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未大亮，京师崇文门两扇厚重大门徐徐开启。于城外墙根儿蹲守多时的商贩蜂拥而起，推车挑担，疾走进城。经过城门口时，小贩脚步不作丝毫迟滞停留。两旁的胥役从每位小贩耳朵上快速抽走两枚铜钱儿，双方谁也不说一句话。这两枚铜线儿，小贩早已预备好，胥役知道在哪儿抽，彼此默契熟练之极。此幅画面是明代史玄《旧京遗事》所记京城崇文门课税一景，颇为生动。
明清两朝，京师内城九门之崇文门名头甚响，实为差名远播。其差名缘于收税。崇文门税务历代职官胥役长年累月盘剥索要，顽疾难治。京师崇文门税关由此闻名全国。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代宗景泰二年（1451）订立《收税则例》开始对京城的商家收税。不久，于内城九门设税收吏员，对携带货物进城做买卖的商家收取钱钞。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于崇文门外路东设立宣课分司衙门，总览九门税收业务，是为京师税务总机关。孝宗弘治元年（1488），设税关监督职司二员，一为御史，一为户部主事。监督是税关最高职官，之后有太监充任。明代京师九门每年总税额为九万馀两银子，后增至十万馀两。
起初税关胥役只盘查商家担挑车辆货物，后来连私人行李也查验。弘治朝御史陈瑶奏言：“崇文门旧设宣课分司，止收商税，近差御史主事往监其事，以掊尅为能，有伤国体。”（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六》）弘治帝曰：“御史说得是。过去分司常被校尉及无赖搅扰，才派御史主事前去监督。今后止许查验货商，其馀行李车辆，不得搜检阻拦。”即便皇上有谕旨，仍难除积弊。逼得一些商民想尽办法蒙骗税关胥役。
万历朝，太监高某任崇文门税关监督。一天他梦见神仙对他说“明天有两辆鬼车进崇文门，别放进来”。第二天一早，高太监即到崇文门，天大亮以后才把城门打开。他亲自坐守城门口，专盯着有无车辆通过。至午，高太监心想这个时辰鬼不会再来，遂入内吃饭。久之，高太监听见有车辆过城门声音。便喝问左右怎么回事，门吏回答没有车辆进城。高太监挥鞭拷问门吏。门吏始答：“刚才有一人拿出五两一锭银子，要私通过关。小人寻思公开入关不过收取几钱银子，他一出手给了十倍，应当放行。”高太监道：“坏了，这是鬼也。”言罢，急令兵役追赶。那辆车早不见踪影。高太监命人将银锭置入水盆中，银锭竟然漂浮不沉。众人拿出一瞧，敢情是质糊的。后来山东泰安州夜市流行一规俗，商家每收取银钱都用水盆试试真假，以辨人鬼。此俗就源于京师崇文门税关这档“鬼事”。（参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一》）
崇文门这档“鬼事”，应是乖巧之徒用假银子蒙骗税关伎俩。记此事者蒋一葵系万历朝西城指挥使，其所述本朝事或为不虚。之所以“闹鬼”，或因高太监被骗而又未识其招法，遂故作神秘编出梦事以遮掩，把诈贼归结为“鬼”。被人蒙骗毕竟不体面，且涉嫌失察。蒋一葵则依高太监述说记而成篇。
清代，崇文门税务亦设正副监督。正监督为户部满司官一员，副监督为内务府司官一员。监督之下设有奏派正副总办委员二人，负责打理日常事务。其次另有帮办委员二人，称“堂委”。这些司官俗曰“务上”，即“大关”之谓。崇文门税关是京师收税总机关，称“大关”。崇文门税关职司是清代京官最肥差事，其正副监督每年一换。七月二十五日由户部奏请更换，八月二日新官到任理事。帮办委员每年大致可得四五千两银子，奏派总办委员每年所得在万两以上。正副监督则至数万两。（参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户部于崇文门外街口立有官榜，上面详载征税细则。并令顺天府地方官将税则刊印颁发，照章征收，如有偷漏，拿获处罚。各分口税局，另委派胥役家人分任其事，严禁胥役盘剥索要，法令至为详备。京师有分口税局十馀处，最好之肥缺称“桥、坝、海”。即卢沟桥、东坝、海甸三分口。这些分口税局遇到问题不能决断，均须请示崇文门大关。
