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我们的文明需要一本《黄河变迁史》？

一部完备可靠的黄河变迁史为什么重要

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它无数次的迁徙，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关于黄河的研究不乏历代正史中的《河渠志》，以及《水经注》《禹贡锥指》《河防通议》《河源纪略》《行水金鉴》《水道提纲》《历代治黄史》《治河论丛》《中国水利史》等，但这些书对黄河变迁史及历代治河得失都缺乏系统的考证和梳理。时至今日，也只有岑仲勉先生，耗费数年时间在广泛搜集历朝史志中关于黄河的史料、并参考私家著述的基础上，撰写了一部完备可靠的《黄河变迁史》，揭示了黄河三千年变迁的真相，并对历代治河主张言论、治河技术的发展等治河经验进行评判总结，为治理黄河提供了宝贵意见。此书甫一出版，就被誉为“系统研究黄河问题的一部巨著”，受到了李约瑟、河野通博等海外学者高度重视。

黄河自有它的特殊性，我们谈治河，如能够详审它的病源所在，虽然不可能一劳永逸（治河断没有一劳永逸的），但比较长治久安的方法，未必定做不到。又假使不检阅临床证单，唯是脚痛医脚，头痛医头，病是暂时好了；然而今年堵塞，明年复决，明年堵塞，后年复决，这样来处治，哪能一日安宁呢？

在前并非没有人研究黄河的变迁，可惜的他们浅尝辄止，不能把它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结果使得一般人对于黄河的危险性，加以低估，进一步更会影响到策略错误；现在试举治河很有能名的潘季驯为例。

潘季驯的《河议辩惑》曾说：“自宋神宗十年七月，黄河大决于澶州，北流断绝，河遂南徙，合泗、沂而与淮会矣。自神宗迄今六百余年，淮、黄合流无恙。”要把他的话仔细分析起来，不知包含着多少错误：

（一）宋代所谓“北流”，系专指流向沧州那一条河道，和“东流”的专名对立，并不是泛泛指流向山东、河北的河道。

（二）《宋史》所称熙宁十年（一〇七七年）“北流”断绝，只系极短时间的断绝，明年河即复归北道（见第十节）。

（三）熙宁十年之河决，系从山东之梁山泊，分为两股：一股合南清河（泗水）入淮，一股合北清河入海，会淮的途径，跟明代黄河会淮的途径迥然不同（明代由阳武出徐、邳会淮，系金大定六年，即一一六六年以后之变局），而且北流（即普通称不会淮之河流）还未断绝。

（四）熙宁十年河虽一度入淮，翌年即已断绝，具见前文，自此以后，直至大定八年，才再发生由宋代的“北流”改为南北两清河分流的变局（见第十一节）。

（五）贾鲁治河后十余年，河屡决东平，一度分入大清河（一三六六年），这应该是潘季驯所谓北流（非宋代的“北流”），而他却没有算及。

总之，在那五百多年当中，黄河不知经过多少变迁，一般人不能晓得，还可原恕，但出自治河著名的潘季驯口里，实在太过疏略了，这不是会令人低估黄河的危险性吗？

再如清初的学者胡渭，也是知识界中尽人皆知的，他在《锥指例略》里面指出截至康熙三十六年止，黄河曾发生过五次大变：

河自禹告成之后，下迄元、明，凡五大变，而暂决复塞者不与焉。

一、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至长寿津与漯别行，而东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水经》称大河故渎者是也。

二、王莽始建国三年河决魏郡，泛清河、平原、济南，至千乘入海，后汉永平中，王景修之，遂为大河之经流，《水经》所称河水者是也。

三、宋仁宗时商胡决河，分为二派：北流合永济渠至乾宁军（今青县）入海，东流合马颊河至无棣县（今海丰）入海；二流迭为开闭，《宋史·河渠志》所载是也。

四、金章宗明昌五年（实宋光宗之绍熙五年）河决阳武故堤，灌封丘而东，注梁山泺，分为二派：一由北清河（即大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即泗水）入淮是也。

五、元世祖至元中河徙出阳武县南，新乡之流绝。二十六年会通河成，北派渐微。及明弘治中筑断黄陵冈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是也。

但在《锥指》四〇下里面，他把五期改作四期，对最末一期的说法又略有改变，现在也把它全录如下：

定王五年岁己未，下逮王莽始建国三年辛未而北渎遂空，凡六百七十二岁。

自王莽始建国三年辛未河徙由千乘入海……下逮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有横陇之决，又十四岁为庆历八年戊子，复决于商胡，而汉、唐之河遂废，凡九百七十七岁。

自仁宗庆历八年戊子，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实宋光宗之绍熙五年，而河决阳武，出胙城南，南北分流入海，凡一百四十六岁。

自金明昌甲寅之徙，河水大半入淮，而北清河之流犹未绝也。下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会通河成，于是始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凡九十五岁。

