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在彼得堡的饭店里举行的盛大招待会，有类似追悼会的感觉，燕尾服，上等香槟酒，拙劣的法语，还有祝酒词——鉴于此，我决定参加女学员的集会。
慈善机关的女施主们也亲临这个晚会，她们为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而终生进行着斗争。其中有一位是女作家，阿里阿德娜·弗拉基米罗夫娜·特尔科娃-韦尔格日斯卡娅。我小的时候，她就认识我，我发言之后，她说：“瞧，阿尼奇卡已经为自己争来了平等的权利。”
我在演员的化妆室里遇见了勃洛克。
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去参加维尔哈伦的欢迎会。诗人以感人的直率回答道：“因为那儿有人会要求我发言，而我不会讲法语。”
一位女学员拿着名单来到我们面前，通知我在勃洛克之后朗诵。我哀求道：“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在您之后，我朗诵不了。”他的回答，带有责备之意：“安娜·安德列耶夫娜，你我都不是高音歌唱家。”当时他已经是俄国最著名的诗人了。而我，那两年里也经常在“诗人车间”、“艺术语言爱好者协会”和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塔”里朗诵自己的诗篇，可是在这儿，情况完全不同了。
如果说大舞台能够掩饰一个人，那么小平台就会把他无情地暴露于众。小平台活像断头台。那天，也许是我初次有了这种感受。对于站在小平台上的人来说，场内的人仿佛是一个千头怪物。大庭广众很难控制。在这方面，左琴科是个天才。帕斯捷尔纳克在小平台上也蛮随便。
谁也不认识我，所以当我出场时，便有人在喊：“这是谁?”勃洛克建议我朗诵《我们在这儿是群游手好闲之辈……》，我拒绝说：“每当我读到'我穿上了窄筒裙’时——大家就哄笑。”他回答说：“每当我读到'酒鬼们瞪着兔子一般的眼睛’时——他们也哄笑。”
好像不是在那儿，而是在另外一个文学晚会上，勃洛克听完伊戈尔·谢书里亚宁朗诵之后，回到演员化妆室，说：“他的嗓门油渍渍的，跟律师的一样。”
1913年底的一个礼拜天，我带着勃洛克的诗集去看他，请他签名留念。他在每一本书上都简简单单地写道：“赠阿赫马托娃——勃洛克”(《美女诗集》)。而在第三本上，诗人写了一首短诗献给我《有人会告诉你：美丽是那么可怕……》。诗中说我披着西班牙披巾，而我从来没有那种披巾。当时勃洛克对卡门着了迷，所以把我也西班牙化了。老实说，我的发髻上从来也没有戴过红蔷薇。这首诗是用西班牙抒情诗体写成的，并非偶然。1921年春，我们在话剧大场的后台最后一次会晤时，勃洛克走到我面前问道：“那条西班牙披巾呢?”这是我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到勃洛克家只去过一次，在那唯一的一次访问时，我顺便提到诗人贝内迪克特·利夫希茨抱怨说，只是因为有勃洛克的存在，所以才妨碍了他写诗。勃洛克没有笑，而是十分严肃地对我说：“这我懂。列夫·托尔斯泰妨碍我写作。”
1914年夏，我到基辅郊区达尔尼察去探望妈妈。7月初，路经莫斯科，回斯列坡涅沃村我的家。在莫斯科时，我赶上了第一辆邮车就上了，我在平台上吸烟。火车进了某一站，车停了，月台上空空荡荡，有人把装信的口袋扔了下去。突然，勃洛克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不胜惊讶。我喊道：“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他回头看了看。因为他不仅是位伟大诗人，而且是个善于委婉提问的能手。他问道：“你跟谁同行?”我只来得及回答一句：“一个人。”火车开了。
51年后的今天，我翻开勃洛克的笔记本，我在1914年7月9日这一天读道：“我陪母亲到波得松涅奇纳雅去看一看疗养院。魔鬼在捉弄我。安娜·阿赫马托娃在邮车上。”
勃洛克在另一处说我和杰利马斯以及库兹明娜·卡拉瓦耶娃用电话把他折磨苦了。这事，我可以提供一点证据。
我给勃洛克挂过电话，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有个习惯，他往往把心中想的事说出声来，那天他以特有的直爽问道：“您给我来电话，大概因为阿里阿德娜·弗拉基米罗夫娜·特尔科娃把我说您的话，都告诉了您?”好奇心快把我憋死了，于是我在阿里阿德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接见来访者的一天，去看望她。我问她，勃洛克都说了些什么。我怎么央求，她也不肯说：“阿尼奇卡，我从来不把这位客人议论别人的话传给那个人。”
勃洛克的笔记本使人零星地有所得，它把模糊不清的往事从忘却的深渊中挖掘出来，并指明事件发生的时间。我又想起了那座木结构的伊萨克桥。桥梁燃着熊熊火焰向涅瓦河口飘去。我和我的同行者惊诧地望着那不曾见过的场面。勃洛克作了记载，这一天是1916年7月11日。
革命以后(1919年1月21日)我在戏剧食堂里又碰见了勃洛克，他脸色憔悴，瞪着一对发疯了似的眼睛。他对我说：“大家在这儿见面，仿佛已经到了那个世界。”
大战初期(1914年8月5日)我们三个人(勃洛克、古米廖夫和我)在皇村火车站吃饭(古米廖夫已经穿上了军装)。勃洛克当时走访了军人家属，以便给予帮助。当只剩下我们三人时，科利亚说：“难道把他派到前线上去?这等于把夜莺扔到油锅里炸。”
25年过去了，还是那座话剧大剧场里举行勃洛克纪念会(1946年)，我朗诵了一首刚刚写成的诗：
他说得对——又是街灯，药房，
涅瓦河水，万籁俱寂，花岗石墙……
他站在那里，活像本世纪初，
树立起来的纪念碑一样。
当时他向普希金纪念馆，
挥动手臂告别辞行，
他疲惫地接受了死亡，
作为不应得的安宁。
(乌兰汗 译)
原标题：《安·阿赫马托娃：忆亚历山大·勃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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