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孩子有一个“文学情人”
唐晓敏
让孩子有一个“文学情人”，这是说，应培养孩子对文学的挚爱之情，让文学成为孩子心中的最爱。
法国思想家、教育家、作家卢梭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时说，他自五、六岁时跟他父亲一起读小说，“我母亲留下了一些小说，吃过饭我就和父亲读这些小说。起初，父亲不过是想利用这些的趣的读物叫人练习阅读，但不久以后，我们就兴致勃勃地两国个人轮流读，没完没了，往往通宵达旦，一本书到手，不一气读完是决不罢休的。有时父亲听到早晨的燕子叫了，才很难为情地说：‘我们去睡吧；我简直比你还孩子气呢。’”这一阅读让卢梭有了丰富的内心世界，培养了他坚毅的品格和自由精神。他成年后曾说，自己阅读《英雄传》等作品之后，“头脑中不断为罗马和雅典伟人的思想所盘踞，我仿佛在和他们为伍一般；我自身又是共和国之邦的公民和爱国狂热的父亲的儿子，我已为父亲的身教所感召了；我相信自己就是希腊人或罗马人了；我已将自己与书中的人格融为一体了；当我想到那令人神往的伟人杰士的坚忍和无畏时，不觉间双目炯炯而声音雄壮。”卢梭曾说：“由于这种有趣的阅读，以及父亲和我关于这本书的讨论，便养成我那自由和民主的精神，养成我那高傲而不受屈辱的性格。”
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从童年起，就非常喜欢普希金。她读了普希金的《茨冈人》、《叶甫盖尼?奥涅金》、《波尔塔瓦》、《致大海》等作品。她回忆说：“我的童年是跟着普希金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阅读普希金，决定了她精神世界的高度。并影响到了她生活的诸多方面，甚至是待人接物的方式。她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多方面地决定了我的性格。如果说，我后来在一辈子中——直到仿天，从来都是先写信，先伸出手，或者不怕公众舆论而把双手都伸出去，那只是因为在我的晨露时候，书里面的塔吉雅娜在蜡烛光下躺着，把散开的长辫搭在胸前，当着我的面做了这样的事。”
中国的文学理论家钱谷融讲，他从小学时养成了爱读小说的习惯，最早接触的是文不白的《三国演义》，“读过《三国演义》以后，我对小说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就把家里所有的小说书，一部一部得找出来读。在初中时代，小说就读得更多了……那些书使我大开眼界，在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新天地，我结识了许多与旧小说中所写的完全不同的人物……引起我对人生的思考，在我心头激发起对青春、对未来岁月的朦胧和充满诗意的幻想。”
文学作描绘的，是一个超越现实世界的精神世界，是孩子眼前的“一片新土地”，对一个孩子的成长而言，其生活中是不是有这片“新天地”，结果是大有不同的。这片新天地里有着孩子所敬仰的人物，这些人物是孩子的榜样，孩子通过学习、模仿这些人物并将他们的品质内化而成长。文学激发孩子“对青春、对未来岁月的朦胧和充满诗意的幻想”，这对孩子的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的成长需要有所向往和追求。文学也让孩子与历史、文化相接触和融合。由此，孩子体会到的感情就不仅仅是自身的感情，而是人类的感情。林语堂说过“人如无一个心爱之作家，则是迷失的灵魂。他依旧是一个未受胎的卵，一个未得花粉的雌蕊。一个人的心爱作家或“文学情人”，就是其灵魂之花粉。”我们还可以说，孩子接触文学，不仅仅是得到了雄蕊的花粉，也是得到大千世界的灵气。通过文学作品，历史与境外的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和美好景色会聚于心，他们由此得以体验他们的情感。有着这样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孩子，他们的心灵会既坚毅又柔软。
文学还让人敏于感受。人自然都有感受能力，但若相让感受能力深刻而强烈，则需要文学的熏陶。文学理论家王元骧曾讲过：“我的家乡濒临东海，那里青山起伏，绿水蜿蜒，算得上是一个秀丽的地方。我平时贪玩，家乡的山山水水几乎都留下我的踪迹……我可以说完全是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长大的。但除了嫦娥、吴刚、牛郎织女的故事引起我的一些遐想之外，我几乎感受不到什么自然美。我看到的不过是山、是水、是树木、是大海、是月亮、是星空……是朱自清的《绿》、《荷塘月色》，冰心的《往事》、《寄小读者》，闻一多的《秋色》、《忆菊》、《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再别康桥》，使我睁大了眼睛、开启了心灵，渐渐感受到了夜色的温柔、月色的神秘、晨曦的烂漫、夕照的辉煌、山川的灵秀、大海的壮丽，还有春光的明媚和秋色的斑斓。”
