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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彩绘:敦煌壁画

敦煌壁画中有种灵形象(佛、菩萨等)和俗人形象(供作人和故事画中的人物之分.这两类形象都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又各具不同性质。从造型上说.俗人形象富于生活气息,时代特点也表现得更鲜明;而神灵形象则变化较少,想象和夸张成分较多。从衣冠服饰上说,俗人多为中原汉装,神灵则多保持异国衣冠;晕染法也不一样,画俗人多采用中原晕染法,神灵则多为西域凹凸法。所有这些又都随着时代的不问而不断变化。

与造型密切相关的问题之一是变形。敦煌壁画继承了传统绘画的变形手法,巧妙地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动物和植物形象。时代不同,审美观点不同,变形的程度和方法也不一样。早期变形程度较大,较多浪漫主义成分,形象的特征鲜明灾出;隋唐以后,变形较少,立体感较强,写实性日益浓厚。变形的方法大体有两种:一种是夸张变形一以人物原形进行合乎规律的变化,即拉长成加灾。如北魏晚期或西魏时期的菩萨,大大增加了服、手指和颈项的长度,濒骨显露,用日之间的距离牧觅,嘴角上翘,形如花瓣;经过变形彻成为风流潇洒的“秀骨治像”。全刚力士则多在横向夸张,加粗肢体,缩短脖项,头圆肚大,棱眉鼓眼,强调体魄的健硕和超人们力量。这两种人物形象都是夸张的结果。

敦煌壁画各个窟的时代都是不同的,所以风格也不是很一致。 较早之十六国和北魏各窟壁画(如275、254、257等窟)感情强烈外露、动态明显夸张的人物造型,以劲细线条勾勒并注重晕染的表现方法,以及用赭红色加散花图案装饰衬底的形式,都明显带有域外或新疆的绘画风格。

西魏(249窟、285窟等)在吸收传统形式并把更多的生活情节和形象融入佛教壁画创造中。通常这个时期的壁画为白粉铺底,以遒劲潇洒的线描和明快的赋色进行绘制。整体上,看来传统画风在敦煌佛教艺术中已得到进一步发展。 北周(290、428、299等窟)通常为大型本生及佛法故事连环画,皆以白壁为底,用流畅的线描勾勒,造型简赅生动,色彩清淡雅丽,虽有的肌肤略作立体晕染,尚存西域绘画遗风,但整体而言,从形象到艺术风格已是汉族传统绘画面貌了。

线条和色彩作为我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语言,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表现力,能够以简练的笔墨,塑造出个性鲜明和内心复杂的人物形象。敦煌壁画全面地继承了这个传统,并适应创造新形象的需要而有所发展。壁画的起稿线豪放自由,粗壮有力。寥寥数笔土红线,一只撒野奔驰的野牛脱壁而出;笔力爽快的接线表现了一群猎仔争先恐后奔跑觅食的活泼神态;“篙山神送柱”一图里的人物和建筑部是不用朽子(木炭条),随手勾描的画稿,显然逸笔草革,仍不失为一幅神采生动的白描。

在不经意的落笔起稿中,往往另有一种自然流露于笔墨问的天趣。 敦煌壁画的定形线是比较严谨的,早期的铁线描,秀劲流畅,用于表现潇洒清秀的人物,如西魏的诸天神灵和飞天,线描与形象的结合,堪称关五无暇。唐代流行兰叶描,中锋探写,圆润、丰满、汗厚,外柔而内刚。

敦煌壁画一开始就不同程度地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形成自成体系的中国式佛教艺术。在这方面,古代画家们立下了丰功伟绩。值得称道的,是在继承和发扬民族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外来艺术时他们那种宏伟的气魄和抉择精严的态度。敦煌壁画对外来艺术的借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借鉴外来人体解剖。

如果把十六国时代的墓室画与同时期的敦煌壁画相比,可以发现:墓画人物多宽袍大袖,造型简略.而对人体解剖不签注意,象征性装饰性的味道饺浓;敦煌壁画人物多半裸或裸体,描写细致,人体比例和解剖较准确,因而真实感较强。同一时期,同为中国画家所作,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差别呢?根本原因是中国绘画与以希腊罗马为中心的西方绘画,同于两个不同体系。中国以写意著称,西方以写实见长。

中国绘画,以儒家礼教思想为基础,讲道德,尚伦理,穿深衣大袍,蔽体深远,笼形体于衣内,因而人物形象不见骨筋,不重立体感,着重表现“寓形寄意”的象征性的装饰美。魏晋十六国墓画即属于这一体系。 敦煌壁画直接受到龟兹壁画的内容、形式和表现手法的影响,而龟兹壁疏又直接传自于印度和阿富汗。印度、阿富汗的佛教艺术里则早已吸收了西方艺术的营养。印度民族能欧善陈,因此壁画中的人物,特别是菩萨,比例适度,解剖合理,姿态优美,手式纤巧,真实地表现了人体美。这种写实手法,为敦煌画家所接受,大大地加强了壁画人物解剖的合理性,弥补了汉晋绘画之不足,促成了新的民族风格的成长。

二、吸收了西域晕染法。

中国绘画起初不饰晕染,战国时代开始在人物顶部饰以红点。两汉时代才在人物面部两颊晕染红色,以表现面部的色泽,虽然有一定的立体感,但不强。西域佛教壁画中的人物,均以朱红通身晕染,低处深而暗,高处浅而明,鼻梁涂以白粉,以尔隆起和明亮。这种传自印度的凹凸法,到了西域为之一变,出现了一面受光的晕染;到了敦煌又有所改进,并使之与民族传统的晕染相融合,逐步地创造了既表现人物面部色泽,又富有立体感的新的晕染法,至唐而达到极盛。正如画史上评吴进子的壁画时所说的“道子之画如塑然”。所以段成式赞叹吴退子的画是“风云将逗人,鬼神若脱壁。”这样的形象,在敦煌壁画里比比皆是。这种新的晕染法,促使壁画的写实风格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敦煌壁画一开始就不同程度地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形成自成体系的中国式佛教艺术。在这方面,古代画家们立下了丰功伟绩。值得称道的是,在继承和发扬民族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外来艺术时他们那种宏伟的气魄和抉择精严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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