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决定因素是政治,而不是文化;政治有如土壤,文化是在政治的土壤之上萌芽生长出来的作物。什么样的土壤生长什么样的作物,而不是什么样的作物造就了什么样的土壤。理解了这一点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反对自由民主者们的其中一大部分就是抱着文化决定论的论调反对政治革新的;他们认为,不同的文化只能适应不同的政治,没有完全普世的价值观。这种论调实际上也就是在强调文化的同时,否定了自由和民主可以在任何环境下生长的可能。也正是这类论调,挽救了所谓“特色主义”,为专制政权的存在提供了一线生机。
自由主义是一种相当积极的理论。它相信人类只要认识了到人性的优劣点,并为此制定合理的应对方法,人类就可以实现对自我文明的驾御,能够发展到更加高层次的文明状态。自由主义承认政治存在的必要性,但反对政治权力过度的扩展和放大;自由主义认为:政治的控制领域越少,人的自由就会越多;因此,政治只能控制那些必须控制的领域。
在本书中,哈里森回顾了政治土壤恶劣的毛泽东治下的中国、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和由苏共统治着的前苏联;哈里森分析了经过一战和二战洗礼后不断革新的民主自由为日本带来的成功,还有一度令世界感到绝望的台湾的成功。他以数据的形式对比了包括美国和北欧诸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因为政治制度不同而呈现的区别,以及宗教在文明进程中发生的作用。
201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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