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做完手术第二天。
上午九点，洁白的光线刺进病房，四张床位异常安静。比起昨晚四个病人挨个折腾，眼前难得的消停，似是假象。因为麻醉棒的作用，父亲沉沉地睡着了。我把窗帘拉上一半，重新调高了温度。父亲的嘴唇上爆了一层硬硬的壳，一端已经翘起来。
遵照医嘱，父亲术后一周内不得进食和饮水。想起医生交代过的话，这让我很是惶恐。
紧靠房门的56号病床上，躺着的是一位术后超过七天的病人，被我们称作“老病号”。这位赵伯伯七十岁，比我父亲年长一些，也是胰头切除。照顾她的护工姓徐，四十岁左右的样子，干活很麻利，看着她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伺候赵伯伯，这个亲善的中年女人，俨然成了我的主心骨。
临近中午，护工徐姐拎着食盒推门进来。“空气太干燥，打点果汁给病人喝。”她冲着56号病床的家属说。
我第一次见到徐姐，她正握着大号针管给赵伯做鼻饲。一位年轻的护士站在旁边“复述”操作要领，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手忙脚乱。鼻饲操作是一项很难掌握的护理技术，尽管徐姐一直都小心翼翼，但是后来还是出现了麻烦，一不小心，黄色的流食就迸射到墙壁和被子上。立在一旁的家属们个个都吓傻了，我看得出，他们很想哭，却又不敢哭。
赵伯的胃里进了空气，开始不住的打嗝，虚弱的身体一抽一抽的。
家属跑去喊来大夫，年纪不大的值班医生一把推开病床边的人们，快速封闭了胃管，又命令家属将病床摇高一些。赵伯的小女儿眼泪糊了满脸，扑过去盯着父亲问：“爸，咋样，刀口很疼吧…….”
医生不耐烦地吼道：“哭什么哭，快帮他坐起来，每个插胃管的病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隔着父亲的病床，望着那位异常严厉的医生，想起他刚才说过的话，心里像被钢针又扎了一下。
我想起七天后，父亲需要进食的时候，也需要做鼻饲，做鼻饲的时候，或许也会出现跟赵伯一样状况，我的心里一阵紧张，眼睛又酸了起来。
家里有了病人，所有的家属都会控制不住地对每一个医生示好。送走了刚才一脸凶相的医生，徐姐在几个家属的帮助下，麻利地准备温水和针管，继续给赵伯推流食。我看着眼前这帮人各司其职地给赵伯做鼻饲，想起未来几天同样需要人手的父亲，从未有过的孤独感像狂风一般朝我刮过来。
赵伯在做鼻饲的时候，浑身上下唯一能动就是眼珠子，偶尔十分费力地发出嘶哑，也被切开的气管漏的不成声。
赵伯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四五天，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我从他被病魔抽离得日益干涸的身体上，看到了父亲渐渐枯萎的命运。
父亲允许进食的前一天晚上，我找来了徐姐，跟她签订了雇佣护工合同。随后半个月，这位“雇来的亲人”与我搭伴，共同担负起伺候父亲的责任。为了让父亲每次做鼻饲的时候，能够稍微体面些，我延长了对徐姐的雇佣时间，直至父亲安全出院。
徐姐是位很贴心的护工，每次我跟她当下手为父亲做鼻饲时，她总是手把手教我如何掌握操作要领，当我顺利地把最后一毫升液体推进父亲的胃管，我能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开心。她用掌心的温热一次次鼓励我变得坚强，在她的帮助下，父亲很幸运地避开了鼻饲的各种不良反应，让曾经深感无助的我也安慰了许多。
虚弱的父亲一连十多天都躺在病床上，他再也不能像我儿时那样无坚不摧。看着眼前也会怯懦、会尴尬、会流泪的父亲，我突然意识到当他瞬间病倒后，我们也互为对方的软肋。
无论如何，当父母走到风烛残年，我要做他们最后的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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