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的聪明，就像绳子一样，两股劲儿。苏东坡的聪明就两股劲儿：写文章，他满腹锦绣，但对官场上的那一套，好像就差远了。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对新法提出批评，把王安石给得罪了，弄得脑袋好悬没掉下来。等到了司马光执政的时候，尽废新法，他又提出反对意见，结果，又引起司马光的不满。苏东坡在新旧两党之间的这种两面不讨好，原因或许很复杂，但不管怎么说，弄成这样的结果，从自身因素讲，苏东坡多少有些“咎由自取”；这件事他完全可以做的好一些。
封建社会的官场，宗派、党羽、山头等等，俨然一种无形的隔离区，把游戏其中的人们分成团团伙伙。这种“团伙”，过去称之为“朋党”，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圈子”，一个圈子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你要想置身其外，单枪匹马搞单干，其结果必然被边缘化，也就是说，上面没人支持你，下面没人追随你，孤家寡人也就注定你干不成大事。如果你左右摇摆，那就更了不得了，你会被所有的人瞧不起，不但这个圈子会抛弃你，其他的圈子也不见得会容你。
很显然，这种利益共同体的潜规则，关键的一点是：干什么倒在其次，关键是怎么干、为谁干。王安石和司马光是两个圈子的人，称得上政治上的死对头，可他们都排斥苏东坡，是因为苏东坡提出了甲乙丙丁那么几条意见吗？简单地看，好像是。然而，那只不过是一种表象，王安石和司马光不是那么肤浅的人。他们排斥苏东坡，从本质上说，在很大程度上实在是源于苏东坡立场的暧昧，尽管这种暧昧仅仅是苏东坡给他们的一种感觉。
客观地讲，王安石变法也好，司马光废新法也罢，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苏东坡批评的没错，反对的有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直言的品行可圈可点，不过，他的出发点虽然很好，但毕竟方法欠妥，给人的印象似乎对谁都是鸡蛋里挑骨头，这就难怪两面不讨好。这样的处事，别说在官场上混了，就是做一个普通人处邻居也很容易引起人的反感。
苏东坡年轻的时候，就有大志，敢说话。他曾这样表示“言必当世之过”，即便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一定要“以道对君，不可则止”。考进士的时候，欧阳修之所以对他另眼相看，就因为他年轻人这种敢想敢说的精神气儿。然而，大志固然美好，实现它却要有个过程，实现这个过程固然离不开才气，但重要的还是靠能力。这个能力无疑包含着能办事、会办事，把事儿办成、办好的措施和方法。中国自古及今，很多文人感叹自己怀才不遇，究其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没才气，实在是因为他们缺少这种能力，不会把自己的“理想”经营好，落到位。在处理这件事上，苏东坡也有文人的这个通病，我们不必为贤者讳。
练武的人，有一项基本功就是“站马步”，讲的是根基要牢。只有跟基牢了，你才能站的稳，打人才有力量。否则，人没打着，自己可能反倒摔跟头。这个“站马步”练的就是能力。苏东坡的这种“苟利于国，无不可言”的政治追求靠什么去实现呢？仅仅慷慨陈词，激扬文字吗？慷慨陈词，激扬文字做起来其实并不难，或者说做到这一点，有一点良知和勇气就够了，难的是把你的想法让人接受了，那才叫水平。苏东坡在这方面显然欠火候。
不过，要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怨不得苏东坡。文人讲究的是“达则兼济天下”，可有些文人“达”是“达”了，“兼济天下”没看出来，看出来的倒是不知啥时候滋长的人模人样的做派了。苏东坡毕竟说了他想说的、做了他想做的，他在力量范围内办了自己认为该办的事，他努力了、尽力了，这就是他的能力。我们不能期望一个跳一米八的人越过两米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