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老师国学讲堂 2022-05-06 00:00 发表于福建
《大戴礼记》有所谓“七出”之条，规定妇女凡犯有其中任何一条，丈夫都可以单方面把她休弃。何谓“七出”？
1不顺父母，去；2无子，去；3淫，去；4妒，去；5有恶疾，去；6多言，去；7盗窃，去。
到了唐朝，《唐律》把“七出”之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丈夫不喜欢妻子，只要以其中一条为借口，就可以休掉妻子，作为妻子，要和丈夫“白头偕老”，难矣哉。
历史上更有妻子主动要求与丈夫相离的。《晏子春秋》记载，晏子的车夫为晏子御车，意气扬扬，妻子见了大为不满，说晏子身不满六尺，而为大国之相，你相貌堂堂反而为人御车还觉得了不起，于是提出离婚。汉代的朱买臣家贫，负薪读书，被小儿取笑，妻子觉得羞人，抛弃了他。唐朝杨志坚家贫，妻子要求离婚。刺史颜鲁公“判笞二十，任从改嫁”。（见《云溪友议》）
在古代，天灾人祸不可避免，战争、疾病，荒年恶月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灾难。在灾难面前，人的生存是首先要考虑的，其他问题包括贞节都是次要的。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记述某甲将死，嘱咐妻子说：“我生无余资，身后汝母子必冻饿，……今与汝约，不拘何人，能为我抚孤则嫁之。”这个丈夫考虑到孤儿抚养问题而要求妻子改嫁。同书还记一则为了母亲的赡养而卖掉妻子的故事：沧州董华，一母一妻，在断炊的情况下，与母妻商议，提出“鬻妻以求活”，妻子不从，董华还说：“失节事小，致母饿死事更大。”妻子也只好曲从其意。正如古人所说“夫妻恰似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作者还评论说，他们这种“权变”的做法是对的。
《后汉书.冯衍传》说：“夫妇之道，义有离合。”这种说法符合社会的客观现实，也符合人们的实际要求。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有心实行贞节并不为外界所阻而终能实行之的丧夫之妇，为数的确不多。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从班昭提出“三从四德”到今，“夫死从子”这一条“始终未能实行”。他说，在汉代，“妇女仍能再嫁，不受限制”。刘蕙孙在《中国夫权的出现与发展》中也说，“秦汉以来虽说董仲舒已编造了'夫为妻纲’的鬼话，但在当时影响还不甚大。”即使到了宋代，理学兴起，也只是说归说，做归做，没有人去认真实行过。
到了明代，政府从经济上进行刺激，大力鼓励寡妇守节，才收到一定的“效果”。明政府规定，“凡寡妇守节起自未满三十岁的任何一年龄，能继续保持达五十岁者，可受政府的褒奖而建立牌坊，她的家族并可蒙受荫庇而享受免除公役的权利”。（见《吾国吾民》）到了这时候，有些丧夫的妇女不守也得守，因为她的家族为了政府的褒奖和免除公役，向她施加压力。清承明制，也采取这种政策，守节的妇女才慢慢地多起来。但是，正如林语堂所说，在清代，守节也仅仅“期望于士绅之家，意在博取褒扬，非可责之普通庶民之族”。（见《吾国吾民》）可见，即使在统治者的倡导鼓励下，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有人实行，并非丧夫之妇人人这样做。
古代政府并没有明文规定妇女必须守节，守节问题不属于法律范畴，不管夫在夫亡，妇女可以“从一而终”，也可以不“从一而终”，要看个人具体情况及相关社会关系来定，做法也是相当灵活的。
至于祥林嫂，她的特殊性在于，大伯要收屋，婆婆又要卖她，即使她有心为丈夫守节，也做不到。祥林嫂命运的悲惨不在于守节与否，而在于她被压迫得“守也不是不守也不是”。社会的厌弃，旁人的取笑，恰恰说明这种观念已经蜕变为畸形道德，成了“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鲁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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