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原刊于《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 · 中国文学研究所)2020年10月号,感谢刘小枫教授和《二十一世纪》编辑部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网络首发。
1993年夏天,我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新成立的“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做研究员,并参与《二十一世纪》编务,负责书评栏,必要时还得做评论员。
刚上任就接到一项评论任务:1993年夏天,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亨廷顿(1927-2008)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展望冷战之后的世界历史走向,引发全球热议。《二十一世纪》反应迅速,立即组织翻译这篇文章,将在1993年10月号刊出。
我在当年的评论文中写道,既然亨廷顿在文章结尾时宣称,西方国家有必要“维持必要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保护在非西方文化国家的关系中的自身利益”,他又何以可能把国际政治冲突说成是“文明冲突”的体现?[1]
现在看来,必须理解马汉(1840-1914)才能理解亨廷顿。
马汉既是海军军官又是史学家,在他自己看来,其史学成就要远大于军事成就。[2]的确,马汉的史著算得上美国文明意识成熟的历史写照,直到今天仍在养育美国的政治人。[3]
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后不久,有位美国的地缘政治学教授特别安排重印了马汉在1900年出版的《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并撰写了长达60多页(按中译本计算)的“引言”。[4]他这样提醒美国公众:
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
直到1990年代,我国知识界才开始关注马汉,他让我们明白:原来,现代世界史是一部争夺海上支配权的历史。[5]但我们若把马汉仅仅看作现代海战史家、军事战略家乃至地缘政治学家,都过于看轻他了。[6]按照亨廷顿的评价,马汉的著述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甚至种族的弦外之音”,属于“历史哲学而非战争哲学”。他甚至“基于道德和宗教的理由”劝美国人相信,战争是上帝指导下的“人类进步过程的工具”,因而其视角“远远超出克劳塞维茨、约米尼以及其他军事著作家”。[7]
这样的评价已经够高了,但恐怕还没有到位。毋宁说,马汉是欧洲现代文明的自觉担纲者,而且是作为一个美国政治人具有这样的文明承担意识:在他身上,欧洲文明的历史命脉开始向太平洋东岸转移。
马汉的成名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和《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成于1890年代初期,人们通常将两书与马汉在10多年后(1905)发表的《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合称为“海权论三部曲”。这种看法虽然流行,而且几成定论,却不幸是错的。与前两部大著构成“海权论三部曲”的是1897年出版的文集《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与未来》。[8]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记叙了从17世纪中叶到英属美洲“独立战争”结束(1660-1783)的国际海战史,《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描述了马汉心目中的现代世界历史的第二阶段(拿破仑战争阶段)的国际海战史(《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属于这一阶段),《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与未来》紧随其后。这部文集由8篇文章构成,第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向外看”,明显针对美国立国以来形成的“孤立主义”国家意识。
《美国向外看》原刊1890年12月号的《大西洋月刊》,这提醒我们应该想到,马汉写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军事史学兴趣,而是出于现实政治目的,即呼应“南北战争”之后美国文明意识的觉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其著作记录的“不是我的发展,而是这个国家从1890年到1897年的觉醒过程”(转引自亨廷顿/2017,页247)。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绪论”和“第一章”能够充分证明这一点,两者共同展示了马汉心目中的世界史轮廓(罗马帝国– 大英帝国– 美利坚帝国)。这两个部分与其说是《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导论,不如说是“海权三部曲”或马汉的海上强国论的导论——更恰切的称呼是马汉的世界史导论。[9]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绪论”从19世纪中叶以来“科学进步”给海上武装力量带来的巨大变革谈起,以18世纪末期的三场海战为例,证明技术进步对海上军事冲突的战略和战术产生了怎样的实际影响。但若我们仅仅看到这一层,恐怕就读得太浅表了。通过18世纪末期的三场海战,马汉实际上展示的是17世纪以来欧洲的大国更迭,只不过他想要证明,海军实力在大国更迭的博弈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和《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两书中,马汉眼中的“世界性历史时刻”得到充分展开,而在《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与未来》的第一篇文章《美国向外看》中我们看到,马汉说“美国已经从梦中醒来”(马汉/1997,页298),“海权三部曲”的世界历史逻辑就这样贯通了。
