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挖到一头“牛”，专家见了，惊喜若狂，激动地说：必须上交！
2012年2月9日，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播出了一个专题节目，名叫《西汉错金银云纹铜犀尊》。
该节目全面地给观众展示一个国宝级的文物——错金银云纹铜犀尊。
这是一个犀牛造型的铜质酒尊。
犀牛目视前方，昂首伫立，肌肉发达，皮厚而多皱，四腿短粗，孔武有力，比例准确，体态雄健。
犀牛的头部有一前一后两只角，两耳短小耸立，双眼为料珠镶嵌，虽小却闪烁有光，神采奕奕。
作为一个酒尊，腹中掏空；尊背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盖，盖有活环，可以开合以注入酒液；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看似獠牙，实为一根管状的“流”。
当犀牛腹部注满了酒，倒酒人只须握住犀牛尾巴轻抬，酒液便从獠牙状的圆管中流出。
最妙的是，犀牛全身布满了用黄金和白银的细丝镶嵌而成流云、游丝，显得华美无比，熠熠生辉。
播音解说员说，该犀尊是1963年，陕西兴平县吴乡豆马村村民赵振秀在村北断崖取土时挖到的，先送至茂陵文管所，后辗转上交到国家文物局，现在，保管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专家们考证，此犀尊发现地为茂陵园区，而历史记载中茂陵曾多次被盗，则犀尊极有可能是汉武帝刘彻的随葬品、在盗掘过程中被遗弃的。专家因此把犀尊的制作时间定位在西汉，称“西汉错金银云纹铜犀尊”。
实际上，对于播音解说员的这段说词，发现和保护犀尊的主要功臣之一——曾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队队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西安半坡博物馆馆长、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中国文物学会理事、陕西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现任《收藏界》杂志社专家委员会主任的吴梓林先生并不以为然。
吴老先生说，把犀尊的制作时间定位在西汉，是郭沫若、史树青等人捣鼓出来的，他不同意。
吴老先生认为，这应该是战国秦国时期的东西。理由嘛，很简单，从宝贝的造型、工艺、纹饰来看便知，和战国时期的同类文物非常相像。
吴老先生回忆说，宝贝是自己当年亲自到豆马村赵振秀家迎回来的，名字“嵌金铜犀尊”也是自己起的。当时，自己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渭水队的队长。陕西考古研究所属于研究单位，不是存放单位，所以就送国家级博物馆。1963年3月8日，这件宝贵的文物，被送往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改名为国家博物馆。国内顶尖级文物专家开了鉴定会，郭沫若、史树青等人鉴定为西汉时期的青铜酒器。
吴老先生说，这东西不是出自茂陵的，可能是战国时秦宫里的官员，趁着战乱从宫里偷出来的。
吴老先生还说，当年经他的手从赵振秀那儿收集起来的，除了犀尊外，还有铜镜、铜锉、漆器、铜环、铜砝码、铜盖弓帽、铜洗等十八件铜，另有两件铁器，以及多种陶器、石器、贝壳等等。最主要的，还有一个盛装犀尊的大瓮，该瓮最大腹径70.6厘米,估计高约50厘米。但不知何故，中央电视台报道只说发现了一只“牛”，其他宝贝却一字不提，难道……
提起往事，虽然已过半个世纪，但吴老先生还是历历在目、仿若如昨。
老先生沉浸在回忆中，说，那是1963年2月4日下午，他当时还不满三十岁，正在进行政治学习，所长突然找到他，递给他一封信，让他看。信是曾在考古研究所工作过一段时间的赵养锋写的。赵养锋在信上说了豆马村铜犀尊出土的事。所长让他去财务拿了200元钱，开了介绍信，尽快动身赶赴现场。
第二天到了豆马村，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大队党支部书记许敬章把他领到了赵振秀家。赵振秀坦承，自己是在村旁挖土垫牛圈时挖出宝贝的。
老先生激动地说，自己第一眼见到宝贝，就断定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价值非凡，但当时不敢流露出激动，强行镇静地对赵振秀讲起了国家的文物政策。一是凡地下出土的文物都属于国家所有，二是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三是对于发现者国家会给予一定的奖励。话没说完，党支书就带头喊口号，说“坚决拥护国家的政策！”党支书建议给赵振秀奖励50元钱，说50元钱就够了。赵振秀也表示同意。于是自己就从带来的200元里数了五张十元的大票子递给了赵振秀。
说到这里，老先生无比惭愧地说，自己当时不应该轻率地听了党支书的话，自己明明带了200元钱，却只给了50元钱，而这宝贝又是如此珍贵的无价之宝……
老先生懊悔不尽，又是摇头，又是叹息，再也说不下去了，只一个劲地表示，现在想起，只想再见见朴实的发现者赵振秀，再见见这位无私的农民大兄弟。
等心情稍稍平复，老先生说，赵振秀不但献出了犀尊，还献出了盛装犀尊的大瓮、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几十件东西，有好几十斤重。
当天下午，打好包，仗着年轻，自己一口气走了十几里路，丝毫不觉得累，等到车站上了车，回到所里，大家蜂拥前来，都乐坏了，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青铜器，太珍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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