王蒙也说：“原来我对春天没有那么多的感觉，没有那么多的多愁善感，可是在我看了很多描写春天的书之后，觉得这简直是不得了，这草儿青了，花儿红了，还有流水丁冬，还有流水潺潺，还有燕子飞过来了，哎呀，我就感觉春天真那么好！什么“微风吹在脸上没了凉意”，这种感觉一下子把我激活了。……学习给了我感情，对春天的感情，对风的感情，对皎洁的月儿的感情，对花开花落的感情。”
卢梭五、六岁时读小说，茨维塔耶娃也是六、七岁时爱上了普希金的诗歌。孩子这样早能够读懂文学作品吗？自然，我们不能认为他们此时能够完全读懂作品，可是，文学的“懂”是相对而言的。有些作品，我们需要一生的时间来读，也未必都懂。孩子只要有感受，受到感动，这就行了。而孩子读文学时，他们可能比成人更容易受感动。文史学者程千帆就提到：明代诗人王渔洋在诗话里讲到，他小时候读《诗经》，对某些篇章感动得下泪。一个孩子读《诗经》而感动得下泪。这很可能让我们感到诧异。是不是古人早熟，现在的孩子“差劲”了呢？恐怕也不是。关键在于，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的内容变了，孩子的时间、精力和心思都没有投入于文学作品的阅读，而是放在字词的“练习”上。四川师大教授谢不谦在博文中曾说，他的孩子读小学，语文课上孩子的作业是，让孩子每个字写400遍，以及用“玻璃”的“玻”与“璃”、“葡萄”的“葡”与“萄”各组5个词。这可能有点极端。但现在的语文学习，确实是把精力用错了地方。
语文的学习原本很简单、很容易
唐晓敏
语文学习，应该是获得语文能力。语文能力，实际上就是两样，一是阅读，一是写作。如此说来，语文的学习应该是很简单、很容易的。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只要好好读几本小说，就会获得阅读的能力。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叙述自己童年的经历时说：
“我不知道五、六岁以前都作了什么，也不知道是怎样学会阅读的。我只记得我最初读过的书，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我母亲留下了一些小说，吃过饭我就和父亲读这些小说。起初，父亲不过是想利用这些的趣的读物叫人练习阅读，但不久以后，我们就兴致勃勃地两国个人轮流读，没完没了，往往通宵达旦，一本书到手，不一气读完是决不罢休的。有时父亲听到早晨的燕子叫了，才很难为情地说：‘我们去睡吧；我简直比你还孩子气呢。’”
结果是，这种方法，“不久便使我获得了极端娴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
作文也同样是很简单、很容易的。文史学家傅庚生曾说：“在清末民初，五六岁的孩子，到十岁左右，资质不太差的，就可以写文言短篇，大致通顺，文言文的文法、气势、格调、体裁，是有轨路可循的，得其门而入，并不是骇人的难事。”当时的语文学习，确实是很简单的，也就是背诵百十篇好的文章，揣摩揣摩。就会作文了。黄药眠回忆自己小时的学习时讲：上小学时“我们都读古文，什么《滕王阁序》、《进学解》、《赤壁赋》等等”，“在这个高等小学读了三年以后，我的古文写作基本过关。……什么史论、游记等，我都能写了。可以说，我的写作的基本功，在县立高等小学已完成了。”这就是个例子。
现在的语文学习为什么这样难？原因是，我们让孩子学的，只是与语文有点关系的东西，而不是语文本身。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让孩子好好阅读和写作。
帕夫雷什中学的语文教育
唐晓敏
帕夫雷什中学是苏联大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任教和做担任校长的中学。这位大教育家所写的一本书，也叫《帕夫雷什中学》，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这所学校语文教育的特点，就是要求学生大量阅读文学作品。该校的语言文学专用室收集了大量的文学名著，其中包括俄罗斯及苏联的文学作品１１３部，世界文学作品１４９部。更重要的是，按学校的规定，这些书籍，是每个人在上学期间者要看完的。
苏霍姆林斯基在书中写道：“学生应熟读并记住文艺作品中最精采的片段。把这些珍贵的财富保存在记忆里，能够丰富思想情感，能使对待周围世界的精感态更加高尚，能使思考变得容易。如果一个学生不能背诵哈姆雷特和浮士德的独白，海涅和拜伦的诗作片段，果戈理《死魂灵》的片段（即把俄罗斯比喻为飞驰的三套车的那个片段），普希金的《有预见的奥列格之歌》、〈囚徒〉、《我霎时想起一件怪事》、《我是否沿闹市徘徊》柯利佐夫、尼基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舍甫琴科、列霞—乌克兰卡等人美妙的抒情诗，屠格涅夫、契诃夫、科罗连柯、普利施文等人的作品片段，——那么就无法想像他能在智力、道德、审美和情感各方面得到合乎要求的发展。”
苏霍姆林斯基还说：“我校严格遵行一条常规：学生在每个年级都要背熟一定量的课文。时常举办文艺作品朗诵晚会和朝会。这是一种特殊的竞赛，优胜者被奖给书籍。在讨论会上，集会上、读者座谈会上，学生们在自己的发言中引用他们背熟了的内容。”
