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四十不惑”，我们很容易相信，他是个十分博学的百科全书式的老师，文献中也有很多关于他的博闻强记的记载，如“吴国防风氏”的骨头，季氏家的“石羊”，陈惠公的木杆石头镞的箭等的问题，孔子对前来询问的人都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但事实肯定远非如此，孔子绝对不是通才、全才，更不可能全知全能，毫不夸张的说，孔子的知识总量不会比一个现在的初中毕业生多多少，但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是，一个人的境界跟他掌握的知识的多少没有必然关系。为什么他会确信地说他四十岁就会不惑了呢？
回到《论语》，谈迷惑的地方只有两处，第一处，子张请教如何辨别迷惑？孔子说，你爱一个人，希望他活得好；你恨一个人，希望他立刻死去。对同一个人，又爱又恨，那不是迷惑吗？第二处，是樊迟问如何辨别迷惑，孔子说，一时的愤怒忘记了自己的安危，甚至让父母跟着受累，那不是迷惑吗？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所说的惑不是认知上的困惑，是一个人情绪感情上的困扰。
惑的反面就是“知”，论语中，“知”这个关键词出现了一百多次，表面看来，孔子非常重视“知”，重视作为人要“知”。既然“惑”不是认知上的困惑，人的“知”到底是什么？哲学上，“知”有两层意思，一种是我们生活中常说的知道，另一种“知”是知道“什么是知道”，即反思自己的知道是否真的知道，这叫二阶思维。孔子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话中的最后一个“知”就是抽象的二级思维。二级思维的意义，它可使人从社会的具体情境中走出来，独立反思自己知道什么。苏格拉底也说过“我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但他反思的目的在于求知，认识自然知识，认识真理，苏格拉底认为求知就是人生的意义，道德只是求知的结果，运用理性追求知识是古希腊的终极关怀。而孔子的知是要指向人世间的人伦关系，知是知礼，知善恶的知。《论语》中，子张就当时颇有清誉的令尹子文和陈文子的事例，问孔子他们的行为是否可以称为“仁”时，孔子说，“未知，焉得仁？”意思是，这两个人不知道什么是仁，他就无法做到仁，可见孔子讲的知是人对道德意识的知，不能单凭一个人的外在行为符合“道德标准”就说他是有道德的人，道德是一种“内在的要求”，即一个人没有对道德的觉醒，不能把道德作为自己人生价值的追求时，他是不能达到“仁”的标准的。
“知者不惑”，不惑的孔子已经成为了知者，他所强调的应该是人的理性精神，不是人的知识，是一种价值判断力，判断是非对错、善恶美丑的能力。孔子要弟子们学习知识，就是为了形成这种价值判断力，这种能力的形成，也就是人的道德觉醒，道德觉醒之后，以道德为理想追求的人就是“君子”，“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对道德的追求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顷刻都不能离开的价值追求。四十岁的孔子不惑了，意味着孔子理性精神的确立，这种精神的确立是建立在对个体生命的理解意义之上的。
孔子的“不惑”即是知，不是充塞于大脑中的大量知识，知是理性精神下人的道德自觉，是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求，也即“志于仁”的生命历程。“仁”是一切道德的总和，“仁以为己任”，孔子把道德视为人追求生命意义的一种严肃自觉承担，并且认为人对道德的追求与外界毫不相干。当子贡问孔子说，伯夷叔齐他们当初礼让不肯做孤竹国的国君，结果都跑到国外，生活艰难困苦，是不是后来两个人怨悔了呢？孔子说，“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们追求的是仁德，然后得到了仁德，又怨悔什么呢？可见，孔子“志于仁”不是情绪化的偶尔为之，是一种理性下的价值追求。当一个人有了求仁的意志，假定天下人都不讲道德了，我仍然会坚持操守；假如世界上只剩下了我一个人，道德也是我值得追求的。道德不再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规范，也不是外在教条的约束下的选择，更不是获取社会名誉、地位、声望的手段。孔子赋予道德高于现实社会的超越性，从此以后在求仁的路上不再受政治现实的困扰，也不会被情绪困扰，成了人追求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人人追求做有道德的君子，就形成了社会的共同道德和秩序，中华文明就不再随礼崩乐坏而消亡，他开创了一个生生不息的文化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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