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Ts和3D打印如何影响文物归还
文|丹·希克斯
翻译|梁若懿
编者按
数字复制时代的到来使得与文物归还问题有关的讨论愈演愈烈，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数字复制和3D打印的新技术为制作文物复制品提供了可能，促进了可能涉及历史遗留问题的相关文物归还办法的拟定；其二，文物复制涉及国际法和伦理道德问题，“文物复制品是否会对原文物的价值进行消解”这一议题值得被重点探讨。然而，文物复制存在泛滥的可能，需要立法立规进行约束,若文物成为NFT数字藏品，又可能产生数字产权争议，引发更多的次生问题。
归根结底，文物归还问题的外在表现形式或许是所谓历史遗留的文物归属问题，内在实质还是在于对文物的价值评估，在于数字化时代的语境中如何对收藏的文物进行“发展”的问题。本文作者丹·希克斯对文物复制技术及文物归还问题进行初步探讨，立足于文物价值议题，与博物馆的制度和实践相联系，对新旧技术进行反思与回望，引发读者的思考与联想。
数字复制时代正在永久改变欧美的收藏现状。
每年春天，一群11岁左右的学生们都会来到皮特·里弗斯博物馆（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和世界考古博物馆）参观，目前我在那里担任馆长，而这群孩子正是来自于我儿时所就读的北伯明翰中学。我总是设法和这群学生见面，和他们谈谈我的工作以及这座博物馆的历史。在2017年的一次访问中，孩子们提出的问题较为特别。他们不仅对海因里希·施利曼在特洛伊的发掘和弗林德斯·皮特里在埃及的发掘感兴趣，还对库克船长在太平洋上的航行以及从苏塞克斯郡霍夫收集来的著名的“瓶中女巫”尤为热衷。“如果你拔掉软木塞，她们可能会逃跑”，这是对“瓶中女巫”的描述。事实上，这群孩子每一次访问时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也是其他游客同样感到疑惑的，但游客们询问的更多是：“他们是如何偷到这些东西的”“你打算何时归还它们”以及“你打算如何处理这些文物归还后所留下的空展柜”。
“空展柜”问题也是当前关于文物归还问题争论的核心。在过去的五年里，不仅在英国，甚至是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公众对殖民偷窃和要求返回等问题的态度和理解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欧美国家的博物馆不再被想象为一条单向通道，简单地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和人类历史文化的珍宝。每周都有关于来自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索赔人要求归还被掠夺物品的新报道。许多归还文物的途径和办法正在被拟定，归还的方法和过程等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讨论。在这些争论中，一个非常普遍的议题是制作复制品的潜在可能，利用数字复制和3D打印的新技术，在保持文物展示方式不变的情况下，促进原始物品的返回。那么，用这种方法来保持博物馆的陈列柜充实的可能性和风险分别是什么呢?
Jan Nikolai Nelles, After 3000 years in the desert's sand and 100 years behind museum walls, I keep smiling!, 2022, deep-fake-photography. Courtesy: the artist
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博物馆实践领域。在今年早些时候，数字考古研究所（一个由哈佛大学毕业的律师罗杰·米歇尔领导的英美项目）表示，它可能会复制帕特农神庙大理石浮雕，以便它们从大英博物馆返回雅典。帕特农神庙大理石雕像是在1801年至1812年间被埃尔金伯爵托马斯·布鲁斯从希腊带走的。当扫描访问被拒绝时，该组织甚至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所谓的“奈费尔提提盗窃”也给柏林纽埃斯博物馆施加了类似的压力，要求其归还最具标志性的对象：1912年由路德维希·波尔哈特领导的德国东方公司考古探险队在阿马尔纳发现的、具有3500年历史的奈费尔提蒂半身像。2019年，艺术家诺拉·巴德里和扬·尼古拉·内莱斯获得了对该半身像的高质量扫描的许可，并在知识共享的许可下发布了这些文件。这一干预引发了关于欧洲博物馆不仅持有实物，而且还持有与实物相关数据问题的讨论。莫妮卡·汉纳是开罗阿拉伯科学、技术和海运学院教授，也是提倡非洲文物归还的领军人物，她告诉我，这种干预是受欢迎的，因为它完成了欧美博物馆在知识和所有权上的垄断需求。今年5月，由设计师奇迪·恩沃巴尼创立的尼日利亚项目Looty发起了一系列干预措施，该项目在网络上被称为“数字化回归元宇宙”——扫描贝宁青铜器，并将数字资产作为限量版NFTs出售，将收益的20%支付给一个基金，用于支持25岁以下的非洲艺术家进行创作，同时推动着非洲索偿者的赔偿事业。
虽然通过新技术复制博物馆藏品的提议激增，但也有着许多与博物馆长期实践相关的提议。无论是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恐龙化石模型，还是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铸型馆（1873年开馆时，建有25米高的空间，以容纳图拉真柱的两个巨大复制品），石膏模型的复制品长期以来一直都是标准的博物馆展示的一部分。当然，博物馆管理员的工作总是涉及到对物品或艺术品进行实质性的干预，这也意味着藏品中的物品很难在策展过程中保持完全不变。在某种程度上，3D扫描和加工的可能会对博物馆的长期的展览实践进行拓展。
