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勿左勿偏，珍惜当下，行稳致远。
毛主席在专列上
1967年7、8、9三个月，毛主席视察了华北、中南、华东地区，调查冀、鄂、湘、赣、浙、沪、豫等省市的文华大革命运动，与各地负责同志进行谈话，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毛主席通过三个月的视察，得出结论:7、8、9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华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号召各派群众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个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转变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
毛主席说对一小撮走资派是要整的，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武斗。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对于有些干部受批判斗争的原因，毛主席分析了原因：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在无产阶级文华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
这时候，毛主席也告诫红卫兵小将：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1]
纪登奎
1967年9月22日，毛主席在回北京的途中，路过郑州。专列停靠在郑州车站。河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组长刘建勋，副组长王新、纪登奎接到通知，登上专列，接受毛主席接见。
参加接见的有杨成武、张春桥。
刘、王、纪登上毛主席专列后，毛主席与刘建勋、王新、纪登奎依次握手。
毛主席与纪登奎握手时，笑道:你是纪登奎，老朋友啦!
谈话开始后，刘建勋向毛主席汇报了河南的“大好形势”，并说:“纪登奎同志在河南文化大革命中可受锻炼了，他在运动中被关了四个多月，批斗，'坐飞机’可多啦!”
毛主席看着纪登奎，说:啊，多灾多难。你说这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纪登奎马上说:“大有好处，锻炼人。”
毛主席关切地问:戴苏理呢?
刘建勋答道:“跟何运洪一派。”
毛主席问纪登奎: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飞机”是什么样子?
纪登奎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飞机’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
毛主席听后哈哈大笑，站起身来，学起坐“喷气式飞机”的样子，弯腰低头，把两只胳膊朝后高高抬起，引得大家笑出声来。
毛主席坐回沙发里，问刘建勋:谁把你调到北京去的呀?
刘建勋回答:“中央命令调的。”
毛主席不满地说:我是事后才知道的。
纪登奎称赞刘建勋:“我们这些人在河南文华大革命中都是建勋同志带出来的。”
毛主席说:这是何运洪干的好事。何运洪那么厉害呀!还有，刘建勋给干部打了招呼，很多干部没有倒。
纪登奎向毛主席汇报了河南文革概况。在汇报到开封问题时，纪登奎说:“开封保守派还有一个据点，我们搞不动他。一个原因是我们不大注意俘虏政策，再就是他们顽固得很。”
毛主席拿起一封电报说:开封的问题怎么样了?我看了一军的一个报告，说纪登奎到开封和一军对抗。
纪登奎回答:“有这回事。我支持开封八·二四，八·二四抵制反动路线，与一军对抗起来，他们就说我去对抗一军。”
王新汇报说:“各级武装部门都垮了。”
毛主席说:军区、军分区、武装部都垮台了，这是好事。垮了，一分为二，总有一些好人。
刘建勋汇报说，造反派中有少数人组织“战团”，搞打砸抢。
毛主席问:死多少人?
纪登奎说:“郑州每天都抓人，打死打伤人。”
刘建勋连忙检讨:“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我们领导上有责任。”
毛主席回想起7月中旬从北京南下路过郑州看到的景象，说:我上次路过郑州，在火车上看到写的标语:“大局已定，二七必胜。”说得对啊。不讲俘虏政策不好。要做工作，发动群众起来。群众不赞成，他们就收场了。但你们不能急，急了不行。抓军队一小撮口号搞不久，现在就不那么香了。
刘建勋说:“现在武斗动枪，原来民兵那一派有枪。不光是大刀、长矛。”
毛主席说:也不必怕。这边也武装起来。武装起来有两个可能，可能打，也可能不一定打。发了枪可能不打。武装起来，他就不敢动。
刘建勋、纪登奎原来的主张是收“保守派”的枪，给造反派发枪，而毛主席主张那边有枪，这边也武装起来。
刘、纪二人同时担心地说:“都武装起来，会打起来的。”
毛主席说:一反对，二不怕。听说你们河南形势很好么。按你们说的，不是问题还很严重吗?
刘建勋解释道:“绝大多数人是好的，形势也是很好的，只是有一部分伤人的问题。”
毛主席对造反派流露出了不满，他说:他们打出兴趣来了。他们不拥军，一拥军就没有对象了。
王新说:“主要应从舆论上把他们的错误思想批判。”
毛主席赞同道:对。你们要：一条搞舆论，一条武装起来。这两条你们还没有做么。
刘、王、纪:“完全拥护主席指示”。
毛主席和他们谈得差不多了，就对杨成武、张春桥说:给他们吹吹风。
毛主席又对刘、王、纪说:你们谈谈吧![2]
所谓吹吹风，就是传达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最新指示。
说罢，毛主席起身进另一车厢休息。杨、张向刘、王、纪传达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谈话。主要内容如下：
毛主席通过三个月的视察，得出结论:7、8、9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华大革明“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号召各派群众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个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转变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
毛主席说对一小撮走资派是要整的，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武斗。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对于有些干部受批判斗争的原因，毛主席分析了原因：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发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在无产阶级文华大革明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
这时候，毛主席也告诫红卫兵小将：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1]
《瞭望》周刊记者王灵书在1988年1月采访纪登奎时，他是这样告诉记者的:“'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批斗。1967年毛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他们没敢说我被关着还没有人身自由呢。省军区领导人匆匆赶来告诉我，说:'毛主席要找你谈话。’我连忙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主席”。“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式气’，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这样一宣传，我的作用就不那么好了。老干部们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都有怨气，都让向我学习。他们吃苦更多了。”
这里有几处失实的地方，至于是记者的疏忽，还是纪登奎记忆有误，有待进一步考证：
第一，关于谈话的时间。文中说到毛主席每巡视一地，都宣传纪登奎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毛主席是7月14日—9月23日到外地巡视的，纪登奎从5月中旬至7月下旬一直在北京参加河南问题的汇报谈判，这期间，毛与纪不可能在郑州见面。也就是说，除了据文献资料记载的9月22日毛主席在郑州他的专列上接见过刘、王、纪之外，毛主席南巡期间没有再与纪登奎谈过话。
与此相关联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说，毛主席与纪登奎的谈话指的就是9月22日那次，那么文中所述的纪登奎被关押着没有人身自由，显然不符合史实。1967年7月28日，纪登奎和拥护他的群众组织河南二七公社是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到河南的，他是“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省革筹副组长，谁敢把他关起来呢?
