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与坏不在性别,而在个人行为。《列女传》的编纂深意亦在于此。今天,我们阅读此书,应该学习其中的嘉言懿行,摒弃内里有损仁德之举,才算是明白此书在现代社会里的真正价值。
晋(传)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南宋摹本局部
《列女传》为西汉刘向所编,今以八卷本最为常见。此书将古代女子分为七大类,分别是母仪(17)、贤明(15)、仁智(15)、贞顺(16)、节义(16)、辩通(15)、孽嬖(16),合共110位古代女子的故事。据《汉书·刘向传》所说,《列女传》之书“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其目的在于以女子之事劝诫天子。
班固《汉书·艺文志》载有刘向所序六十七篇,自注:“《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从这里可见《列女传》包括三个部分,即“传”“颂”“图”。第一部分是“传”文,乃是叙述传主生平大事的文字。第二部分是“颂曰”,则是每篇之末的一段文字,就内容而言似乎有概述列女故事的作用。四字一句,每篇八句。今所见《列女传》前七卷每篇皆有“颂曰”,至第八卷“续传”则无“颂曰”之文。第三部分是“图”,“列女图”乃图画传颂所载女性之画像。根据刘向《七略别录》所言,“列女图”曾经“画之于屏风四堵”,可见列女图能够绘画在屏风之上。
《列女传》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古书,传文最为详审,传主的生平事迹记载悉备,仔细阅读,自是最为适合。“颂曰”之文,言简意赅,具有一定的总括性,与传文有着文体上的差异与区别。《文心雕龙·颂赞》云:“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可见“颂”的写作追求雅正美好,文辞清澄而有光彩,描写像赋,但不进入华艳浮夸的范围;庄重谨慎像铭文,但不同于规劝警诫的含意。《列女传》的“颂曰”正是有着这样的特点。列女图古已有之,但我们今天所得见者,必属后出。刘向所言画在屏风上者,或为第一代列女图,而今所见列女图最早不过宋本,其画风更有明人之迹,可视为后人对传文和颂曰的一种诠释。总之,“传”“颂”“图”三者之关系,有文体之别,有图文之分,引人入胜。
图文相配是《列女传》的一大特色。早在东汉时代,山东嘉祥武梁祠所见汉画像石已有列女图在其中。宋代洪适《隶释》尝就武梁祠画像石加以讨论,明确揭示武梁祠画像之文献依据,乃在“《史记》、两汉史、《列女传》”。汉画像石多包括弘扬儒家孝义之列女,以武梁祠为例,即载有八位列女,分别是梁高行、鲁秋胡妻、鲁义姑姊、楚昭贞姜、梁节姑姊、齐义继母、京师节女、钟离春。巫鸿在《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中云“从这些榜题和图像本身来看,显然这些图像的文本来源是西汉刘向的《列女传》”,指出了武梁祠列女图的来源。
1971年秋天,内蒙古和林格尔地区发现了一座东汉墓。此墓葬可贵之处,乃在墓室的壁、顶和甬道两侧满布壁画。中室南、北、西三面壁上画着许多圣贤、忠臣、孝子、勇士、列女、贤妻等人物和故事,共八十多则。此中古代女子多可与刘向《列女传》所载列女相参看。与林格尔汉墓壁画列女图与山东嘉祥的武梁祠汉画像石大抵时代相若,此处列女图纯为古代女士塑像,大多不含故事动作,同武梁祠画像石之所聚焦有异。
明 汪道昆增辑 仇英绘《列女传》清乾隆四十四年鲍氏知不足斋刊本
东晋司马金龙墓位于山西大同东南约十三里,石家寨村西南一里许,大同至浑源公路的西侧。此墓在1965年11月被发现,其中有屏风五块。漆画屏风创作在北魏太和八年(484年)之前。屏风所绘为《列女母仪图》《列女仁智图》《列女贞顺图》。见于《列女传·母仪传》者,为《有虞二妃》《启母涂山》《周室三母》《鲁之母师》《鲁师氏母》。《仁智传》,为《孙叔敖母》《卫灵夫人》。《贞顺传》,有《蔡人之妻》《黎庄夫人》。此亦可视为列女图的一种。
明代是我国古代版画发展的高峰,郑振铎在《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中云:“中国木刻画发展到明的万历时代(1573—1620年),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光芒万丈。”所谓高潮期,指的是这个时期的版画质高量多,几乎是无书不插画,无图不精工。能够出现这样的高峰,除了技术提升的原因以外,市民大众对书籍里图文并茂的追求自是不可或缺。
茅坤补《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明万历十九年余文台三台馆刊本
《列女传》的重要性原本在于“戒天子”,假设读者为汉代帝王(男性),希望君主览之可以有所鉴戒。时移世易,宋代以后,《列女传》的大量刊刻与传播,其重要性主要展现在对女性三从四德的要求之上。这个时候,《列女传》已经没有了“戒天子”的作用,变成了倡导节烈、压迫妇女的工具,实非汉代编撰本书时的本意。由于读者从男性改为女性,在古代男女知识不对等的情况下,对书里要有配图的需求大为增加,此亦促进了明代版画里出现的“列女图”。
