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法隆（James Fallon）是一名神经科学家，他的律师朋友有时会让他分析一些暴力凶杀犯的脑部正电子扫描图，按照法律，如果扫描结果显示出罪犯有某种脑损伤，可以为罪犯减轻一些惩罚。法隆发现这些脑部扫描图有些共同特征，即额叶和颞叶脑功能低下，这两部分脑区与自控力和同理心密切相关，这或许解释了杀人犯为什么成为了杀人犯。
法隆在把这一发现写进他的论文并交稿后，就投身到另一个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中去了，在这个研究中，法隆和他的家人作为对照组，做了基因检测和脑部扫描。
2005年10月，法隆正分析着家人的脑部扫描图（图 1），他意外地发现在这些扫描图中，其中有一张，符合杀人犯脑部扫描图的所有特征，或者说，这个大脑的主人应该是个心理变态。他起初以为是工作人员把图片弄混了，但反复核实后，他不得不相信，这个大脑，就是他本人的。（图 2 ：法隆大脑中间的 “边缘系统” 是一团 “黑洞” ）
他从没怀疑过自己会是个心理变态，更没杀过人，所以他理所当然的认为他的通过脑部扫描判断心理变态的理论还不完整，并且继续做着关于凶杀犯大脑的讲座。两个月后，在一次家庭聚会上，法隆的母亲得知他正在做凶杀犯大脑的讲座，就让他看了一本书，这本书是有关他父辈的家族史的，这时他才感到不对劲。
这本书的书名是《离奇谋杀：丽贝卡·康奈尔之死》，丽贝卡·康奈尔是埃兹拉·康奈尔的祖先，后者建立了康奈尔大学。但这本书描绘的故事就没那么美好了，它讲述了丽贝卡·康奈尔如何被他的儿子托马斯谋杀。而弑母者托马斯就是法隆的曾...曾祖父。除此之外书中还提到，在 1673 年到 1892 年之间，法隆的父系有七个人，要么是被指控，要么是被证实谋杀了自己的亲人。法隆的父亲和三个叔叔都是出色的军官，而且是温和的反战主义者，但康奈尔家族总是隔三差五的，差不多 100 年，就会冒出一个杀人犯，算下来，这一辈正好轮到法隆。这本书的作者和法隆的堂兄阿诺德·法隆还走访各地调查了另两支祖父辈分的父系血脉，一支全是嫌疑犯和凶杀犯（共7人，其中两人为女性），另一支祖父辈血脉中的男人们总是毫无理由地离开他们的妻子和情人们。这几条血脉和康奈尔血统中的男性，个个性格冷血，还有谋杀直系亲属的倾向，对外人倒是没有。
法隆的体内流着杀人犯的血液，冷血残酷的人格印在他的基因里，法隆天生就带着一颗“杀人犯的大脑”。他从小是一个幽默淘气而且严格自律的孩子，跟随母亲信奉天主教，甚至在14岁时被评为某教区最佳天主教男孩，但在青春期，他的思想和道德标准发生了奇怪的变化，进入大学后，他放弃了天主教，成为了一名无神论者和自由主义者，选择了生物学专业，儿时强烈的同理心也渐渐离他远去，伴随他的是在接下来10年里850次无端恐惧症的发作，这种与单胺类神经递质有关的精神类疾病说明了他的前额叶皮层在青春期中没有得到良好的第二次发育，这让他不在乎别人的痛苦——这都是他的基因决定的。
他在书中坦白他曾经有过突如其来的邪恶念头，但或许是母亲很早就看到了他身上的问题，这些念头都被母亲及时发现，并用温柔的方式化解和引导。这让他在年轻时没有犯下他父辈们的那些残忍罪行，现在的他已经71岁，似乎也没有能力成为杀人犯了。他说：“可能正是因为我不曾受到暴力虐待，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也一直用爱和支持保护我，我才可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后来他修正了自己的理论，认为心理变态是由三种因素共同导致，三种因素就像凳子腿一样，缺一不可：
1）额眶部皮质以及包括杏仁核在内的前额叶皮质功能低下；
2）基因出现多处高危突变（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战士基因）；
3）童年早期经受过精神、身体或性虐待。
法隆全家人都有战士基因，但他对此一笑置之，就像对自己的脑扫描图那样并不放在心上。他说：“我知道，我没有三腿凳上的第三条腿。”
最后以他在书中的一段话结尾：
“我是一个坚定的科学家，一个专注于大脑神经解剖学的神经学家。我的这一身份也塑造了我看待自己整个成年生活所有行为、动机和道德的方式。在我看来，人类是一种机器，一种我们自己都无法彻底理解的机器。数十年来我也一直坚信，人类对自己是谁和自己的行为几乎无法掌控。我们的先天因素（基因）决定了我们个性的80%，而后天因素（成长环境）只掌控其余的20%。
一直以来，我就是这样看待大脑和行为的。但这个观念却在2005年经受到了与其说是激烈的，不如说是让我难堪的动摇。使我过去的观念不得不向现实的生活不断妥协。我渐渐明白——比以往要更加透彻地明白——人类生来就是如此复杂的生物。我们不能片面看待我们的行为、动机、欲望乃至需求，任何将之简化为绝对的做法都无益于我们对于真相的发掘。我们并非简简单单的好人或者坏人，对的人或者错的人，善良的人或者心怀恶意的人，温良的人或者危险的人。我们不只是基因的产物，并且科学也只能解释人类天性的一部分。”
*图 3：法隆（右）和他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