“海权三部曲”世界史的第三部并非仅仅是《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与未来》。美国在“美西战争”中轻而易举地战胜西班牙后,马汉上校又不失时机地出版了《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这年的历史时间刚好跨入20世纪(1900)。[10]这时,美国不仅已经夺取西班牙在西太平洋与印度洋连接处的菲律宾群岛,还宣布了针对欧洲大国要求中国“门户开放”的申明(西格,页441)。所谓“门户开放”的实际含义是,支配中国这个“大市场”的权力必须对美国“开放”,现有大国不可把美国排除在外。
“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
与马汉在1890年提出“美国向外看”的呼吁联系起来看,我们值得意识到,马汉的成名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虽然记叙的是发生在欧洲的海战史,他心里属意的其实是太平洋西岸。
马汉在《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开篇就显得颇为兴奋,他说,“最近,美国的扩张向前迈出了坚定的一大步。”但他又随即警告,“美国扩张的倡导者也没有预见到向太平洋以外扩张的空间,他们的视野没有超越夏威夷”,这仍然是一种“防御的视角”(马汉/2013,页458-459)。言下之意,美国政治人的视角应该从防御转为进攻:“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马汉竭力宣扬必须从古巴穿过巴拿马(当时这里正在开凿运河)到夏威夷建立一系列基地网”,以便“用主力舰队和靠前部署海军基地支援英国,控制太平洋”。[11]
所谓最近“美国的扩张向前迈出了坚定的一大步”,显然指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群岛。尽管马汉在“美西战争”初期并没有像当时的诸多“帝国主义分子”那样,“把吞并整个菲律宾群岛”同与西班牙在美洲的冲突联系起来,美国夺取菲律宾后,他仍然非常欣喜。他告诉美国公众,门罗主义仅仅禁止美国干涉欧洲大陆事务,“当然不适用于美国对菲律宾和中国的入侵”。到了1902年2月,马汉甚至认为,夺取菲律宾很有必要,这“给美国提供了进入中国的跳板”(西格,页380-382)。
也许正是多亏马汉的教诲,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就制定了一项作战计划:直接从夏威夷到菲律宾,接着去攻占中国大陆,之后再去攻占日本”。[12]
马汉并不是在“美西战争”之后才提出“亚洲问题”。《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与未来》中有一篇文章题为“展望20世纪”,原刊《哈泼新月刊》1897年10月号。在整个文集中,这篇最有看头,其中所展示的对世界文明冲突的看法,即便在今天来看也颇具前瞻性。
马汉赖以“展望20世纪”的历史地平线仍然是:凭靠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工艺的改进和交通运输的大量增长”,欧洲国家以及美国获得了强劲的“外向势头”(out impulse),整个世界的政治面貌正在发生彻底改变。东西方文明在过去“一直相互分离,各自形成自己独立的世界”,如今则因现代海军的出现而不再相互隔绝,反倒“在地理位置上相互接近”(马汉/1997,页416)。
我们正站在一个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时代,那个或许已被长期拖延的问题将决定性地得到解决: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主导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马汉/1997,页425)
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欧洲人站在欧洲大陆的政治地缘位置上这样说,而是一个欧洲裔殖民者站在太平洋东岸的美洲陆地上这样说,并且是代表整个基督教欧洲文明说这句话。
马汉在这里所说的“东方文明”不是希罗多德眼中的“东方”,而是希罗多德并不认识的东亚。在马汉看来,即将到来的20世纪最值得注意的世界未来前景是:相互隔绝1500多年的东亚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将在谁“主导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的问题上一决雌雄。
当前,摆在文明化的基督教世界面前的伟大任务、伟大使命是,将包围着自己的众多古老而不同的文明——首先是中国、印度和日本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想,完不成使命就得毁灭。(马汉/1997,页425,译文有改动)
我们会对这段话感到惊讶:马汉居然说古老的东方文明“包围着”(surrounded)“文明化的基督教世界”,而且“占据数量优势”(outnumbered)。难道中国人、印度人或日本人没有理由说自己被“文明化的基督教世界”(civilized Christianity)包围?何况,中国、印度和日本文明虽然相互之间有种种历史的关系,还不至于就是一个整体。马汉把东亚的“东方文明”视为一个整体,可见他自觉承担欧洲文明命运的历史使命感何其强烈。这足以提醒我们,不能仅仅从军事学的意义上来看待马汉的“海权[扩张]”论,毋宁说,我们更应该在心里反复掂量他所说的“文明化的基督教世界”所面临的“伟大任务、伟大使命”。
马汉紧接着就说,眼下的世界并不完美,欧洲人不能指望“用理想中的完美手段”把东方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想”,必须借助“强力”(force)为自己赢得时间,并持续“保持强权”(staying power)。毕竟,这个世界还“没有共同标准”,各文明之间的平衡只能靠强权来维持。强权虽然“粗鲁、不完美但并非可鄙的仲裁者”,而且在世界历史上屡试不爽。马汉随即告诉美国公众:世界历史上的罗马帝国是最为彰明较著的史例(马汉/1997,页426)。
