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不安分，共在三所大学读过书。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先后在上海的中国公学、光华大学和杭州的之江大学学习，最后落脚光华，取得了光华大学毕业文凭。战乱时期，难得有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那时大学里女学生很少，为了求学我辗转颠簸，志气不小，主意不小，胆子也不小。寿宁弄的“小二毛”、“九如巷的张二小姐”，第一次用爸爸给的两条腿(爸爸给四个女儿取名：元、允、兆、充，均有两腿)走出苏州，独自面对世界。
一、落花时节
一九二九年在中国公学读一年级时，学校刚刚开始收女学生，班里的男同学占绝大多数，他们对女生感到新奇，有时不免恶作剧捉弄人。有一位姓李的先生是扬州人，他出了个作文题目“落花时节”，发卷子时，全班都发了就是没发我的。我很奇怪，以为一定是文章出了什么问题，在课堂上没敢出声，下了课急急忙忙找到老师追问，李先生用扬州话拉着长音小声说：“莫慌———，莫慌———，跟我来。”到了他的宿舍，他拿出一个很旧的皮箱，打开上面一只很蹩脚的锁，拿出了我的文章。先生不把文章马上给我，而是捧在手里，很慈爱地看着我笑着说：“你的文章很好，很好，我怕在课堂上讲了男学生会抢去，就锁在箱子里了。”我拿到文章，看到上面先生批了一句话：“能作豪语，殊不多觏。”
写落花时节，尤其是女孩子写，都要写秋风秋雨满目愁，我没有这样写，记得我写的是：落花时节，是最好的季节。秋高气爽，是成熟的季节、丰收的季节，也正是青年人发奋读书的好时候。伤春悲秋，是闺中怨妇的事，我生长在一个开明、快乐的家庭，又自认为是“五四”以后的新女性，我为什么要愁？要悲……
母亲怀胎七月，我就急匆匆来到了人世，先天不足，身体一直不好，天生就的急性子，手急、眼快、腿勤、话多。因为我性格开朗、活跃，进大学不久就当选为女同学会会长。有的男学生不服气，常常打碎女同学会会刊的玻璃。一次开会我有事告假，在一项表决时，一女同学受托替我举手。一个姓包的男生刁难说：你能代表吗？如果还有人没来你举三只手呀？第二天我知道了这件事，坚决不答应他，在饭堂门口截住他凶巴巴地问：密司特包，你昨天讲的什么话？什么叫三只手？难道你看见她做什么事情了？你不可以这样，你要道歉，赔偿名誉。这个男同学以后再也不敢欺负女同学了，相反对我特别好，放假我回苏州，他替我拎行李。
当时我已是南国社的社员，女同学会成立一周年纪念，田汉专门为我们写了一出全是女人的戏《薜也萝之鬼》，我在里面演一个资本家的丫头。
中国公学在吴淞炮台湾，我们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常相邀在校门口不远的吴淞小酒店一聚，学红楼诗社行酒令，当然是浅尝辄止。
我和周有光刚刚有初恋感情的萌芽，他有时小心翼翼地到学校来探望我，我总是矜持地从东宿舍躲到西宿舍，嘱舍监对周有光说“张小姐不在家”，有光怅怅然归。这样反复多少次，才有了“温柔的防浪石堤”。因而酒令中有“梨花满地不开门”和“雨打梨花空闭门”，都是给我这“避客不见者”饮的。还有：
……
我现在还坚持作“曲谜”，定期寄给三五好友。喜庆的日子有晚辈的朋友来聚会，我还是要行令，不是酒令是水令，都是由我事先准备的。
三妹兆和和我从启蒙到中学、大学一直同班，在中国公学她也很活跃，当时中国公学女子篮球队“五张”名声在外，照片还登过报纸，我和三妹都在其中。三妹尤其好运动，曾得过中国公学女子全能第一名，谁知上不得大台面，参加上海全市运动会，得了个第末。
二、现在
大学二年级我转到了光华大学，又被推举为女同学会会长。光华的女同学会非常活跃，下设好几个部，在学校里影响很大，校长召开会议研究学校的事情，女同学会会长不到都不开的。我什么活动都参加，在男生面前也从不服输。
学校年年举行国语演讲，我去之前的几年据说都是一个姓赵的男生得第一。我鼓足勇气参加，精心准备了一篇讲稿，题目叫《现在》。我正和周有光谈恋爱，他在杭州民众教育学校教书，我把讲稿寄给他看，他回信说“太哲学了”。我忘了是用一种什么统计方法把大学四年凡是上课念书的时间都加起来，用二十四小时一除整整只有八个月，慷慨激昂语重心长地劝大家要珍惜大好时光，抓住“现在”，好好念书。真是好笑，自己不用功，却一本正经地劝人家。