雍正二年（1724）谕：“崇文门收税及分委各口收税之人，亦有多方勒索、分外苛求之弊。京师为四方辐辏之地，行李络绎，岂宜苛刻滋扰！监收者尤当不时稽察，杜绝弊端。各省关差，若不遵谕旨，经朕访闻，定从重治罪。”（《光绪顺天府志》）
乾、嘉两朝，二帝对京师税关皆有谕旨。总体原则为体恤旅客，加惠商民，严禁勒索苛求。道光二年（1822）谕：“崇文门税局于寻常行李往来，不论有无货物，每衣箱一只，勒索银二两、四两至八两之多。或偶然携带常用物件，不知应税科则，一经查出，辄以二十倍议罚。……责成巡视五城御史，随时前往认真稽察，如有滥行需索，扰及行旅情事，即行据实参奏，不得日久视为具文，务期革除积弊，以惩关蠹，而便商旅。”
税关底层胥吏兵役不是职官，没什么顾忌，他们管索要叫“讨口饭钱”。商民不给，他们最好使的招法就是扣押货物不放行。尤其对操外地口音，初次进京，不知道规矩者，勒索更甚，甚至明抢暗偷。一些外地亲戚朋友打算来京，都先来信打听“入城易否”？商家做的是买卖，谁也耗不起，只好破财了局。进京会试举子一般不招惹他们，前程更要紧，谁也不生闲气。外省官吏入京，官职越高，胥役索要越多。他们知道外官来钱容易，都是阔主儿。但凡疆吏大员进京都有要紧的事情办，这些人也不缺几两银子，所以亦很少跟他们计较。如此惯养得这些税关胥役胆子越来越大。
乾隆朝，山东布政使陆耀擢升湖南巡抚到北京陛见。行至崇文门，税关胥役见陆耀有仆人行李，便以缴税为名索要大笔好处。陆耀虽为疆吏却为官廉俭，根本拿不出那些银子。僵持不下，陆耀把行李用具皆置于城门外，带着仆人空身进城，并对胥役说：“我有身子、耳朵，哪个需要缴税？”到了城里，陆耀跟故友暂借被褥等用具。陆耀陛见后离京出崇文门，又把自己的行李取走了。胥役白帮陆耀照看行李。（参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二》）
道光朝有何某嗜好鼻烟，平日出行必携带精美古雅鼻烟壶十数具，壶中烟料皆上品。一日，何某进崇文门，税关胥役以其漏税为名将鼻烟壶悉数罚没。何某愤恨至极，遂告诉朋友周某。周某曰：“此事好办，一定为君报此仇恨。”
数日后，周某寻得一些疥疮硬痂，研碎后置入八九只鼻烟壶中，假扮商客行至崇文门税关。胥役搜得周某鼻烟壶甚喜，照单全部没收。几个月后，周某又至崇文门，见税关几位胥役皆患疥疮。疥疮属顽疾，极难治愈且有性命之虞。周某见几位全染上了疥疮遂大笑，胥役问他为何发笑。周某从容说出几月前之事，几位胥役甚怒。周某道：“疥疮已入脏脾，你们若赶快悔罪尚且能治，不然内脏全部腐烂，必死无疑。”胥役一听赶紧跪地求周某施舍解药，保证以后再不敢苛刻索要。周某给他们解药并令他们必须紧急悔罪。不久，胥役疥疮痊愈。自此，崇文门胥役盘剥客商事略有减少。（参《清代野史大观.清代述异.卷十二》）
清代崇文门税关每年征税额度为十万二千八百七十两无钱六分，盈余银十一万二千七百七十六两。（参《光绪顺天府志》）清末庚子年（1900），肃亲王善耆任正监督，彻底革除旧章。拳患及外国联军进京之乱平复以后，社会及商业秩序得到恢复，各地货物云集京师，一年税收额达至百万两。善耆任税关监督一年后依例更换，而后的税关额度均参照该年征收，商民负担遂有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