一旦把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差不多100年前的《展望20世纪》对照起来看,我们便不难发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显得是马汉的那个“被长期拖延的问题”的升级版。
1996,亨廷顿将文章扩展成了专著,其中的第二章题为“历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亨廷顿旁征博引,展现了西方各色学人对文明的看法,偏偏没提马汉。难道是疏忽?恐怕未必。马汉的说法有过于明显的“美国扩张”论色彩,在后殖民时代,亨廷顿不便提到马汉,但也不需要提到。毕竟,马汉的美国梦已经实现。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Simon & Schuster,1996)
2012,长期担任美国国防部特别顾问的国际政治学教授艾利森提出了“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随即名噪一时,引发广泛关注,很快扩展成专书(2017)。[13]其实,亨廷顿在1997年已经明确提出了中美之间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只不过在当时,由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经历转型期,前途未卜,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他的预断。即便注意到了,多半也会觉得亨廷顿是在危言耸听。
正如修昔底德所指出的,在希腊文明中,雅典力量的增强导致了伯罗奔半岛战争。同样,西方的文明史是一部兴起和衰落的国家之间的“霸权战争”史。……在西方与中国之间缺少这种亲缘关系的权力转移中,武装冲突并非一定会发生,但可能性会较大。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14]
亨廷顿早就知道,马汉“借助于基督教信条、社会达尔文主义、功利主义和民族主义”“详细阐述了美国的昭昭天命这一民间信条”(亨廷顿/2017,页247)。[15]我们是不是应该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同样带有这些“主义”,同样“详细阐述了美国的昭昭天命”?
注 释
[1] 刘小枫,《利益重于文化?》,载于《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号,页26。
[2] 参见西格,《马汉》,刘学成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页428。
[3] 参见J. T. Sumida,Inventing Grand Strategy and Teaching Command: The Classic Works of Alfred Thayer Maha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
[4] 塞姆帕,《学报版引言》,见马汉,《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页1-64。
[5] 比较胡波,《后马汉时代的海权》,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
[6] 参见钮先钟,《战略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页175-187。
[7] 亨廷顿,《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李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页245-246。
[8] 中译见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北京:言实出版社,1997,页296-434(以下简称“马汉/1997”,译文据1897/1917年Boston版有改动)。
[9]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李少彦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以下简称“马汉/2013”)。
[12] 肯尼迪,《二战解密:盟军如何扭转战局并赢得胜利》,何卫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页8。
[13] 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14]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页230。
[15] 比较S. Geisler, God and Sea Power: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Alfred Thayer Mahan,Annapolis:Naval Institute Press,2015。
作 者 简 介
刘小枫,1956年生,重庆人,1986年以《诗化哲学》蜚声学界,1988年发表《拯救与逍遥》,破格晋升副教授。1993年取得瑞士巴塞尔大学博士学位,受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发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沉重的肉身》,学界影响广泛而深远。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文艺学学科带头人。研究方向:古典诗学、古典政治哲学、比较古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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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国》视频
(编辑: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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