于余光中，我们的记忆几乎是中学课本里的《乡愁》，可惜年岁尚浅，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对动辄生离死别的旧日子未必感同身受。
我们的乡愁，仿佛很轻，但也重千斤。城市发展火箭般飞奔，人的流动如蚂蚁搬家。
那时的离乡大多是被迫的，现在的离乡却多是主动的。即使选择主动漂泊在外的人，对故乡有种更复杂的情绪：总游离于“能回去但不想回去”和“想回去但不能回去”之间。
如今的乡愁，不仅是空间上的，还有时间上的：我们沉湎于对旧时故乡的怀念，又夹杂了对现在故乡变化的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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