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金光大道的设计思路,私有就是罪恶的,集体一定是天堂。所以在把地主的田分给贫农后不久,领导害怕大家陷入私有制的罪恶深渊,就决定把大家集中起来过日子了。由合作社而人民公社,搞得最为成功时农村人都不必在家做饭了,全去吃食堂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吃得太多了撑坏了不少人。听说领导就此要求大家干稀搭配,并作出了不吃红烧肉的表率,力主清淡饮食。嘿嘿,就因为这样食堂解散了,但公社却还在,集体劳动集体分配一直搞到八十年代初。
在这么一个天堂式的工程里,数亿中国农民是如何生活的?设想是他们在领导的安排下每个人努力的劳作,领导按其出力多少给予一定数量的工分。领导通过一套复杂的计算方法把他们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资与工分挂钩,然后折合成人民币。物资基本按人头平均的分配下去,你挣的工分多就可以在分配物资之外得到一些人民币,若是挣工分少则要欠账名曰“欠超支”。
和其他看上去很美用起来糟糕的东西一样,工分制并不像想像的那么美妙。农业活动本是很复杂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的生产硬是变成规模集体劳作。原本自行安排、自行操作、后果自负的农活,演变成由生产队长指定工作集体面对后果的事。比如令张三去铲草计五个工分,令李四去喂牛计六个工分,令十个男女去插田男的计八个工分女的计六个......这样一来安排是否合理,分配是否合理都成了大问题。嘿嘿,队长同志拥有了极大的权力,他可以安排你干活儿轻工分相对高的事,也可以安排你干活儿重工分相对低的事。而他本人和会计保管员之类的则变成了不干农活也拿工分的“干部”阶层。
表面上的公平掩盖不住实际操作中的种种不公,也无法起到奖勤罚懒的作用。大家都拿差不多的工分,一齐去出工谁出力多谁出力少?嘿嘿,就是那个时代中国农民勤劳朴实得很,也不是完全没有私心杂念的机器。(换今天聪明得多的农民会怎么对付可想而知)搞到底农民天天出工累得要死,干出来的成绩却是相当的差劲。收获不多还要被调拔这把剪刀剪走羊毛,(关于剪刀差对农民的剥夺以后再讲)所以工分折合成人民币时就少得可怜。相当多的地方一个工分只值几分钱,一般也就几毛钱,极少有上一元的。(各地区各公社各队都有差异)劳作一年只得到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的收入,很多甚至还欠下了超支。这样的情况怎么可能令人们感到满意?
别说农民,就是当年下乡的知青也受过这样的苦,他们正值青年又没有家庭负担,开销并不算大,劳力也还可以,居然有相当多的一年下来欠了公社的账,还要向城里父母要钱还债,嘿嘿。试想那些农民呢?据说他们有免费教育,可他们还是要为子女出几元的学费的。据说他们有免费医疗,可他们看病拿药也还是要记账开支的。每一个工分对他们来说都是宝贵的,那怕这工分只值几分钱。
更严重的问题是分配上追求平均主义,觉得平均就是公平,其实平均从来不代表公平。人们干得再少也可以拿到基本口粮,而欠下的超支实际是其他农户对其作出了补偿。按人头分配促使人们需要扩张家庭人口,以达到多分配物资的目的。凡此种种最后形成的结果是:干得多得不到足够的收益,干得少甚至不干也能分到好处,完全成了奖懒罚勤。嘿嘿,加之不允许或是限制私人私营。中国农村出现了荒唐的情况,七十年代建国二十来年了,农村生产的粮食不够吃,鸡蛋、猪肉样样都短缺,嘿嘿。有人非说什么打基础,养个鸡喂头猪要二十年打基础?笑话嘛,封建盛世都能办到的事,金光大道为什么办不到?根本原因是以破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才能解释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仅仅几年功夫农业生产的局面就大变样,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搞这一套的其他国家也无一例外的出现农产品不足的现象。
在自家地里干活,就是比在集体地里干活用心用力,这是人性使然,你不喜欢也没办法,嘿嘿。强行去逆人性而动,不是反人性吗?为集体干活,出工不出力,出力也白搭,年复一年吃不饱饿着肚子去出工,真是阳光灿烂的生活啊。俺常去农村,每每问老农们是否再愿搞人民公社大集体那一套,俺是没听到一个愿意的,到是纷纷对当年的生活大吐苦水。可惜的是他们不上网,没有办法现身说法,给那些妄想走回头路的人以迎头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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