这就是帕夫雷什中学的语文教育。这所学校的学生，每个人都必须读完俄罗斯和苏联以及世界文学名著共262部，还需要背诵哈姆雷特和浮士德的独白，海涅和拜伦的诗作片段，果戈理《死魂灵》的片段，普希金的多篇诗歌以及柯利佐夫、尼基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舍甫琴科、列霞—乌克兰卡等人的抒情诗，屠格涅夫、契诃夫、科罗连柯、普利施文等人的作品片段。这可以说是文学大餐了！这是这所学校的孩子都能够享用得到的。相比之下，我们的中学生的“用餐”竟是怎样的简陋，几本薄薄的语文课本，几乎是我们的学生语文学习内容的全部。教材太过单薄，“食品”太过贫乏，营养极度缺乏，这就是我们的语文教育的现状。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这种状况也决定了我们只好采取笨拙的教学方法。五十年代以来，我们就指责语文教师讲得太多，确实，讲得是多了些，但反过来想想，老师在漫长的一学期中，手中只有这薄博的一本小书，不多讲讲，如何能打发这半年的时光呢？
不光是讲文章，还得讲语法。有位中学说到：“现在的小学语文教学，教‘春天来了，燕子飞回来了’，其实即使不教，孩子们也会说这句话。到了三年级四年级，就教他们：‘春天’是‘主语’，‘燕子’也是‘主语’；‘来了’和‘飞回来了’是‘谓语’。到了初中，要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复句。到了高中，他们知道了，尽管是个复句，但它是‘并列关系’、‘承接关系’还是‘因果关系’，还可以商榷……”确实，这样的语文教学没有什么效率，但反过来想想，“春天来了，燕子飞回来了”，内容如此简单，语文老师也就只好做些烦琐的语法分析了。否则你“教”什么呀？“春天来了，燕子飞回来了”本身还用教吗？
语文教学中的这些“无用功”，让人联想到当年陈寅恪先生说的一句话：“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别拿《语文》教材太当回事儿
唐晓敏
前几天，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举办的教育沙龙第四期，主讲人讲的是“回望民国基础教育”，讨论时，大家对民国时期的语文教材很感兴趣。可能，这与近日网上的一些文章也有关系。网上的一些文章也在谈论民国时期的语文教材。
民国时期的语文教材确实比现在《语文》教材的强一些。按说，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应该比那时的好，但现在的确实不如当时，主要原因是，现在编教材，都由几个人审查，结果是所有的教材都必须符合这几个人的要求，事实上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自然，水平低于评审者的教材，评审者对编者的指导也有些意义，但编者的水平若是高于评审者，所编的教材，在评审时就根本无法通过；想获通过，只能是降低自己的水准。而民国时期的教材编写比较自由，结果是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大家竞争，容易出现几本好的，而留下来的就是这几本好的。因此，我们今天看到民国时期几本好的教材，自然就很兴奋、很感叹了。
不过，民国时期的教材之所以看上去好些，主要是目前的语文教材太差，而不是当时的教材有多么好。那些教材，在当时是受到很多批评的。
而且，即使教材非常好，它对语文能力的培养，其意义也是很有限的，语文能力的获得，需要的是多读书、多写作。读几十本、几百本书，语文自然学好了。而薄薄几册的教材，就是都“学好了”，也没有多大的作用。
这一点，民国时期的有识之士都深有体会，并多次强调的。如：
胡适说：“按良心说，我们的成绩完全是从《三国演义》、《水浒传》、《新民丛报》等有系统有兴味的文章得来的。”
陶行知说：“中国的教科书，不但用不好的文字做中心，并且用零碎的文字做中心，每课教几个字，传授一点零碎的知识。学生读了一课，便以为完了，再也没有进一步追求之引导。我们读《水浒》、《红楼梦》、《鲁滨孙漂流记》一类小说的时候，读了第一节便想读第二节，甚至从早晨读到夜晚，从夜晚读到天亮，要把它一口气读完了才觉得痛快。中国的教科书是以零碎文字做中心，没有这种力量。有人说，中国文人是蛀书虫。可是教科书连培养蛀书虫的力量也没有。蛀书虫为什么蛀书？因为书中有好吃的东西，使它吃了又要吃。吃教科书如同吃蜡，吃了一回，再不想吃第二回，连蛀书虫都养不成！
周予同说说：“提高国文程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多读多看”，这已成了众口一词的常识，一般名家的优良的国文程度的形成，几乎全都是由自己‘偷看闲书’而得，鲁迅、胡适、郭沫若诸先生的自传中都提到这一事实，当前的许多国文教师，自己回想一下，国文之所以能‘懂’且‘通’，恐怕也是靠自己读的地方多，赖教之指导少。