最不同的，前头说一淮受全河之水在明弘治中（一四九四年），后头又说在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年），计提早了二百零六年。其实，一淮受全河之水，最早应在金大定十九年，至元二十六年以前，黄河的北流早断，与会通开河无关，胡氏任一种的说法，都有错误，而《例略》的说法更坏。后人不详看《锥指》的正文，所以仍把弘治七年（一四九四年）列作第五次。至于后来黄河再次分支北流，系从至正二十六年（一三六六年）起，但这一年究在某处决口？计到弘治七年（约一百三十年）中间北流的情势怎样？历史上没有明白或系统的揭示，我们只从下列的记事可以看出：

洪武六年八月，河水自齐河溃商河、武定境南。二十四年，河水由旧曹州、郓城两河口漫东平之安山。宣德六年，金龙口渐淤。

正统二年，决濮州范县。十三年七月，决新乡八柳树口，由故道东经延津、封丘，漫曹、濮、阳谷，抵东昌，冲张秋，溃寿张沙湾，东入海。十四年三月，修沙湾堤，不敢尽塞，置分水闸，放水自大清河入海。

景泰元年五月，河决寿张。二年，河决濮州。三年六月，决沙湾北岸，掣运河之水以东。六年七月，塞沙湾决口。

弘治二年五月，一支决入金龙等口，经曹、濮，冲张秋；至冬，决口已淤。五年，河冲黄陵冈，犯张秋，掣漕河与汶水合而北行。八年，筑断黄陵冈、金龙等口。

由此约略晓得，宣德以前，河水仍或断或续地向北方分流，自是以后，金龙口渐淤。正统十三年，弘治二及五年都是特决，景泰元、二、三年决口系因沙湾置分水闸，如把弘治七年作为时期的分划，不单止不切合实际，而且当日入泗、入涡或入颍，河流的大势很乱，只呆守着前人不正确的观点——即南北地域性⸺⸺因人工筑断了北方支流的决口，便算一大变，那末，同时黄河自动地在南方另辟支流算不算大变呢？有大变必有“小变”，大小的分别，恐怕不容易获得满意的界说。如认为时间长的便算大，则长短又是相对的名词，凭甚么来规定？

话还不止，胡渭列为四次大变的金明昌五年，照现有史料来寻究，简直没有那么一回事。这年的河决只是离开汲、胙城两县，经阳武取直线冲出，毫无分流于北清河的痕迹。像这样的水道移动，在黄河变迁史上实司空惯见，13即如河离开浚、滑，胡氏以为在宋隆兴之前，但胡氏并没有把隆兴时代列作一变，依同样的推理，明昌五年便不能算为“大变”。奈向来读黄河史的人们都奉他为权威学者，无条件地接受他的考定，我的初稿写毕之后，也还一样接受他的话，后来修改过程中，才偶然发现他的错误。再后，我又检得《明史》八三有过“金明昌中北流绝，全河皆入淮”的话，更见得我的推定，并不是个人臆测。

而且所谓“河变”，与胡渭同时的学者已有不同的分析，如阎若璩《四书释地续》列举出的河变是：（一）周定王五年河徙邺东。（二）汉武帝元封二年至宣帝地节元年河决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至章武入海。（三）宋神宗熙宁十年河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四）明洪武二十四年河全入淮，永乐九年虽复疏入故道，而正统十三年终合并于淮。只有四次，又不数始建国三年、明昌五年及弘治八年那三次，和胡氏相同的仅周定王、宋神宗那两次，可见学者之间意见很不一致。也就是说，我们很难作出一个界说，规定怎样才算大变，怎样便不算大变。

胡氏的分析固然缺点很多，阎氏也是鲁卫之政。首先而且最重要的，阎氏没有数到邺东故大河之断流。其次，河全入淮并非始于洪武二十四年，永乐九年之复故道又不是把贾鲁的故道整个恢复；即使让一步来说，贾鲁的故道何尝不是河全合淮。反之，正统十三年之决，一支从大清河入海，一支由颍入淮，哪能说河终合并于淮？由这来看，阎氏对于黄河变迁的研究，大致实比胡氏为荒疏；虽然他认周定王五年系徙向邺东，这一点确比胡氏棋高一着。

如果我们还谨守胡渭的方法，把河徙一一编列为第几第几次，事实上将不胜其烦，有时且无法分划，结果必定钻入牛角尖去。为便于整理及避免起见，我曾提议废除胡氏的数字编号法，对于每次河变，只估计其影响，这里不必再烦絮了。

其次，黄河史材料怎样搜采和整理，像金代的初期，金、元交替的时期，历史上都留着模糊或空白的页面，我们首先应该尽各人的力量，剖解残存的材料，加以申明、补充。前人辑地志的方法，大约只把隶属名称，照当代的制度略为更改，其各县所辖的山川，则大致抄袭旧文，记不起黄河的河道是随时改变，没有顾虑到时间、空间，我们千万提防着别要上它的当。

关于上述的种种困难，有时就不能不应用详细的剖析方法，希望可以解决未经解决的问题，写作上于是弄成繁复而无法精简；甚至令人看去，几若离题万里。然而在最近以前，我们没有一部完整可靠的黄河历史，我浪费些无谓笔墨，总会得到阅者的同情和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