配图本的《列女传》包括:茅坤补《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八卷,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余文台三台馆刊本;汪道昆增辑、仇英绘图《列女传》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鲍氏知不足斋印明万历刻本;《新刊古列女传》八卷,清道光五年(1825年)阮氏摹刊南宋建安余仁仲本;四部丛刊本(据上海涵芬楼借长沙叶氏观古堂藏明刊有图本影印)。
在这几个配图本当中,尤以《新刊古列女传》之配图最为精美而清晰可见。此本分上下双栏,上栏刻图,下栏叙事,含版画百余幅,绘刻古朴、精美。此为清道光五年阮氏摹刊南宋建安余氏本。其底本原为明内府所藏,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此宋刻本尝为钱曾、顾之逵等所收藏,后转归阮元所有,其子阮福于道光五年摹刊于扬州。郑先彬《刘向〈列女传颂图〉研究》云:“但把宋本之图和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宋摹绢本《列女仁智图》对比来看,相差很远,大多图甚至毫无共同之处。”因此,此所言出自顾恺之图尚属存疑。周心慧《明代版刻述略》以为万历早期的建安版画,大都是上图下文形式,人物造型简略,线条粗犷有力,以古朴稚拙的风格而闻名,属于闽建民间艺人的创作。《新刊古列女传》正是建安版画,上图下文,风格古朴,究竟是出自顾恺之,抑或属民间艺人的创作,今实难得知。
《列女传》将古代女子分成七大类别,其中前六种俱属值得仿效的楷模,包括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此等女子,占据了《列女传》七分之六的篇幅,内里有不少脍炙人口的故事。举例而言,在《列女传·母仪传》故事里,所载女子皆是古代伟大的母亲,其养育之恩、教诲之心,终使后嗣成为一代圣王贤君。唯一例外的是在《有虞二妃》的故事里,虽然历述了娥皇、女英之懿行,却无述二人如何教育子嗣,似与“母仪”的主题稍有偏离。至于在《弃母姜嫄》的故事里,可以看到姜嫄如何教导弃种植桑麻:“姜嫄之性,清静专一,好种稼穑。及弃长,而教之种树桑麻。弃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这里指出,姜嫄的性情清净专一,喜欢种植和收获庄稼。弃长大后,姜嫄便教他种植桑麻。弃聪明仁慧,对母亲的教导能融会贯通,最终成了十分有名的人物。
晋(传)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南宋摹本局部
又如在《列女传·仁智传》里,记载了十五位聪明仁智,能够预识难易,进而避危趋安的古代女子。在《赵将括母》的故事里,赵括是赵奢的儿子,可是却不懂真的打仗,只会纸上谈兵。赵孝成王抗秦,任赵括为将军,赵括母亲上书以为不可。然而,赵王不听括母劝告,坚决命令赵括率兵应战。括母因曰:“王终遣之,即有不称,妾得无随乎?”意即赵王如果一意孤行,遣赵括作战,即有不称职的地方,自己应当不受牵连。赵王答应。结果,赵括领兵作战,在三十多天后便被秦军打败,赵括战死,全军覆没。赵括母亲因有言在先,所以没有被赵王诛杀。《列女传》引君子之言,指出赵括母亲乃是非常仁智之人。
刘向编纂《列女传》的目的,在于劝诫天子,前六个主题历述古代好女,最后一卷述及“孽嬖乱亡”,劝谏意味尤其深远。《列女传·孽嬖传》记载了十六名背节弃义,指是为非,导致国破家亡的古代女性。写夏桀之末喜,以为其人容貌非常漂亮,却是少有仁德,暴虐无道。写殷纣之妲己,则记纣王完全唯妇人之言是用,不辨是非,酒池肉林,荒淫无道。写周幽王之褒姒,言幽王为了博得褒姒一笑,不惜熢火以戏诸侯,且在朝廷之上,杀掉忠心劝谏的大臣,一意顺从褒姒,朝野上下互相蒙骗,百姓上下皆离心离德,最后导致周室衰落,地位只能等同诸侯。
汉 刘向《新刊古列女传》清道光五年阮氏摹刊南宋建安余氏本
《论语·里仁》引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见贤人,我们应该要向他看齐;看见不贤的人,便应该自己反省,看看自己有没有与他类似的毛病。《列女传》安排《孽嬖传》置于全书之末,其用意明晰,昭然若揭。司马迁《史记·外戚世家》说:“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指出国家兴亡,与女子相关。女子有好有坏,好与坏不在性别,而在个人行为。《列女传》的编纂深意,其实亦在于此。今天,我们阅读此书,应该学习其中的嘉言懿行,摒弃内里有损仁德之举,才算是明白此书在现代社会里的真正价值。
作者简介
潘铭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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