那次演讲是在光华大学的一个大饭堂里进行的，评判员中有校长和留学法国的哲学家李石岑先生。姓赵的男同学的讲演题目是《铁》，他因为参加了多次演讲，国语讲得比我好。全体参赛者讲完都坐在第一排等待评判结果，会场里安静极了，大家心里都忐忑不安。校长宣布：“第三名……第二名……”我泄气了，总归没有希望了。报到第一名时，校长好像卖关子，半天不报名字。突然，像打了个雷一样———“张允和”三个字一出，全场轰动，我的一个堂房姐姐张镇和，是大伯伯的女儿，我们叫她七姐，是光华大学篮球队长，从最后一排冲到前面，一下子把我举了起来。这是我一生一世最快乐的时刻。现在!现在!现在!这两个字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影响，后来知道法语的“抓住”和“现在”是同一个词，“抓住现在”几乎成了我办一切事的座右铭。
后来听说现场的评定结果是我和姓赵的男同学分数一样，应该是并列第一，请校长作最后的裁决。校长说赵同学年年第一，女学生还从没得过第一，既然分数一样，就张允和第一。原来很危险的，这第一来之不易。
在光华大学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教我们国文的钱基博先生(即钱锺书先生的父亲)从不给我们出题目要求作文章，只给一句话或一篇短文要求作注。如给《大学》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为完成他的作业，要去查大量的古书，这种训练使我终生受益。
三、毕业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企图侵占上海，作为进攻中国内陆的基础。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间，日军借口日本和尚被殴，向上海闸北一带发起进攻。位于吴淞口的中国公学毁于日军炮火，我所在的光华大学也岌岌可危，为了安全，只好又转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
我十分珍惜在这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时期还能有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又埋头圣贤书。记得写了一篇论文《塞上岑参》，很得老师好评。
其时周有光正在杭州工作，这和我敢于只身来求学有很大关系。每逢周末，我们相约在花前、西湖月下，漫步九溪，“重重叠叠山，曲曲弯弯路，叮叮咚咚泉，高高下下树”，良辰美景伴着我们的恋情由朦胧走向成熟，一双惹人羡慕的“才子佳人”，一对洋装在身，洋文呱呱叫的新式青年，却怎么也鼓不起手搀着手并肩走的勇气。
三妹谈恋爱时也和我“同学”，她和沈从文的爱情也在这时有了眉目。
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又回到了光华，和我同时上大学的三妹这时已毕业，她大学念了三年，我跳了三个学校，四年半才毕业，最终拿到了光华的文凭。
四、封面女郎
在光华的同班同学有储安平、赵家璧等，在学校时和他们来往不多，没想到一走出校门碰到的两件事都和他们有关系。
这张照片是在上海王开照相馆拍的，不久有人告诉我，发现店里放了一张很大的放在橱窗里作广告，那时认为这是一种很不光彩的事，我气冲冲地跑到照相馆和店主大吵了一顿，他们自知理亏，马上道歉并撤下了照片。谁知不久赵家璧办的杂志《中国××》用这张照片作了封面，我也当了一回封面女郎。
五、女人不是花
一九三六年春天，我到了苏州，我因为有了小平、小禾两个孩子，辞去工作定定心心相夫教子。城市不大，熟人很多，经过朋友的介绍，《苏州明报》托人找我希望能帮他们主编“苏州妇女”，这是《苏州明报》的一个版面。我当然愿意，念了这么多年书，自己本来又欢喜动动笔，这一下真的当了编辑、记者，自己写自己编，我的干劲很高。
南京的《中央日报》有“妇女家庭”版和“文艺副刊”版，主要是由我在光华的同学储安平、端木新民夫妇负责的，有一段时间他们去英国留学，光华同学代储安平编“文艺副刊”，我代端木新民编“妇女与家庭”版。我为“妇女与家庭”写的第一篇稿题目是《女人不是花》。那时妇女参加工作的很少，有一些部门虽要女人来，也多是只起一些点缀作用，当摆设，做花瓶。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人，也希望天下所有的姊妹都不做这样的人。我原是很喜欢养花花草草的，这时候却为了实践自己说过的话，连花也不养了。一种幼稚的决心，一种自觉的反叛，缤纷的鲜花在我的眼里竟一直成了过眼浮云，以至现在我还是只养草不养花。
我的编辑记者生涯很短暂，“七七卢沟桥事变”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我走上了逃难的路。
