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虹斌
清代的研究是一潭很深的水，资料之多，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又涉及到对异族统治的历史评价问题，不易公允。有学者指出过，“中国的历史专家，常常是研究谁，就爱上谁。”比如对于“康乾盛世”，有一些清史研究者就像打了鸡血似的，对其研究的帝王充满崇拜，觉得康熙等帝王是“千古一帝”，开创了“万世基业”，常常选择性地忽略他们给老百姓和中国文化带来的深重灾难。这种献媚的姿态，往小里说，这就是一个不够专业的问题。
正因为有一批自觉迎合意识形态的学者，大众接受的也常常就是这种历史。放眼看充斥着荧屏里的宫廷戏，说到汉武“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大地”，说到康熙“再向苍天借五百年”，这种溢美之词不合时宜地加诸在专制帝王身上，令人哂笑。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总喜欢对政治权谋和宫廷斗争津津乐道。唐代赵蕤编撰的《帝王学》，里面收集了大量帝王领导术、权谋术、御人术，尽是阴谋与暗算，但该书自问世以来，受到历代帝王和政治家的高度重视和推崇，乾隆一生多次阅读此书，称之为传世奇书。政治斗争本来就是帝王的工作，钟情于这种东西不足为奇，但如果今日的学者对权谋还抱着一种猎奇或是钦佩的态度，显然是有问题的。
这本《道光皇帝》显然避免了这两个问题，不仅客观，而且好看。道光皇帝王是清中叶的一位没有什么建树的皇帝，既非开国之主，又非亡国之君，但这个平庸的时代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既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语”，又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百年变革的起点、一个新时代的“序言”。简而言之，道光帝是鸦片战争的头号当事人，也是惟一一位跨越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皇帝。选择这个人物，显然是具有深义的。喻大华在书里对道光的评价十分精到：“道光一生勤政图治但鲜有作为；貌似平庸却频断要务；乾纲独断但又不乏集思广益；不拘一格重用贤能，却也大用佞臣；力行节俭反而被后世取笑为抠门吝啬。他资质一般，却不甘于现状；对王朝的没落无力回天，但又以精卫填海般的毅力与勇气去对抗宿命，让我们在感叹的同时又深感无奈。”
知道了道光是这么一个人，也许对中国为什么“被近代化”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我常常在想，皇帝个人的行为对于历史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以前，我相信这种影响是很有限的，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系很早就进入高度成熟的状态，皇帝要行使权力，各方面的牵制非常多，他并不能随心所欲，甚至经常要违心去签署一些令他们不快的命令。也就是说，政治制度起的是决定性的作用。但后来，我发现这在历史上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制度对皇权的有限抑制经常只限于承平时期，并且还是对道光这类资质正常、品德尚可的皇帝。只要皇帝的水准超过水平线以上或不及水平线，那么，人民的灾难就会扑面而来。前者往往好大喜功，直到穷兵黩武；后者则常以个人利益和喜好，直接或间接的手段剥削百姓；出发点虽不同，结果却常常殊途同归。
然而，品德没有重大缺陷的道光，难道就是人民期待的好皇帝么？显然不是的。举例而言，道光为了节省经费，生活节俭，治国吝啬。对一个皇帝来说，听起来真善良可爱。不过，生活节俭让皇家面子上难看，也就算了，但“在讨论诸如海防、边务、黄河治理等问题时，大臣一提到拨款，道光皇帝立即面露不悦之色。”这就造成了某些潜在的危机。况且，他不过是在某些小处节俭，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奢侈之风仍然无法抑制。《道光皇帝》就在一些例子中说到，内务府给皇帝的衬裤上补个补丁，要求报销近千两，道光虽然发现他们就是在欺诈，气急败坏，可还是不得不批了。
喻大华精辟地写道：“后世史家论起道光皇帝的节俭，往往带有些揶揄的色彩。”“为什么乾隆朝挥金如土而国库充盈，如今日日节俭却民生罕裕，‘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吝耶’？作为一国之君，不去大刀阔斧地开源兴利，而在一饭一衣上锱铢必较，这就不是节俭，而是舍本逐末的抠门儿、吝啬了。”真是一语中的。
《道光皇帝》写出了一个人格复杂的帝王。或者说，写出了一个多层次、多面的普通人，只不过他的职业是皇帝。他虽然尽心尽力了，却无法避免命运的失败，这种失败对国家也是一种伤害。这本书所试图逼近的，不仅是历史的真相，还有现实的真相，人心的真相。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