第三，文中转述纪登奎说挨斗几百次。据不少当事人证实，纪登奎在1967年2月—5月中旬被关期间，确实被批斗，被架了“喷气式”，但只不过被批斗二三十次而已，没有几百次，如果是那样的话，每天都要开几次批斗会呢!
第四，关于河南发枪武装造反派的问题，纪登奎在1984年的整党对照检查中说：1967年秋，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路过郑州。我们向他汇报，少数人打砸抢，时有武斗，甚至发生打死人的事。我们检讨工作没有做好，有责任。毛主席说：“不怕，武装起来。”我们说：“发了枪会打起来的。”毛主席说：“不必怕，这边也武装起来，有两个可能，可能打起来，也可能打不起来。”在省领导讨论时，大家都有点顾虑，有点怕。但都还是表态“拥护毛主席指示。”。[3]
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河南发枪武装造反派是在1967年8月12日，其做法要求军分区、武装部给造反派发枪，把“保守派组织”中原有的武器收缴上来，搞的是“枪换肩”。而毛主席与河南省革委筹备组负责人谈话是在1967年9月22日，河南发枪武装造反派已经过了一个多月。毛主席让发枪是因为听他们汇报说“那边有枪”，所以“这边也得武装起来”，两边都有枪，互相制衡了，“也有可能打不起来”。这是毛主席的观点。河南省革筹给一派发枪，缴另一派的枪，与毛主席“发枪”的精神是不同的。
应该说，河南省革筹决定发枪与康生、陈伯达误导的全国各地的“保守组织”都来河南“开辟战场”的判断有关，也受了江青倡导的“文攻武卫”口号影响，而直接导致省革筹领导人决策发枪的是在开封等地发生的几场武斗中，“造反派组织”吃了亏，他们认为河南形势严峻，如果不给“造反派组织”发枪，实行“自卫”，就不能巩固在“北京汇报”中获得的胜利果实。这才是发枪的主要背景和动因。因此，把河南发枪的责任都算在老人家头上，也是不够“朋友”的。当然，发不发枪，主要由省军区的首长们决策，纪登奎在河南没有军职，他的意见也只是影响了军区首长们的决策。
毛主席接见刘王纪后，河南乃至全国很快都知道毛主席称呼纪登奎为“老朋友”的事情。纪登奎的政治地位大为提高，在河南纪登奎每到一地与干部群众见面，尤其是与二七派的群众见面，人们除了高呼毛主席万岁，就是高呼口号：“向纪登奎同志学习！向纪登奎同志致敬！”刘建勋、王新都享受不到这个待遇。
记得有个材料上说，纪登奎到桐柏县搞大联合，县城的欢迎标语赫然写道：“山笑水笑，我们的老纪来了！老纪来了，山城再一次得到解放！”
足见老纪当时有多红！
河南的大联合，为老纪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聊。
附：王新对毛主席这次接见他们三人谈话的回忆
1967年9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返回北京途径郑州，在专列上接见刘建勋、纪登奎和我。毛主席谈的时候先问了问个人的情况，然后谈了谈生产和运动。
毛主席问刘建勋的问题是：“你怎么到的北京？”刘建勋当时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1966年9月调到北京市委工作，还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毛主席问他为什么离开了河南？刘建勋就说：“是陶铸支持文敏生把我赶走了”。毛主席说：“文敏生夺了你的权？”。刘建勋对文敏生有意见，就说文敏生是陶铸的心腹，是文敏生把他赶跑了，他给毛主席说的就是这么个意思。
毛主席问我：“你是哪个部队的？”。我说我原先一直在陈再道的部队。因为陈再道被打倒，主席就没往下问。
毛主席问纪登奎的时候说：早就知道你啦。反吴芝圃的时候，纪登奎在洛阳当地委书记，郑州会议毛主席批吴芝圃搞得太左，叫他纠正错误。后来纪登奎说，在郑州会议以后，他个人专门给中央发了一次电报，就是给毛主席，说吴芝圃没按毛主席的指示做，告了吴芝圃的状，所以毛主席说“你还不错，老朋友了，知道你。”他就给毛主席说：“我支持造反派，挨斗挨了一百多次，还坐喷气式飞机。”另外，还宣传他的观点，造反派受压了，“文攻武卫”，还有武斗什么的。我插了一句“武斗不行，根本的办法是教育”。毛主席说我这个意见好。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谈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是在火车上谈的。自从这次接见以后，“纪登奎是毛主席的老朋友”传得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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