然而，当复制品与关于归还的国际对话联系起来时，伦理问题也会被提起。这一点在数字考古研究所2016年的一个项目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安装了帕尔米拉凯旋门的复制品。这座罗马纪念碑是位于大马士革东北部叙利亚沙漠绿洲的世界遗产，最初建于公元3世纪初，用以纪念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皇帝对帕提亚人的胜利。它在2015年被ISIS摧毁。2016年春季，在阿萨德政权夺回帕尔米拉的数周后，该纪念碑的复制品于伦敦竖立。鲍里斯·约翰逊以伦敦市长的身份在这座复制品的揭幕仪式上发表演讲，他说：“这是一座有关技术和决心的凯旋门。”该3D打印的复制品是在意大利制造的，他们从照片中获得的数据，同时将不确定性和异常性引入了纪念碑复制。这个小小的复制品有5米半高度，只有原作的几分之一，三天后便被取下。约翰逊利用媒体宣传的契机描述叙利亚“对摧毁这座拱门的野蛮人的蔑视”，却对叙利亚战争造成的人员损失和英国政府对叙利亚难民的“敌对态度”保持沉默。然而，考古学家们提出的主要问题并不涉及复制品的不准确性，也与强调圣像破坏高于人类生死的政治立场无关，而是涉及了伦理问题。当然，有许多人认为，关于复制或修复什么文物以及如何运作的决定，应该由叙利亚人而不是欧美项目来决定。
Looty, Saeyama Tusk, 2022, 3D render/NFT. Courtesy: the artist
对于艺术史学家来说，机械复制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上个世纪伟大的模仿论和现代性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就此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考：“人类只需要考虑拟态就可得知自然生产的相似性。然而生产相似性能力最强的却是人类。人类察觉相似性的天赋是一种曾经强有力的，变得相似和模仿地表现的欲望的基础形态。也许在人类的所有高级功能中，没有一个不受到他的模仿能力的决定性作用的影响。这种机制是有历史的。”
当本雅明在1933年的论文《论模仿能力》中以这些句子开头时，他很难想象机械复制的历史将会如何发展。两年后，本雅明在其最著名的文章《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艺术品的“灵韵”可通过复制的行为被摧毁。他的论点是关于真实性和模仿能力在电影和摄影时代的现代性下的重生。他提出的关于艺术作品可复制性的问题，在将近一个世纪后依旧被热议。正如本雅明所理解的那样，机械性复制的行为不仅会导致图像的增生，还会导致它的相反方向——通过某种方式吸收生产过程。正如让·鲍德里亚所说，“改变它的结局，改变产品和生产者的地位。”换句话说，复制可以致使一件艺术品价值量的缩减，从而控制艺术品。
上述现象与人类学家在讨论不同社会为旅游市场生产的艺术品现象时所提出的问题有着相似之处。在《民族工艺品的商业化》(1988)一书中，埃里克·科恩指出，当所谓的民族工艺品被一代又一代的制造商作为商品出售给大众市场时，这些工艺品的转变出现了一系列广泛的趋势。他认为，这些趋势包括材料的变化(现代工业材料取代就地制备的天然材料)、尺寸的差异(小型化使艺术品更容易运输)以及时间的节约(将一个地区的古物或建筑的主题设计以各种精致化或简化的形式引入新物品)。
Carving process in the Carrara workshop.
Courtesy: The Institute for Digital Archaeology and Robotor
这里的教训很简单：复制品绝不仅仅是复制品，复制行为对原作的影响不亚于对拟像的影响。铸件和复制品可以改变一件艺术品，改变它的真实性、灵韵、意义，以及作品的连贯性。在归还文物方面，须关注的问题是：谁在控制这些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知识产权问题：谁拥有扫描或打印这些文物的权利？同时，这也是一个更广泛的、涉及数字重建伦理方面的问题。例如，对于需要归还的人类文化遗产，3D打印的想法将被驳回。然而，对于索赔人来说，那些文物就不仅仅代表着祖先，而是在实际意义上成为了他们长期存在的证明，就像人类的头骨一样。因此，3D打印和NFTs的技术可能性与博物馆长期的展示制度具有相关性。由于博物馆及其观众、工作人员、利益相关方和社区都在寻求解决归还问题的办法，因而围绕复制品的争论所引发的技术乐观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新的复制技术并非是中庸之道，它们对文物本身造成的损害可能比制作石膏模型、拍照或制作博物馆文件的旧技术更甚。在归还文物的伦理问题上，我们首先需要承认，个案分析的方法是必要的，对帕台农大理石的解决方案可能无法适用于贝宁青铜器。复制并不是解决文物索赔问题的灵丹妙药。有时候，或许博物馆的展柜就应该是空的，以作为一个反思和回忆的空间，及心灵的回归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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