余冠英说：“我想大家都曾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凡是写作和欣赏能力较高的学生都是爱看‘闲书’的。他们正因为多看‘闲书’才提高了写作和欣赏的能力。教本和教师的力量都不如‘闲书’（我们自己学国文的经验也可以印证。）
这就是说，学习语文，完在多读多写。读多少？前苏联的一个中学提供一个例子，这就是苏联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当校长的帕夫雷仕中学，这所学校给学生提供260多部文学俄苏和世界文学名著，并要求学生读完这些作品。这些作品读完了，语文能力就不成问题。而光是学教材则没有多大的意义，即使是好的语文教材，对于提高语文能力这一目的而言，也是不能胜任的。差的就更不用说了。
语文的“字词教学”害死人
唐晓敏
方才看到谢不谦的博文《我教儿子学语文（小学版）》，文中讲：“儿子上小学，家庭作业，一个生字，常常要抄写两三页，甚至更多。”
还说到组词。作业是怎样用“玻”字组5个词，儿子在母亲的指导下，查找了《辞海》，组成“玻尔、玻尔兹曼、玻利维亚……还有用“葡萄”二字各组5个词，组的词是“葡萄牙、葡人、葡猫、葡犬～～作业发下来，全对。
还有个作业，竟然是问：“爸爸”的反义词。
这就是语文教学中的“字词教学”。这种教学的背后，是西方原子论的观念，即认为：文章是句子组成的，而句子又是字词组成的。因此，字词自然就是语文的基础。而且，也认为，字词作为基础，是最简单的；学习语文，自然要从字词学起。
这种观念，看似有理，实际上却是不正确的。首先，文章是整体，而字词则是对文章或者文字作品“分析”的结果，而分析就是抽象。分解开来的部分，比整体更难懂。譬如。我们在生活中比较容易“认识”一个人，因为他（她）是具体的，活生生的，有其音容笑貌，但想“认识”他（她）的某一器官，就比较难，想认识他的细胞，就更难了。尽管，他确实是由器官乃至细胞“组成”的。语文活动也是一样。认识、感受一篇文章相对容易，而字词则更难理解。所以，古人的语文教学不教字词，他们把时间都用在背诵文章上，阅读了大量的文章之后，字词自然会理解，这是非常聪明的。
多年来，解词的教学耗费了师生的许多精力，而这一教学基本上没有效果。任何一个词，只要是想给它下个定义，就会变得相当繁难，连语言学家都“搞不定”。当然，还不仅是难，同时，这种字词教学也让学生感到没有意思。因而，教学效率非常低下。
陆定一说：“我查了一本书《唐文荟》，知道一千多年前唐代有不少孩子，‘六岁能文’。六岁能文我们一个也没有。难道中华民族的智力退化了？”
中华民族的智力没有退化，退化的是我们的语文教学方式。古人让学生背诵的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今天，我们却让学生用“葡萄”二字各组5个词，让学生组成“葡萄牙、葡人、葡猫、葡犬……”这种字词教学真是害死人！
唐晓敏的博客http://tangxiaominzl.blog.tianya.cn唐晓敏，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教授、院长。1952年生，黑龙江省绥化人。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1982年东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1987年、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博士学位。现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教授、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我院跨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起）。
主要从事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及语文教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承担科研项目主要有：“心理美学（文艺心理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86年起，合作参与）、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华古文论经典集释”（隋唐五代文论卷主编）。主要研究成果有：专著《精神创伤与艺术创作》（1991年）、《中唐文学思想研究》（2000年），合著《现代心理美学》（1993年）《中国文学思想史》（2004年）。教材《文艺心理学教程》（2001年）、《古代文学纲要》（2003年）等。论文有“论中国古代诗人的创作心理动机”、“古文运动先驱者与韩柳文学思想的差异”等40余篇。目前侧重于研究中国古代及域外文学教育经验，以求为中国当代文学教育提供思想资源。
曾获奖励主要有：黑龙江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93年），曾宪梓教师奖三等奖（199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