一九五六年四月，周有光调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我随他又一次来到北京。从此落地生根，生命中的另一半留在了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的一点一滴变化，每一次的动荡和变革，都在我的生活中留有印记。
一、我要回上海
事情又巧又不巧，我的脑子又好又不好，安顿好行李，我到沙滩的浴池洗了个痛快澡，一身清爽地回到住处。猛抬头，看到了两块并排的大牌子：“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人民教育出版社”，我心中一阵慌乱，忙四下张望。“张先生，您怎么在这儿？”正是几年前历史编辑室的工友老韩奇怪地看着我。我顾不上回答，跑回房间，早就忘掉的委屈涌上心头，大哭着对周有光说：“我要走，我要回上海!”周有光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是慢性子，遇到什么事都能沉住气，慢慢地劝我，让我的情绪稳定下来，接受了这种现实。我又在沙滩住了下来，抬头低头都是熟人，认识我的人比认识周有光的人多。日子不好过，但照样过去了，这一住，整整二十五年。
俞平伯
二、恩师俞平伯
北京有朋友知道我欢喜昆曲，介绍我认识了俞平伯，他是我一生中最后一位老师，是我最尊重的恩师。一九五六年，在俞平伯的倡导下，成立了昆曲研习社，俞平伯任社长，大家看我是从上海来的，认为上海人一般都很会交际，就推举我为联络组组长。当年的《北京晚报》上曾有这样一则消息：
“北京昆曲研习社，自七月间由俞平伯等人发起组织成立。举俞平伯、项远村、袁敏宣等十一人为社务委员，并成立传习、公演、研究等七组。俟后又经文化部与北京市政府大力扶助，社员由最初二十五人发展至七十人。现已由文化部领导进行研习工作。”
曲会的大文章都是俞平伯先生亲自写，小文章，如说明书、通知、请柬、电报、回信等等，俞先生总是说：“张二姐，你来。”我每次写好都请俞先生过目、修改才发出去。平日里我写的诗和散文也都请先生指教。俞先生说我的散文写得比诗好，他尤其喜欢我的散文《入场》，他说：“张允和的文章结尾悠悠不断的，很有味道。”
我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昆曲中，笔底自然流露出对生命、自然的热爱。一九六五年的十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昆曲———江南的枫叶》，开头的一段是：
北京是“天淡云闲”的秋天，到处开遍了菊花。典型的江南城市———苏州也正是“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时候了。从南方寄来的信里，附了一份昆曲观摩的节目单，使我不只是怀念我的第二故乡，更怀念着昆剧的群英会。昆剧，这个承继着优良传统的剧种，它像是严霜后的枫叶一样灿烂夺目。
晓平看了我的文章说：“你的文章很有天才，可以写下去!”这好像是父亲对儿子说的话，谁知道是儿子对母亲的夸奖，好笑!
在曲会里，大家都叫我“张二姐”，俞先生也随大家这样叫。五十年代末，上面号召我们写现代戏、唱现代戏。我们就响应号召，挖空心思写，我写了一出《人民公社好》，还记得里面有一段是写公社的供销社的，有一句台词是“楼上有绸缎，楼下有葱蒜”。这出戏还演过一次。还有一出是由话剧《岗旗》改编的，俞先生和俞太太做了前半段曲，后半段要我做，我从没做过曲，就大翻曲谱，最后还是由名曲家吴梅的儿子吴南春完成的。
我一生有几次败笔，写样板戏可以算其一，现在想想也很有味道。
我和俞平伯、许宝驯夫妇的友情持续终生。我这里还有一首一九七四年写给莹环大姐的诗：
三、牡丹亭梦影双描画
我从小和大姐、四妹逢“场”必唱《游园惊梦》，到了曲会后，我教十一二岁的小孩子还是演这一出。把大姐(柳梦梅)、四妹(杜丽娘)的戏教完了，小丫头没有人演，我来!十一二岁的公子、小姐，却配上我这样一个快五十岁的“小丫头”，不丑吗？不丑，我挺开心的。
排《西厢记》的“寄柬”一折，又因为丑角要讲苏州话，北京票友不会讲苏州话，没有人能演，我说我来。就这样索性改行专门演了“丑”。一九五七年在北京南池子的政协俱乐部，我们第一次演了这出戏。(我演的琴童这时正藏在桌子下面)
张生：红娘姐，请你帮我带封信。
红娘：你要把“红娘姐”三个字头尾去掉，只叫当中这个字。
张生：难道要叫你“娘”不成？
红娘：不是这么个叫法，要叫“我那嫡嫡亲亲的娘”，我才给你带了信去。
张生：(对桌下琴童)不要出来，不许出来!
