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在彼得堡的饭店里举行的盛大招待会,有类似追悼会的感觉,燕尾服,上等香槟酒,拙劣的法语,还有祝酒词——鉴于此,我决定参加女学员的集会。
慈善机关的女施主们也亲临这个晚会,她们为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而终生进行着斗争。其中有一位是女作家,阿里阿德娜·弗拉基米罗夫娜·特尔科娃-韦尔格日斯卡娅。我小的时候,她就认识我,我发言之后,她说:“瞧,阿尼奇卡已经为自己争来了平等的权利。”
我在演员的化妆室里遇见了勃洛克。
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去参加维尔哈伦的欢迎会。诗人以感人的直率回答道:“因为那儿有人会要求我发言,而我不会讲法语。”
一位女学员拿着名单来到我们面前,通知我在勃洛克之后朗诵。我哀求道:“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在您之后,我朗诵不了。”他的回答,带有责备之意:“安娜·安德列耶夫娜,你我都不是高音歌唱家。”当时他已经是俄国最著名的诗人了。而我,那两年里也经常在“诗人车间”、“艺术语言爱好者协会”和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塔”里朗诵自己的诗篇,可是在这儿,情况完全不同了。
如果说大舞台能够掩饰一个人,那么小平台就会把他无情地暴露于众。小平台活像断头台。那天,也许是我初次有了这种感受。对于站在小平台上的人来说,场内的人仿佛是一个千头怪物。大庭广众很难控制。在这方面,左琴科是个天才。帕斯捷尔纳克在小平台上也蛮随便。
谁也不认识我,所以当我出场时,便有人在喊:“这是谁?”勃洛克建议我朗诵《我们在这儿是群游手好闲之辈……》,我拒绝说:“每当我读到'我穿上了窄筒裙’时——大家就哄笑。”他回答说:“每当我读到'酒鬼们瞪着兔子一般的眼睛’时——他们也哄笑。”
好像不是在那儿,而是在另外一个文学晚会上,勃洛克听完伊戈尔·谢书里亚宁朗诵之后,回到演员化妆室,说:“他的嗓门油渍渍的,跟律师的一样。”
1913年底的一个礼拜天,我带着勃洛克的诗集去看他,请他签名留念。他在每一本书上都简简单单地写道:“赠阿赫马托娃——勃洛克”(《美女诗集》)。而在第三本上,诗人写了一首短诗献给我《有人会告诉你:美丽是那么可怕……》。诗中说我披着西班牙披巾,而我从来没有那种披巾。当时勃洛克对卡门着了迷,所以把我也西班牙化了。老实说,我的发髻上从来也没有戴过红蔷薇。这首诗是用西班牙抒情诗体写成的,并非偶然。1921年春,我们在话剧大场的后台最后一次会晤时,勃洛克走到我面前问道:“那条西班牙披巾呢?”这是我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到勃洛克家只去过一次,在那唯一的一次访问时,我顺便提到诗人贝内迪克特·利夫希茨抱怨说,只是因为有勃洛克的存在,所以才妨碍了他写诗。勃洛克没有笑,而是十分严肃地对我说:“这我懂。列夫·托尔斯泰妨碍我写作。”
1914年夏,我到基辅郊区达尔尼察去探望妈妈。7月初,路经莫斯科,回斯列坡涅沃村我的家。在莫斯科时,我赶上了第一辆邮车就上了,我在平台上吸烟。火车进了某一站,车停了,月台上空空荡荡,有人把装信的口袋扔了下去。突然,勃洛克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不胜惊讶。我喊道:“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他回头看了看。因为他不仅是位伟大诗人,而且是个善于委婉提问的能手。他问道:“你跟谁同行?”我只来得及回答一句:“一个人。”火车开了。
51年后的今天,我翻开勃洛克的笔记本,我在1914年7月9日这一天读道:“我陪母亲到波得松涅奇纳雅去看一看疗养院。魔鬼在捉弄我。安娜·阿赫马托娃在邮车上。”
勃洛克在另一处说我和杰利马斯以及库兹明娜·卡拉瓦耶娃用电话把他折磨苦了。这事,我可以提供一点证据。
我给勃洛克挂过电话,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有个习惯,他往往把心中想的事说出声来,那天他以特有的直爽问道:“您给我来电话,大概因为阿里阿德娜·弗拉基米罗夫娜·特尔科娃把我说您的话,都告诉了您?”好奇心快把我憋死了,于是我在阿里阿德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接见来访者的一天,去看望她。我问她,勃洛克都说了些什么。我怎么央求,她也不肯说:“阿尼奇卡,我从来不把这位客人议论别人的话传给那个人。”
勃洛克的笔记本使人零星地有所得,它把模糊不清的往事从忘却的深渊中挖掘出来,并指明事件发生的时间。我又想起了那座木结构的伊萨克桥。桥梁燃着熊熊火焰向涅瓦河口飘去。我和我的同行者惊诧地望着那不曾见过的场面。勃洛克作了记载,这一天是1916年7月11日。
革命以后(1919年1月21日)我在戏剧食堂里又碰见了勃洛克,他脸色憔悴,瞪着一对发疯了似的眼睛。他对我说:“大家在这儿见面,仿佛已经到了那个世界。”
大战初期(1914年8月5日)我们三个人(勃洛克、古米廖夫和我)在皇村火车站吃饭(古米廖夫已经穿上了军装)。勃洛克当时走访了军人家属,以便给予帮助。当只剩下我们三人时,科利亚说:“难道把他派到前线上去?这等于把夜莺扔到油锅里炸。”
25年过去了,还是那座话剧大剧场里举行勃洛克纪念会(1946年),我朗诵了一首刚刚写成的诗:
他说得对——又是街灯,药房,
涅瓦河水,万籁俱寂,花岗石墙……
他站在那里,活像本世纪初,
树立起来的纪念碑一样。
当时他向普希金纪念馆,
挥动手臂告别辞行,
他疲惫地接受了死亡,
作为不应得的安宁。
(乌兰汗 译)
原标题:《安·阿赫马托娃:忆亚历山大·勃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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