———我那嫡嫡亲亲的娘———
我从桌下钻出来，钻到红娘和张生的中间，用地地道道的苏白来一句：
———还有唔笃个爷(ya)勒里来!(还有你的爸爸在这儿呢!)
这张照片已被苏州昆曲博物馆放大收藏。
演出《牡丹亭》一直是俞平伯和曲会同志们的最大心愿，但由于清朝以来的文化专制和其他因素的影响，留在舞台上的仅有《游园》、《寻梦》等十几出了。我们选了华粹琛整理编写的本子，由俞平伯亲自订正。从选剧本到演出整整经过了三年的时间，当时《牡丹亭》的改编剧本有三四个，我们选的是最完整的一个。
剧中小春香由十三岁的小孩子许宜春扮演，我演“石道姑”。石道姑的戏不多，可要打个“引子”，虽说是“一曲二白三引子”，但因为没有伴奏，引子很不好打，稍不留意就可能荒腔走板。“引子”要女低音，而我平时唱惯了女高音，只要有伴奏，笛子多高我多高。我天生有个不怕难的脾气，反反复复地练，总算成功了。曲会的《牡丹亭》常在王府井的文联大楼演出。一九五九年十月国庆十周年在长安大戏院，演出两场。
我又要演戏又要当好联络组长，忙得很。周恩来总理很关心曲社，也很爱看昆曲。总理每次来，都没有前呼后拥的随从，静悄悄地当一名普通的观众。但我只要知道总理要来，一定把前几排和总理的座位四周都安排好熟识、可靠的人。
康生有时也来看我们的演出。
这是我当年的一页日记：
1957-11-03
昨晚我和耀平(有光)、晓平、诗秀(儿媳)一同步行回家，还是十二分的兴奋。大家谈得很迟才睡。坐在耀平身后的南斯拉夫领事馆的洋人，跟耀平说“守岁”的两个角色是好演员。又说我说的是南方话。
昨晚小宜春戏完，到好婆(周有光母亲)身边去，好婆坐在第三排看我们的戏，位子在周总理的前面，周总理跟小宜春握手，谈了很多。总理问她：“几岁了？”“十三岁。”又问：“小学几年级？”“中学。”周总理奇怪地问：“这样小就是中学了？”“不，刚进中学。”又问：“那里人？”“无锡，你呢？”“我是淮安。”“那做爷爷的是你的爸爸？”“不是，是我真正的爷爷，七十多岁了!”“那你爸爸呢？”“是画家。”
一九六四年昆曲研习社宣布解散，十五年后恢复活动，我被选为社长。我时时刻刻告诫自己，要一点一滴地向老社长俞平伯先生学习，为自己毕生热爱的昆曲再尽一分力。
四、曲终人不散
一九七九年我七十岁生日的时候，周有光送了我一套《汤显祖全集》。他真是懂我的心思，这一年《牡丹亭》近三百八十岁了，我从不大识字就“读”起，至今对《牡丹亭》百读不厌。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本来就家喻户晓的“莎士比亚”又从国外回来了。这当然是好事，可我的脑筋又开始乱转：我们的汤老(显祖)比莎翁还要大十四岁，长幼有序，不能忘了中国戏剧的老祖宗。我的脑筋乱转一番之后就一定会有行动，动手给我的朋友、大百科的姜椿芳写信，提议纪念汤显祖，演出他的名剧《牡丹亭》。姜椿芳把信转给了文化部，文化部很快有了批示，一九八五年，纪念汤显祖诞辰四百三十五周年的大型昆曲演出在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和国外的许多曲友都赶来参加，最让我高兴的是远在美国的大姐和四妹都回来了。
大姐又演柳梦梅，四妹再演杜丽娘，我虽没有上场，可比粉墨登台心里还痛快，还过瘾。俞平伯说这张照片是“最蕴藉的一张”，除了大姐、四妹的表情身段外，可能还有更多的含义。这时的大姐快八十岁了。
我的昆曲生涯，准确的说，是昆曲舞台生涯，也有个悠悠不断的结尾……
我演最后一场戏时，我的第三代，晓平的独生女———小庆庆出生不到一个月，当她能够这样“手托香腮想未来”的时候，一定在想：
杜丽娘复活了，未来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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